「暴力 / 和平」的修辭幻象——以八九民運為例

文：黃敏

暴力抑或和平的抗爭手段，從來都是視情況而定，這一點接近常識，但近來越來越多人將兩種手段放置於非此即彼的位置上，而這可能是致命的修辭效果。

近來聽到不少抗爭手法的討論:網上平台裏，有人認為三十多年來和平抗爭成果不大，是時候要暴力抗爭；有人認為暴力抗爭不但野蠻，更會招人口實;當然，還有天天大吵大嚷打左膠的本土派……

然而去年「9.28」即使沒有暴力抗爭，不也號召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嗎？今天婦女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不都是由世界上無數以暴力推翻舊制度的運動爭取回來的嗎?如果你夠冷靜，其實會發現上述批評沒有說明當時的情況。原則要放在特定情況下考慮，這非常重要，例如殺人不對，但法律也容許自衛殺人。上述忽略情況的爭吵，只是以自己心中的標準來衡量別人，而無關現實。然而，搞社會運動的目標，總不是為了自我滿足吧？（除非，你認為自己的標準是在任何時刻唯一正確的。如此入型入格，我也無意擾人清夢）社會運動要成功，於是需要切實可行的方法，問題是怎樣才算「切實可行」？

答案可以很簡單也很複雜：睇情況囉。甚麼意思?就以八九民運為例說明吧，在六四二十七週年之前。一來借古鑑今，二來認為悲悼除了解道德之慰，亦是為了把握深刻的歷史意義。

八九例子之一：大軍壓境

八九民運通常會讓人想起學生絕食，和伴隨而來的崇高的犧牲精神，但運動中群眾行使的暴力同樣不可忽視。 1989 年 6 月 3 日深夜戒嚴部隊進城，應為人熟知，然而軍隊首次進城其實在 5 月 20 日。 5 月 19日，李鵬和楊尚昆公開指責學生運動，決定「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第二天清晨，七、八個軍事部隊（每個部隊約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從四方八面向北京推進，大批裝甲車和軍隊先後在北京城郊外圍出現 [1]。

然而軍隊遇上了北京市民的阻擋，始終被拒於城外。群眾聽到軍隊進城的消息，或在公路上偶然發現軍隊，便聚集起來阻擋軍隊，或通知附近的人前來增援。人們動用了所有物資阻礙軍隊，例如將下水管道、混凝土柱子等巨物置於路上，甚至將大卡車、公共汽車橫擺在公路上，攔截軍隊卡車[2]。軍隊與市民衝突起來，市民以磚塊、瓶子反擊 [3]，這時軍隊沒有足夠武裝，遭到攔截後停滯不前。慢慢人們上千、上萬地相繼趕來，甚至在數目上超越了軍隊 [4] ！

這是運動中軍方首次出動如此龐大的軍事規模。李鵬公開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亦顯示了中共清場的矢志。這時再多和平手段也難阻軍隊進迫，再多學生靜坐也無補於事。更別說廣場上有些學生已絕食了七天，身體極為虛弱。軍隊一旦進城，別說反抗，學生可能連逃跑的力氣都沒有。如果沒有群眾強行阻撓軍隊，廣場上學生早就潰不成軍，甚至傷亡慘烈，整場運動也就此告吹。

支持勇武抗爭的讀者，不知道以上文字是否合你們心意。而以下的部份，其實是我更希望向你們說的。

八九例子之二：學運熱情漸減

長期運動自然有高低潮，八九民運首次低潮則出現於五月初。4 月 27 日大遊行後，趙紫陽和官方媒體對運動作重新評價，政府的讓步讓大部份學生滿意，越來越多學生重新上課。5 月 4 日後，除了北大和師大，其他大學復課，廣場上人數明顯減少。然而政府雖然態度軟化，但沒有實際承諾 [5]。當時運動既要面對毫不妥協的政府，更要面對學運熱情漸減的群眾。

當時學生領袖發起絕食向政府尋求對話，希望重新喚起同學關注。起初同學反應不大，直至 5 月 10 日只有四十多位同學願意絕食，不少學生表示不讚同絕食。5 月 13 日絕食正式開始，二百多個參加絕食的學生額頭纏上白布條，上書「北大絕食」，有些在衣服上寫「不民主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等誓詞 [6]。

到了第三天，即 5 月 15 日，同學不支倒下，救援隊來往廣場，警笛聲早上響夜裏也響，絕食同學展示出視死如歸的意志。這些消息揪動著人們的心弦，他們開始關心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日子拖得越久，政府就越顯冷漠，而同情學生的人就越多。在 5 月 16 日已有三千多人絕食，包括遠道而來的香港市民。其後北京遊行不斷，甚至部份警察和解放軍軍官也被打動而參與遊行，在 5 月 17、18 日有超過一百萬人遊行聲援 [7]。政府由最初對學生毫不理睬，到後來派出國家總理李鵬與學生公開會面，其中轉變也反映出龐大群眾的力量。

不是暴力 / 和平，是抗爭手法

以上兩個例子，就是我所理解的「看情況」了。當然情況並非固定，且時刻在變，卻也不是完全無法觸摸的，簡單地說，一般抗爭手段的判斷中起碼包括以下三個原則：

目前外部 / 內部形勢如何?

所謂知己知彼，最基本也要了解對方的部署和態度，與群眾的士氣和情緒。

希望爭取哪一群人的支持?

我們很難爭取所有人的支持，那就弄清楚要爭取哪個群體的支持。以雨傘運動為例，針對中產階層可以多強調道德感召，但對於生活環境困乏的基層，則需要耐心說服，在運動方向和口號連結上民生利益。

具備行動的條件嗎?

要將目標實踐，自然需要實踐的條件，例如人手、物資。例如面對軍隊或警察，沒有足夠武裝和人手，怎樣也不能主動衝擊對方吧?

我無意開出一系列的抗爭手法原則，因為現實情況永遠比我們想像中混亂。我希望展示的，是即使再粗疏的抗爭手法分析，其實需要把握當下形勢，在不同原則之間調整，而採用暴力抑或和平的手段，同樣考慮眾多因素，而不是簡單地二擇其一。

任何原則要在特定情況下考慮，這一點接近常識，但也很容易被忘記，尤其在「暴力 /和平」的修辭影響下。「暴力 /和平」的關鍵在於中間那道斜線，簡直像楚河漢界，將「暴力」和「和平」放置在棋盤的兩端—— 一個非此即彼的處境。在近來的討論中，暴力手段與和平手段總是對立，支持武力抗爭的說法，不都是由批評「和平」抗爭模式開始嗎?「因為」三十年來和平抗爭成果不大，「於是」暴力抗爭——這是致命的修辭幻象! 先不論和平手段失效與暴力手段成功與否並無必然關係，從一開始暴力抗爭與和平抗爭不過是兩種不同的抗爭手段，何來對立?「情況」每刻在變（當年 5 月 19 日趙紫陽探望學生與李鵬公開講話只相差一小時），對手如此強大，我們要思考的不是「不是暴力就是和平」這樣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每個瞬息萬變的「當下」，判斷合適的抗爭手段！

八九民運的智慧：路線分歧的超越

最後，與其作總結，我倒想提供一個歷史的參照點。

5 月 12 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曾與和其他院校代表在應否絕食的問題上，吵得近乎決裂。傾向溫和手段的北高聯反對絕食，支持絕食的代表之一柴玲則表示北高聯只是協調的地方，並無約束力，更進一步批評北高聯遲鈍、軟弱、未有好好帶領同學 [8]。然而，反對絕食的北高聯最終還是草擬了《絕食宣言》：「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有些成員也參與絕食 [9]。我們看見了嗎?抗爭路線之間的縫隙也許無可彌合，但聯手合作是的確可能的。甚麼是求同存異？就是吵到咁都可以（表面上）冰釋前嫌囉。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慎重思考一些問題：「暴力/和平」這種敵我對立的修辭，是否製造了運動模式之間不必要的樊籬？近來「勇武」覺醒，又是否只是令到人們除了「暴力」以外對其他抗爭模式、社會實踐視而不見？

[1]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154-155。

[2] 《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1991），頁373。

[3] 《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頁276，379，390。

[4]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54。

[5]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29。

[6]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頁85-87。

[7]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40-141。

[8] 蔡子強、黃昕然、蔡耀昌、莊耀洸編，《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香港，青文書屋，1998），頁217-219。

[9]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頁8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