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

 

過去幾年,「儀式論」和「抗爭無用論」是主流泛民和泛左翼社運被本土右翼攻擊的主要理據。這兩套說法站得住腳嗎?

 

編按:關於社運行禮如儀的批評並不僅限於支聯會六四晚會。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被九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及本土組織指遊行乃「乞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並發聲明指「並不甘於行禮如儀的表達訴求方式」,所以會缺席五一勞動節遊行。

為回應以上觀點,李峻嶸〈要反對的是社運儀式化,不是儀式本身〉一文指出不應忽視儀式的力量:儀式作為社運的手段,可以凝聚關注者、感染旁觀者。而這手段最終旨在轉變成更大的抗爭力量。

反思和檢討當然有其必要,然而單純將儀式看作社運的全部,忽略恆常的組織和教育工作,是貶低關注者的努力,亦是無視了累積抗爭力量的過程,對社運只有片面的想像和單薄的理解。五一如是,六四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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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不少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都沒有參加。部分青年學生組織在同日發表聲明(下簡稱「聲明」),解釋他們為何認同爭取勞工權益,卻不參加職工盟(香港最大的獨立工會聯合會)的原因。在理念上,這些組織認為本地勞工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來港的新移民和中國籍勞工。這當然與左翼工運強調的國際工人大團結和將矛頭指向資本家的路線完全是兩回事。

除了在「本地勞工的敵人是誰」這個問題與左翼採取完全迴異的立場外,聲明亦用另外兩個手法攻擊香港的基層勞工組織。首先,五一遊行被貶為「行禮如儀」。另外,聲明指香港的工運自九七後沒有作為,未能改善香港工人的權益。事實上,在過去幾年,「儀式論」和「抗爭無用論」正是主流泛民和泛左翼社運被新興本土右翼攻擊的主要理據。但這兩套說法真的站得住腳嗎?

 

儀式的功能

對五一遊行,聲明稱之為「行禮如儀」,完全否定。近年來,年輕的社會抗爭者對於「儀式」色彩較重的行動嗤之以鼻。不但合照、唱歌等活動備受冷嘲熱諷,遊行示威很多時也被視為「抗爭性」不足、對爭取抗爭成果沒有作用的活動。這種想法顯然是輕視了儀式對長期抗爭運動的重要性。

早於半世紀前,社會學家Herbert Blumer已提到儀式對社會運動參加者內部凝聚的價值。事實上,儀式的安排和出席人數往往對參加者的士氣有很大影響。支聯會的六四晚會雖然是一個儀式,但近年都能擠到維多利亞公園(維園)六個足球場水洩不通,這對鼓勵參加者繼續關心爭取平反六四之路,絕對有正面影響。

除了凝聚支持者外,儀式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感染和改變旁觀者想法。除非我們相信抗爭的成敗與民意支持完全無關,否則這也是遊行示威這些公開儀式的一個重要功能。11年前,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當時韓農三步一跪的遊行方式,不是感染了不少對自由貿易議題原本不感興趣的港人嗎?後來在「反高鐵.保菜園」的運動中,年輕抗爭者的「五區苦行」也有類近的效果。如果沒有「五一」這個儀式,今次不願出席五一遊行的青年學生組織,又是否會發聲明整理自己對香港勞工政策的立場?

 

儀式是手段之一,不是目的

當然,儀式本身不可能帶來社會轉變。我們要反對的應是社會運動的儀式化,而不是要反對社會運動內的儀式本身。今天很多被斥為「左膠」的社會參與者,正是當初不滿主流泛民「儀式化」的人,所以後來才出現了留守、堵路等直接行動的抗爭手法。這裏所謂的「儀式化」,是指將儀式視為目的本身,而不是將儀式看作成推動社會變革的手段。

我想沒有人會指控早前梁天琦的造勢大會是行禮如儀吧。因為就算一場造勢大會不會令「本土民主前線」(該組織也有簽署這份聲明)的主張得到實踐,但造勢大會能凝聚支持者士氣,之後拉票時就會更努力。旁觀者看到當晚的場面,也無法否認梁天琦的得票率不會難看。

而五一遊行不但是鞏固工運參加者和支持者的平台,它也是一個場合,提醒着街上和透過媒體得知有遊行的旁觀者勞工議題的重要性。而且,五一遊行只不過是工人運動的其中一塊拼圖。工會和其他基層勞工組織平日的組織、教育和動員工作,或許是外界看不見的,但沒有這些紮根的工作,又怎會有早前「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在機場舉辦、反對梁振英一家「特事特辦」的集會?如果嫌這次集會太「和平」,那麼別忘記當年紮鐵工人罷工時如何堵路(當時社運青年也未流行堵路呢!)、罷工的碼頭工人和支持者怎樣佔領貨櫃碼頭!針對政府政策的,近日也有圍着標準工時委員會會議行動。所以,就算五一遊行是一個儀式,但香港的工人運動卻絕對沒有走上了儀式化的道路。

 

只有失敗,沒有成功?

聲明對於香港工運界的另一個指控,則是他們的抗爭未能令香港的勞工權益得到改善。事實上,抗爭無效正是近年冒起的本土右派攻擊主流泛民、社運派,以至是左翼的一個重要本錢。說這些不同的反建制力量沒有實質成果,其實與事實相距甚遠。《基本法》23條、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未能立法、梁振英對國民教育科作出重大妥協、最低工資立法、《反種族歧視條例》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實施……這些都是抗爭成果。既然如此,為何不少人總是覺得抗爭沒有贏過?

「只有失敗,沒有成功」這個觀感的出現,當然是因為失敗的經驗多於成功。而且有成功的例子,很多時勝利都不是完美的。例如無論是法定最低工資還是《反種族歧視條例》,都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另一個原因,或許也跟反對陣營自身的論述有關。到現時為止,主流泛民的論述強調的是對自由減少的恐懼;而不少(不是全部)基層勞工組織則強調「慘」,希望藉此爭得民意的同情心。因此,宣傳爭取成功的果實就不是反對陣營的主打了。因為有成果後,恐懼不是可以減少,慘況不是改善了嗎?

 

以願景取代恐懼和慘情

無可否認,恐懼和慘情可以爭取人心。但如果長期都是要藉恐懼和慘情來宣傳和動員,那人們就不禁要問:如果你們多年來的工作不能令人減少恐懼、減少社會的慘況,那麼大家為何還要相信這條路線?不少人並不認同部分本土右翼煽動族群仇恨,但也會被他們吸引,原因就是過往主流泛民和泛社運派的路線沒有效果,所以不介意試另一劑藥方。

面對來自本土右翼的挑戰,無論是泛民還是泛左翼,都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讓過去成功經驗存在的論述。否則過分着重以恐懼和慘況來爭取支持,很可能只會鞏固「抗爭無用論」。這套新的說法應該是怎樣,尚需更多討論。但一幅較清晰的理想社會藍圖,大概必不可少。因為當政府和統治階級只會讓步,鮮有完全「跪低」時,反對力量要認同那算是「成功」爭取,就要指出今次「袋住先」(先求有再求好)又或者是「階段性勝利」,到底為何對實踐理想的社會藍圖算是邁進了一步。或許只有這樣,大家才會一方面放棄「抗爭無用論」,同時願意為那未來的願景繼續奮鬥。

如果一條路線行了二三十年都沒有什麼成績,那它多數是死不足惜的。但香港的基層勞工運動,絕對不屬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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