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群魔亂舞的國度：無路可逃的工人與工會

加速的改革發展，所有畫面都一瞬即逝。忽然，有的地方滿天高樓，有的人過着聲色犬馬的生活。忽然，有的人活在熱鍋上進退不得，日復日如機器運作。工人的故事，我們都無暇問個究竟。

令工人生活產生劇變的改革

1980 年，「春運」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國官方通訊社的電訊稿上。然而官方的描述，就如動物大遷徙一樣，畫面上盡是人，他們往車上擠，往鐵路上擠。

1989 年，中國政府的政策沒有因民運出現而發生改變。兩年之後， 鄧小平南巡， 到訪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確立廣東地區「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再一次大力推動市埸化發展。

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央政府大力發展沿岸城市，令 1980年間有約 1.3 億人湧到沿海地區，當中大多為農民工，但也不乏鄰近省份的外來工，至今他們已達 2.6 億人。[1]

城鄉差距固然為人所熟悉，但即使身處城市仍難逃厄運。由 1980 至 2010 年中國的貧富差距足足擴大了一倍 [2]，一部份人確實富了起來，但似乎更大部份人成為了犧牲品。

工人擠到了城市，但生活卻動物都不如。可是，年復年，工人既想離開，又不得不回來。

我不得不承認，這裡對於工人情況的描述可能過於籠統，也過於零碎，畢竟改革開放至今他們的遭遇經歷太多轉變。但我們仍嘗試簡述改革和八九後中國勞工狀況的大趨勢，把所謂中國崛起或其繁榮的另一面記下來，以至這些慘況不至於從歷史中消逝。

血染的生產總值、無出口的生產現埸

“I joined the factory like a beggar,

worked there like a prisoner,

and lived like a thief…”

一名從電子廠逃出的男工自述 [3]

究竟，工人活於一個怎樣的世界?

為了國家的宏大目標，1978 年起的市埸化改革成了不能違逆的主旋律，八九民運後，資源更進一步向城市傾側，政府還帶頭把國有企業逐一私有化。[4] 市埸化下，不論是政府還是私有企業，各方都在盤算最大限度的利潤。或許他們眼中只有一堆數字，但工人的安穩生活一下子變成原始森林競爭，而且是一場沒有工人能勝出的競爭。

改革開放初期，數以億計的工人為生計聚於一個個經濟特區 [5]，尋找一工半職。此時中國政府對勞工的保障少之又少，社會上盡是為求職而奔波的人。工人教育水平較低，加上面對激烈的競爭，根本欠缺籌碼與資方議價，一心只求一份工作，什麼高危化工廠、欠缺規管的礦埸，只要有空缺他們也會義無反顧。得到了工作，還不一定留得下，因為不少企業在盈利持續增長下還會無故解僱一眾工人——以換上一批願意接受更差待遇的勞工。[6] 這就是改革下的就業環境，一直延續至今。

開始工作，才發覺這是惡夢的開端。

留得住工作，也留不住薪金。1999 年，一名工人評價他們的苦況:「現在按月發工資倒是新聞了」。[7] 此外，當時更有不少企業趁火打劫，以試用期為名每隔幾個月就換上免費勞工，甚至把滯銷品當作工資，例如煤。[8] 以煤作工資實在聞所未聞，試想像連企業也賣不出的煤，難道工人能施魔法把它們轉化為食物嗎?這些可都是離鄉別井，每日在城市工作超過 15 小時以上的工人，為城市付上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然而卻被城市當作奴隸看待。

在寧波有一間專門醫治斷指的醫院，平均每天有 30 名斷指病人求診，單在 04 年就做了上萬例這類的手術。醫院周圍是生產廠房，當時有工廠乾脆開出了一份價格表：「死亡或失去雙手， 賠償人民幣 15，000 元；大拇指，3，000 元 ;小指， 750 元」。原來生命有價， 而且低廉得很。[9] 2003年，中國有 13 萬 6 千人死於工傷，農民工佔八成。[10]而在 04 年之前，政府對農民工的工傷幾乎沒有任何保障，也就是說曾有好一段時間， 「工傷」一詞並不存在於農民工之中。支撐「中國製造」的廉價，是數之不盡的勞動者血汗與生命。

在 90 年代，整個政府為了配合改革目標，都傾向了資方。他們甚至定下法例，控制工資上限以保持競爭力吸引外資，若工人月薪超過 600 元人民幣，便要向當地政府繳交額外稅項。[11] 在 05 年，廣東東莞市政府分管工業的副市長也曾明言「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會趕走外來投資者」，藉此拒絕調高最低工資水平。[12] 事實是， 由 1978年至 2007 年，政府財政收入確是按年上升，但職工工資佔 GDP 比重卻一直呈反比下降。[13] 我不禁要問，誰建造了一間又一間血汗工廠，誰又是背後的得益者？工人又難道未曾察覺身陷險境嗎？但他們其實別無他選，只能忍氣吞聲，畢竟養活家庭比一切都來得重要。

不止息的工人抗爭、逆流而上的集體

這是個群魔亂舞的國度。

《勞動法》終在 95 年落實， 而 08 奧運年又推出了《勞動合同法》，有關勞工薪金保障、休息、福利和提請勞動爭議權利皆羅列其中。勞工權益不時出現在國家言辭中，但執行卻從未有受到監管。與資方簽訂了合約的勞工，也不代表因此得到保障，當他們打算依法爭取時，「他們（企業）一手把合同撕毀」。[14]

工人抗爭，一直都在。

儘管工人在勞資討論中處於極端弱勢，但面對欺壓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工人）趁香港老闆到來巡視廠房，把石頭和磚擲到辦公室，他們答應了我們的訴求改善工人福利」—— 一位工人憶述他們在 86 年抗議的經歷。[15] 其實內地工人集體行動數字一直上升，加上經濟環境轉差，令近五年上升幅度更為顯著，單是廣東去年便有近 500 宗工人抗議的記錄。[16] 他們大部份透過舉橫幅表達訴求，有時也會進行集體行動，例如罷工。原因最常見是討薪，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可是面對有關工人的抗爭，即使一張橫幅，政府也出動到武警招待。中國打壓政治自由經常是傳媒和大眾針對焦點，但對於安份守紀的勞工，中共也絕不手軟。

在勞工個人權益受打壓下，集體行動往往是勞工手上最有力的籌碼。

其實在八九民運後，學生曾嘗試推動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可是在政府打壓下無疾而終。各地工人至今也不斷嘗試組織小規模的集體行動，但面對政府和資方聯手打壓，行動大多被迫止於單一廠房內。對抗龐大政權，組織行業性以至全國性的工會或會是他們的出路。

隨八九後工人待遇轉差，中國湧現眾多獨立勞工組織，可是大多殊途同歸，胎死腹中。 其中， 九十年代有 「中國自由工會」、「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和「打工者聯合會」。「中國自由工會」和「打工者聯合會」均不滿改革中工人利益不斷受損，對於共產黨打着社會主義旗號但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壓榨對象加以批評。但不論他們打算出版評論或組織行動，組織者都被政府嚴厲鎮壓， 前者被判二十年以上的監禁，後者下落不明。反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並不反對政府改革政策，而且對改革政策大加歌頌，單要求政府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但組織者也被判處勞教三年，足見政府在政治變革中完全容不下半點異見聲音，在勞工權益也如是。 [17]

至今，中國官方不承認任何由工人自行組織的獨立工會。官方常提及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是政府機構的延伸，擁有組織中國工人的絕對壟斷權。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有四份三屬黨政部門人員，更不時包括資方代表。工會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反多向工人解釋資方的決定，甚至與資方口徑一致:「我們會給工人做好思想工作， 讓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沒有做好工作，就面臨失業的危險」。[18] 偏偏這個偽工會經常被用作中國工人集體權益的證據，成為政府對外的擋箭牌。

要讓勞工能有較平等的地位與僱主談判，集體談判權是重要一環，目前香港和中國都在爭取當中。雖然我們強調工會的重要性，但即使工會數目和會員人數上升，也未真正反映工人議價能力增強。單以舉辦興趣課程或提供購物優惠為主的「工會」屢見不鮮。然而工會的主要工作，應是保護工人利益，團結群眾力量。尤其是爭取權益的討論，工會往往可以成為有力的推動者。一般外國取得集體談判權的工會，保障明顯較為完善，單以薪酬計便高出28%。[19] 以往以培訓和普及知識為主的勞工組織，也開始重視「集體談判」而且引入集體行動，有負責人認為「這是繼續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關鍵」。[20] 勞工權益在中國和香港，都依然有很遠一段路要走，可憾一些基本權利如今仍需工人遏力爭取。

後記

無庸置疑，比起工人，農民工在城市只會受到更差的待遇。雖然他們大多已不會務農，但因為城鄉戶籍制度之分，他們的身份依舊是農民，也因這個身份之別失去種種社會保障，有時還受城市人所排擠，承受種種離鄉別井之苦。[21]

記下工人，沒有刻意強調農民工的狀況，其中原因是以上都是改革後普遍勞工所面對的處境，他們每一個人也活得苦不堪言。整個工人群體都值得我們重視，他們長期以來都同樣受到相當的壓迫。

記載工人苦況的文章還有許多，這裡的文字實在淺薄至極。我只希望能擺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輝煌，停一停，窺探裡頭的勞工是如何在意想不到的困境下掙扎求存。影響以億計人生命的改革政策，究竟最後讓誰富了起來，又讓誰默默背負所有繁榮背後的代價。

[11]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9

[1]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2

[2] Dexter Roberts. (2014). China’s Income-Inequality GapWidens Beyond U.S. Levels. Bloomberg.

[3]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9

[4] 96至01年間,國有企業逐一私有化,近26,000,000個生產職位消失(佔總數40.5%),出現百萬計下崗工人.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2

[5] 1990年中國城市工人數目是1980年代早期的12.5倍以上.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2

[6] 張開,《中國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2000年)

[7] 張開,《中國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2000年)

[8] 何清漣,《世界工廠中的勞工現狀》(2008年)

[9] 何清漣,《世界工廠中的勞工現狀》(2008年)

[10]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度中

[12] 何清漣,《世界工廠中的勞工現狀》(2008年)

[13] 林少貓,《「中國制造」成本漲了,對中國工人意味著什麽呢?》(2015年)

[14] 張開,《中國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2000年)

[15] Chan, K.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Routledge. p.25

[16] 中國勞工通訊,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

[17] 楚風,《後八九工運初探》(1995年)

[18] Qi Li.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A Stud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19] 陳昭偉,《淺談集體談判權》(2010年)

[20] 楚風,《後八九工運初探》(1995年)

[21] 中央從2005年起放寬戶籍制度,部份城市開始容許人口自由流動。目前政府計劃在2020年完全去除城鄉戶籍的分別。心,《2003年全國安全生產形勢通報》(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