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考生甲

 

通識科「現代中國」單元的問題,不盡是偏頗中共,還隱含一些前設和局限。

 

2009 年 9 月 1 日,是新學年的開學日,也是新高中通識的誕生日。自此以後,通識教育成為高中必修科之一。要升大學,至少要在這科考取 2 級(人數和會考 D級相約)。而通識有六個單元,如人際關係、香港、中國,範圍甚廣。因為教育局想推廣批判思考,考生沒標準答案可跟隨。凡此種種,都容易令同學不適應,其中「現代中國」單元就惹過不少爭議。

自從政府不再強推國民教育,這單元便成為中學生唯一有系統認識中國的科目。其中大部份內容,是關於 1978 年改革開放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年輕學生要了解國情,臉書上每秒推送的趣聞花生,固然是其中一個途徑,但要涉獵中國的政經全貌,例如何謂「十三五」和「三農」問題,這單元大概是唯一的途徑。

正因為重要和帶壟斷性,中國單元一旦有所偏頗,後果非常嚴重。通識面世以來,部份教材有「洗腦」嫌疑,一面倒唱好中國。比方說,我有一位中學老師,曾把課本上美化中共統治的段落讀出來,揶揄一番。不過問題遠遠不只這樣:中國單元基本上支持改革開放的邏輯,沒有質疑過改革開放是否應該推行,立場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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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六個單元//

生態問題是發展結的果

冒進地說,中國單元把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視為自然而然的前設。課本上,改革開放產生的弊處十分清楚,答題時,著墨於底層在市場經濟下的苦難也可得分。只不過,哪怕同學背了再多的弊端、發掘再多的負面新聞,似乎都不會質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且看 2012 年的試卷,有一條常見的「影響」題。資料顯示,江西至湖南一帶的污染工業和化學農藥,導致大米含過量的鎘。同學要以此為例,論證工農業發展為生活素質帶來的負面影響。

按照教科書、學校和補習社的解讀,學生要「多角度」分析問題,在「政經社文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角度)的必背框架中,要取兩三個因素作答。例如從環境角度,常見的影響是工廠忽略排污,污染土壤,破壞居住或自然環境。社會角度,就寫農藥有機會殘留在稻米上,而米是中國的主食,自然會危害公眾健康。

這回應隱含一種想法:教材交代了如何回應中國污染問題,卻不曾明確指出它與改革路線的密切關係。

其實,污染也好、農藥也罷,都不是意外,而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工農業以經濟增長為中心:農民湧入城市謀生,不再有人精耕細作,自然依賴化肥;排污設施要額外花錢,所以廠商不予以理會;政府生怕拖慢發展步伐,就不主張保育。大米含鎘,實在是改革開放的功利、以城市為本的發展模式的結果。要解決生態問題,需先反思改革。然而,這是藏在教材和考題裡的魔鬼細節,沒有人會想到這一點來。

 

改革擴大不平 不平反成神話

第二個例子,來自 2015 年的考題,考生要就城鄉收入差距提出改善措施。

這題最普通的答法,是提升農民工在城市的待遇,讓他們找到更多工作,或提高他們的教育和技術水平,以保障相對公平的收入。明顯地,中國單元提及了城鄉差異。然而評卷員認可的解決方法,只是給現狀小修小補,沒撼動根本的改革開放。

城鄉差異是改革開放必然的結果。改革開放的所謂成就,全都歸因政府壓抑農業、發展工業:兩億農民在農村不能糊口,被迫走入城市打工。他們毫無議價能力,因此可被廉價聘用。生產成本低,恰恰成就了世界工廠的神話。事實上,政府一定要重工輕農嗎?不妨回顧一段甚少被提及的歷史:在 1978 至 85 年,政府曾均分農地、調控農產品價格,有效緩解城鄉不平等 [1]。只是後來市場改革加劇,政府不再補貼農民,他們失卻了這重保護,和城市人的差距就翻倍增長。為何政府容讓改革加劇,卻叫兩億農民工到處流動?

我們的課本和試題都不會有以上的問題,預設很明顯:改革開放是永不能中止的事。在這前設下,城鄉差距是必然的犧牲,最多只能增加農民工的福利,稍稍改善生活。所以潛移默化間,我的許多同學即使難以忘記改革後的悲劇,如富士康十三跳,甚或為留守兒童的紀錄片而哭,但不會因而覺得改革開放是不應該的、不公平的。那些慘況只是無可奈何,甚至是必要的惡。大家對改革大多持 「幾好啊」的評價,完美地服從官方的論述。獨立思考說來動聽,在預設立場的支配下,也成為了幻影。

 

誰得益、誰受傷

中國單元另一個困限的地方,是討論中國的「國力」、探討其成就和挑戰的時候,直接將中國視為一個利益一致的單位來看待,忽視當中利益分配不公,甚至群體間利益矛盾的情況。

再以文憑試考題為例,2013 年的考生要在「經濟發展 VS 環境保護」中排列優次。最安全的做法是順從排序的要求,逐點解說。首先要訂立衡量標準,例如迫切性,就是比較經濟還是環保更嚴峻。說經濟比環保迫切,是基於兩億農民工太窮,應盡快提升他們的生活。認為環保比經濟優先的話,就講環境破壞是不可逆轉的事,要快些守護地球村。

要同學從「經濟比環保重要」或「環保比經濟重要」中二選一,是忽略了一些根本問題。經濟和環保是兩種政策焦點,若不著眼哪個社群在經濟或環保為主的政策下得益,這種比較可能略嫌粗疏。鼓吹經濟發展時,誰得益?誰受害?講生態保護時,又到誰得益?誰受害?把持著剖析社群得失的視角,相信更為全面。

例如講經濟發展,恐怕中國經濟再好,都不等於十三億人均分富庶的果子。更甚的是,鄧小平那句「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其潛台詞可是「讓大部份人再窮下去」──農民工的慘況,正好揭示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懸殊生態。同樣地,不同群體面對的環境問題都不一樣。香港人大多聽過北京的霧霾,少不免因為那兒的文化和媒體權力最大。其實甚少被談論的農村,已是中國空氣污染的一半源頭了[2]。北京人不比農民難受,但我們談論環保時很多時只會想到前者。

這個不關注分配的視角,亦可體現於談論中國「國力」的考題,例如前年出現的「經濟 VS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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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題也是沒有將國家內利益矛盾的群體分開,直接將經濟發展和中國全國國力並置。另外,「經濟 VS 其他因素」的對立已經連續兩年出現。這種設計試題的方法好像製造出「有經濟,就沒有其他」、「為了發展,沒有別的辦法」的印象。這種思維呼應著本地建制派的刻板共識:將某地的經濟發展幻想成該地區所有人都能獲利,並無條件地將經濟放在第一位 。經濟自然有其重要,但消隱了平等分配的意識去高舉經濟,許是片面。通識科鼓勵獨立思考,到頭來答題紙上的,多少投合了建制的話語方式,實在危險。

 

通識和六四的共同隱患

講起中國單元,最多人指控課本帶偏見,擔心中共威權向無知學生「洗腦」。摒除散佈親共情緒的嫌疑,課程更可怕的,是局限我們檢視仍進行中的改革開放。改革是非做不可的,不同社群在改革下的貧富懸殊卻可被視為必要之惡,使同學對中國只有固化的認識。

固化不是新鮮事。香港的成年人不是一直固化地認識六四,把矛頭指向中共威權,然後抽離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嗎?八九那年,民運參與者的不滿,離不開改革開放的弊端,如分配不均、經濟壟斷。這些隱患無不在現代中國上演,高舉進步、批判的中國單元卻折損了這層思考。可以說,中國單元所隱沒的,同樣是六四悼念者所忽視的。

 

[1] 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P.7。(2001年)

[2] Li Jing. (2011, March 29). Time to clean up rural area pollution. China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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