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黃柏熹、覃俊基
文:黃柏熹

立法會選舉捲起「本土、自決、本土與自決」的新浪潮,然而,來自基層政黨的受訪問者表示,這種區分並不公允。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諸多不安中落幕,選前因為多張出選名單而陷入險境的非建制派,終在220萬的投票人數下守住地區直選的分組點票否決權,並以所謂「三分天下」的局面開展新的立法會時代。「三分天下」指的,是大眾媒體在理解是次選舉的參選人分佈時,所採用的「泛民、建制、本土與自決」框架。而「本土與自決」派的構成,則標誌着雨傘佔領以後提出不同前途主張的新政治勢力。

有這樣的結論其實可以理解,畢竟落選的是李卓人、何秀蘭,而新上任的是朱凱廸、羅冠聰。但是,建制派其實亦有17%的得票增長,而理應被視為傳統泛民的民主黨,所有出選名單亦告當選。在所謂新的政治板塊裏,亦存在不同的根本路線分歧。「新、舊」的框架,是否足以讓我們充分理解勝負的因由、以至當下的後選舉格局?還是,新的其實不新,而舊的又不全然舊?新與舊的區分,對於當中埋頭苦幹的政治參與者是否公允?又,資源有限的基層政黨,又如何繼續為弱勢打拼?

在描寫新時代的同時,實在有必要去說清楚新時代的寄托。所以,我們找來街工與社民連,希望透過他們的聲音,去理解香港的新時代到底所為何事,又該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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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種無力感——社民連,杜振豪

社民連在08年立法會選舉曾經直取三席,成為泛民主派第三大黨。自分裂出人民力量後,就一直處於「一人政黨」的狀態,獨有長毛(梁國雄)的身影支撐。今屆立會選舉,社民連一舉派出三人出選新界東、新界西以及九龍西,唯除了長毛險守一席外,黃浩銘及吳文遠只分別以28,529票與6,811票落選。社記可謂「還原基本步」。

或許我們不應忘記,社民連曾經也是泛民主派的激進代表。然而,在雨傘以降的求變心態裏,它顯然被包括在傳統泛民的一邊,或曰舊的一邊。但是,社民連的杜振豪並不認同這種新舊的說法。

雨傘運動後的集體迷失

「雨傘運動失利後,大家都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杜振豪這樣說。杜振豪12年9月入職,經歷兩屆選舉接壤的四年。對於這次選舉出現「新舊世代」的講法,他認為是因為傘運後市民對過去的社會運動模式有感厭倦,因而希望有新的面孔、新的路線進入立法會。另一方面,本土派近三、四年苦心經營的影響力,亦進一步使所謂傳統泛民或社運人士被塑造為「左膠」——過往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像熱普城等就正中群眾的無力心理,群眾需要(運動)不成功、無進展的答案……」透過建立與過往不同的路線、新的抗爭方式,就成就了區別新舊的二元政治想像。

再者,媒體以及一些政圈外的意見領袖塑造出來的新舊世代框架,亦進一步突顯民主派裏改朝換代的想法,就像香港眾志所標誌的年輕,新世代所指的其實就是年齡作為一種被受關注的條件。「這就像說,雖然(年輕人)有些想法幼稚,或者不足,但總好過繼續讓一些『老屎忽』坐上去。」杜說。

然而,黃浩銘及吳文遠等亦算新人,為何卻沒有因而得益?杜則指,香港政黨光譜仍然以政治路線區分,正如以往所講的「溫和派、激進派」,但政黨的經濟主張則恆常被掩蓋——例如社民連在基層議題上着墨不少,卻鮮有被理解為基層政黨,選票因而與激進派高度重疊。再者,不論是自決派還是本土派的前途自決主張,都一一吻合了市民所謀求的新鮮感,反而像黃浩銘夥拍陳偉業的傳承路線,則明顯與之相撞。

自決作為無力感的產物

那麼,在新興的前途自決議題上,社民連的立場又是甚麼?杜振豪表示,社民連雖然支持包括獨立的自決權,卻不認為自決是最重要或是一種出路。「雨傘運動後,(人們)不知道可以怎樣做去對抗政權,在這個時候去提出一個更加高的綱領……其實解決不到那股無力感。」杜說,「這其實是一個泡沫,用新鮮感治癒無力感的方法。」

他認為,大眾對於自決的討論,其實不如我們在媒體裏看到的那麼熱熾,反而像前文所及,更取決於對候選人的感覺。而市民那股無力感,甚至「灰」得就連遊行都鮮有人去做,更遑論推動自決運動。雨傘運動的問題在於組織上仍然未夠好,在自決或獨立之先,更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論是自治或是獨立,都需要整合富有行動力的政治實力。」他補充。

而對於社區自主、民族自決兩種針對前途問題的綱領,杜振豪都指有懷疑的地方。社區自主的主張強調社區運動不應再遵循傳統泛民為居民服務的做法,反而希望居民可以充權,擁有主導組織的能力。然而,這種願景其實早已在八十年代的居民運動裏提及,卻面對諸多現實的困難,例如梁耀忠亦曾指居民常有不少家庭、職場上的隱憂,因而不能站得太前。作為政團,容易反過來被居民拉扯,組織與居民同行的期望變得困難。「但我看不到新的社區自主講法上有回應這些問題。」杜說。

而民族自決的主張則會產生更多的負面效應,例如區分民族的方法說不清,又或者建基於大陸人的他者想像上(只強調香港人的好、差劣的大陸人想像),都很容易把真實的社會矛盾變成「人民對人民」。杜振豪形容這是泛民主派裏的一種吞噬,因為一旦發展下去,就連公民黨、民主黨等都會跟隨,錯置的社會矛盾變得更為危險。「這甚至比泛民更差,」杜補充說,「至少泛民也會說『政權對人民』。」

面對一種無力感

面對雨傘運動以後的無力感,杜振豪認為未來要思考如何可以整合出一個龐大而有系統、內部有良性競爭以及路線辯論的社會運動。「要令一些分散的力量集合在一起。」他說,換言之就是重建反抗政權的力量。然而,杜亦坦言不知道可以具體上如何整合,即使朝着社區組織的方向走,社民連的資源以及人數都不足以負擔。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一些小型的行動,恢復大家對行動的信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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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見的滴水穿石——街工,王曉君

街工,全名為「街坊工友服務處」,可見其主要的服務對象。然而,在網絡世界主導的當下,街工的名字不常看見,又或者,會記得一頭華髮的梁耀忠。這一屆立法會選舉,63歲的梁轉戰超級區議會,而被視為接棒的黃潤達,則以36歲之齡出選新界西。結果,梁以303,457票當選,黃卻以20,974票落選。

如果說選民在期盼改朝換代,街工的選情又說明了甚麼?「說因為本土掘起,而令基層勞工的政黨不受支持,我不太認同。」在街工擔任組織幹事約八年,八十後的王曉君(阿花)這樣說,「反而要問,以基層勞工為首要考慮的人,其實有幾多?」她形容,這屆選舉恰好就是一次鐵票考驗。

新與舊中不被看見的人

在這一屆立法會選舉中,街工、工黨、社民連等基層勞工政黨的選情並不樂觀。阿花指,因選情而認為基層勞工票減少了的說法其實並不準確,對於當下的選舉形勢,反而要問為甚麼選民認為政黨不再代表他們,進而改投其他政團,而這涉及選民如何理解他們。「我同意有一種『厭舊』的想法,我自己都會『厭舊』。」她解釋說。但阿花亦補充,這種新是指一種新氣象,而不必然指年輕人。選民所期盼的並非完全的厭舊,而是更強的抗爭意志,要泛民主派的主旋律因而變調,完成更替。因此,所謂舊勢力需要回應質疑,例如新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開始質疑六四晚會與建設民主中國的關係。

而以服務街坊作綱領的街工,在新與舊底下又屬於哪一個版塊?「街工其實比較慘,因為它在泛民的框架裏面,不認識的人就會說是老泛民、支教民體系、左膠……」阿花慨歎,這令人們在認識他們之前先隔了一道牆。其實,街工近年都有政治化的傾向,像佔領時期,它們也在佔領區實踐組織工作,及後協助成立了一個傘後工會——「香港廚房聯盟」(廚盟)。廚盟後來不只在標準工時等勞工議題上發聲,亦會參與其他的民主運動。它的出現,正正就是街工主張基層政治化的彰顯。其實,街工在傘運前亦試過舉辦社區公投,實現社區政治化的想像。「我們其實感覺到社會轉變,內部亦有人嘗試結合去做,」她說,「問題是沒有很多人知道,(街工)正正就是輸在這些位置。」

自反國教以來,社交網絡一直在社會運動上佔據着關鍵的位置。然而,它作為香港社會的縮影,亦反映出基層勞工等弱勢議題如何變得更加弱勢。對於一些本土議題,動輒用上「大媽」等標籤就很容易得到關注,但基層勞工議題每每要「死全家」才覺慘絕人寰。「所以基層勞工是一些『逆境波』,」阿花笑說,「像如何可以由一樓跳上四樓。」

滴水穿石的困局與未來

至於阿花所謂鐵票考驗,就是指這次立會選舉中的基層政黨得票,正正反映出會關注基層勞工、知道哪個政團代表這些議題,而又願意投票給他們的,就只剩下那麼多。「就算會關心都好,基層勞工是很少人的首選。」她說,因為香港資本主義格局,社會又日趨零散化,很多人鮮有加入工會的意欲,遑論關注勞工權益。這亦與身分認同有關,像電視經常有很多專業人士劇集,營造中產想像,即使基層巿民也不一定以基層作為身份認同,不一定參與爭取基層權益。

對於前途自決議題,阿花認為,基層勞工政黨都無法迴避,奈何社會撕裂,團體亦有分歧,譬如怎樣的中港關係和前途論述能夠為基層勞工帶來希望?「有一些街坊聽見自決就會感到憂慮,問是否等於獨立。」她解釋說。以新移民為例,她認為都並非鐵板一塊,有好一些因為嚮往香港的某些自由、保障,因而會認為自決是可取的。「要捲動他們就看你有多願意去跟他們討論,從而改變大家的想法。」帶動民眾參與社會辯論和運動,其實正正就是街工所主張的組織路線。

而街工的未來,在於如何從老泛民的框架裏重新走出來。「對於我來說,就是街工做的事情,如何能夠被看見,如何被演繹。」阿花說。可是,面對本土主義的浪潮,例如針對新移民的主張,令基層勞工很多基本概念被受質疑,事倍功半。然而,阿花說,街工的群眾組織路線仍然值得支持,因為社會變革需要基層勞工。

「罷課的確有用,但與大規模的罷工仍然相距甚遠。」她最後指,「要花很多時間捲入街坊生活,但願意做的人太少……結果就是等死的狀態,不想死,就要嘗試由一樓跳上四樓。」

 

後記

機場博覽館的晚上,新界西選區結果公佈後,工黨李卓人淌淚而別的畫面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與之相映的,就是李卓人身上的「團結就是力量」——基層勞工運動裏關鍵的精神。這或許容易讓人產生錯覺,就是這一種主張亦會隨之而在議會中消失。但在街工、社民連的訪問裏不難發現,作為一個弱勢議題,基層勞工其實在我們的視覺中亦一直處於弱勢。

執筆當日,恰好是「九二八」的兩週年。傘運落幕的確為我們帶來了一種無力的愁緒,在往後的民主路上,它必定會伴隨我們的思緒,而如何面對無力感成為傘後一個重要的課題。無容置疑的是,我們正逐步走向新世界,但怎樣的新世界更值得我們的嚮往?或者,我們先需要學習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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