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與老闆的博弈——勞而不應求獲？

文：白辛學

付出勞動沒回報實屬正常，是不少學生對實習的看法。但仔細想想，這種觀念合理嗎？

前言：學到嘢就唔洗收錢？

關於實習生的討論裡，每每出現一個很奇怪的說法：因為我們在實習之中能學到某些技能或是知識，所以收取極低薪酬（甚或無薪）也是合理的。是故，我們就會聽到以下的對話：

「Intern有嘢學就冇錢收是常識吧。」
「實習都學到唔少嘢，又對第時搵工有幫助，宜家有冇人工唔係咁重要啫。」
「如果企業因為我地要錢而唔請我地做實習咪仲慘！」

以上的說法，有不少是無奈，但也有不少人是真心相信。

然而，同學應徵兼職補習、店員，首先關心的一定是薪水，薪水太低甚至不屑去做。幹這些工作，不見得學不到任何東西（題外話：不少實習也說不上能學到甚麼），但我們也不會因此覺得不用拿薪水。可是為甚麼一牽涉到實習，同學就會接受「付出勞動卻沒有人工」這個違反常理的前設？

又比如在職場上，從來沒有老闆敢對員工說：「你來上班學到東西，給你少些薪水也沒關係吧？」為甚麼普通員工受益之餘能拿薪水，而實習生受益卻「理所當然」不需領取合理工資？

付出了勞動，就應該有工資，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畢竟我們的勞動是在幫助公司維持運作，讓老闆從中賺錢，憑甚麼我們不能分得回報？即使法律、醫護之類的實習能給予我們專業訓練，道理也是一樣—能否學到某些知識技能，和應否拿到合理工資可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只要一牽涉到學系、學習等詞彙，我們就會陷入盲點。當然，這也離不開學校以至社會不斷重覆以上的說法。「實習都學到唔少嘢㗎，又對第時搵工有幫助，依家有冇人工唔係咁重要啫。」—我們是否應該認真反思以上說法？

或許大家還聽得有點茫然。我們不妨轉換一下視角，看看美國法例對實習生的看法。

美國：只要僱主受益，實習便要受最低工資保障

美國的《公平勞動基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明確表明，所有僱傭關係必須受最低工資保障—包括實習。如果要豁免最低工資，以及相關勞工補障如加班費，必須證明該實習生並不是被僱主「僱用」（Employment），這要符合以下六項條件：

1. 實習要類似於教育環境下所給予的訓練
2. 以實習生的利益為依歸
3. 僱主不會以實習生取代受薪員工
4. 僱主不會即時因為實習生的工作而獲益
5. 僱主不承諾於實習期完結後取錄實習生
6. 實習生與僱主都清楚明白是次實習並非受薪的

這裡最值得一提的是第4點。舉例，某君在電台做實習生。公司指派他採訪和撰稿。要符合第4點要求，採訪片段和稿件只能用作內部訓練用途，電台並不能使用、發佈及受惠於某君的勞動成果。FLSA更指明，即使實習包含學分，只要實習生付出的勞動令公司獲益，他就不會被排除在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外。

這法例背後的立法精神，是以「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作為實習生應否受薪的界線，而非「實習生學到東西與否」。只要僱主從學生的勞動成果獲利，哪怕同學在實習中獲益良多，該實習都被視為「僱傭關係」的體現，因而受最低工資監管。

讀者可以想像，根據以上準則，香港大部分的實習都存在着「僱傭關係」，因此是必須受薪的。譬如SPE同學被指派去派傳單、剪草；酒管同學到酒店清潔房間、做侍應等的工作。從學生報的問卷調查甚至可以知道，有酒店聘請實習生後就解僱受薪員工，這難道不是僱傭的最有力證據？

有些說法指，實習機構不單沒獲利，反而要多花資源教實習生做事，可能得不償失。但這想法到底有多少根據？要知道，在任何公司中，上司指點下屬，尤其是新來的下屬是常有的事。重點不在於有否指導實習，而是整體來說實習機構有否得益於實習生付出的勞動。或者我們換一個方式詢問，實習機構如果沒有聘請我們，是否會更加空閒？我們做實習時做的工作，是否會自動完成？退一萬步說，或許真的有這樣的例子，實習機構反過來「倒蝕」，但這樣的情況到底有多普遍？

在我們之前發的問卷中，有位同學便特地留言「同廉價勞工冇分別」。從我們理解的實習情況而言，這也不是孤例。事實上，在外國不少批評當下實習制度的文獻中，均指出僱主聘請實習，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獲取廉價勞工。或許同學在實習過程中，會有自己的長進或感悟，但同學沒有拿到自己應得薪酬的客觀事實卻不會改變。不少同學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整個暑假，卻一分錢都拿不到，還得倒貼車馬費，更須額外找兼職來舒緩經濟壓力。有同學指我們用字太過嚴苛，但這不是赤裸的剝削，又是甚麼？

They need us

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很多同學覺得，如果我們要求實習薪酬必須符合最低工資，公司大可不要實習，到時損失的反而是自己。然而，我們自己沒有想像中的人微言輕，僱主的議價力亦沒有想像中強。

第一，實習生提供的即時勞動力是企業趨之若鶩的肥膏。以SPE為例：學生均須於暑假進行至少200小時實習，而一年大概有30個學生，假設以時薪50元計算（最低工資是請不到人來剪草的），那就意味着每年實習生為僱主省了30萬（根據系方的說法，絕大多數的SPE是沒人工的）。

SPE是非常細小的學系，如果是大型學系的話，數字將會比這更誇張。殘酷的現實是，哪怕僱主以最低工資聘請我們，他還能省下不少金錢。如果少了這批廉價實習生，商界便須掏出大量金錢，以正常工資聘請全職、兼職員工來填補缺少的勞動力。

第二，宏觀而言，實習制度的存在對企業相當有利。首先，企業每年都需要聘請畢業生補充勞動力。如果大部份企業均停止聘請實習，那很多畢業生均沒有工作經驗，這對企業來說也沒有好處。更甚的是，沒有實習生的勞動，公司便要需開設更多入門級職位（Entry Position）予畢業生，這些全職職位的薪酬可要比給予實習生最低工資高得多。

誠然，在任何勞資關係中，資強勞弱是常識。但我們的議價能力沒有想像之中弱，說到底，實習不單只是我們才學習，也是他們需要我們的勞動力。

聯合起來才有Bargaining power

要改變現況並非癡人說夢。當然，一個人是幹不了甚麼的。如果同學能夠團結起來，比如說酒管的同學透過系會集體向系方施壓，甚或不同院校如理工、不同高級文憑的酒管同學也可以這樣做的話，未必不可以向酒店業構成一定壓力。更甚者，如果我們可以跨學系聯合，組成聯校團體（如實習生工會）以大規模行動向學校施壓，激發社會輿論，逼使各大院校聯合起來站在雞蛋的一邊，要求校方停止與低 ／無薪實習機構的合作，那麼資方在考慮到實習制度的好處，以及輿論壓力下，未必不肯讓步。

這些說法看似異常夢幻，但對比起橫跨所有行業的最低工資，這其實真的算不了甚麼，尤其是不少實習生應得的工資，要比最低工資高多了。

筆者明白個別學系的議價能力較弱，學生力所能及的事確實不多—這正是最需要校方介入的地方。一來，校方的人脈資源、輿論力量都遠超學生；二來，含學分實習既然是大學教育的一部分，學校捍衛學生免遭壓榨，出面與合作機構談判，要求其提供有薪實習，實是理之所在。即使談判成果未能立竿見影，校方出錢補貼被逼犧牲暑假做實習的清貧學生，解決他們燃眉之急，亦是責無旁貸。有校方作後盾，同學自然更有底氣有實力和僱主周旋。
結語：付出勞動，就要有合理的回報

我們的底線，是要修改當下的最低工資法例，刪除豁免條款，將實習生納回最低工資保障；在未能修改法例的情況下，則要求校方為同學找到願意付最低工資的機構，或是由校方補貼同學至最低工資水平。要知道，香港的最低工資水平已經極低，連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也有困難；不少實習生應得的薪酬，也絕對遠超最低工資水平。

嚴格來說，這根本算不上甚麼誇張的要求—我們不過希望能夠與其餘勞工看齊而已。為甚麼所有勞工都可以受到保障，而唯獨實習生可以「豁免」？為甚麼我們就連這樣基本的待遇也不覺得理所當然，不敢爭取？說到底，這是社會瞄準學生憂慮找不到工作及自覺無力反抗的軟肋，讓我們覺得這是公司給予了我們機會，讓我們學到東西，所以不用也不應計較薪金。但它們能獲取到的廉價勞動力，我們因而要承受的經濟剝削，就被擠出視線以外。從本質上來說，這不單是一種歧視，更是一種針對弱勢的脅迫。

這樣的情況並非不可改變。就如以上所說，要求實習生受最低工資保障，總不會比數年前最低工資立法本身困難。萬事起頭難，現在我們自然覺得一切遙不可及，但如果不同學系的同學開始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嘗試聯合組織起來，向校方施壓，攪動社會輿論，一切尚是未知之數。退一萬步說，哪怕未能成功爭取，校方與實習機構也無法視若無睹，起碼會改善一些當下的情況。

但成功改變的第一步，是我們必須擺脫意識上的偏見。我們或許能在實習中學到東西，我們也可以承認實習是一個做靚CV的過程，但我們也是在為實習機構工作。既然我們付出勞動，那便應有合理的回報—這就是最基本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