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嘉穎

勞力追不上房價,當年12個青年選擇直接佔領—孕育了平等國度的可能。

 

(妳是900個Christiania居民之一。妳跟孩子與K及她的兩個兒子共住一所房子。妳出門時,K女士與三個孩子總愛陪妳走到鴨子湖畔。K在城中與幾個女人開鐵匠工場,晚一點才上班。她與孩子們做三文治當早餐。孩子們稍後要上Christiania經營的幼稚園,每天與J先生穿梭商店街,觀摩父母的工作,與塗鴉藝術家、建築人員、清潔組打交道。)

回帶到1971年的哥本哈根,戰後嬰兒潮成為勞動市場的生力軍,卻負擔不起一個容身之所。諷刺地,大量的空置房屋正準備被政府拆卸、重建成美輪美奐的都市大廈。初秋,12個年輕人撞開廢棄軍事基地的大門,解放了Christiania,亦即 85英畝的居住空間(約25個中大)。作為一個公社,Christiania的核心是共同。房屋、道路是屬於大家的,不須向誰買來。渠務、垃圾、公共設施也是你我有責,大家付一筆User-fee來維持社區運作。決定也是集體的,大家會聚在Town hall 討論社區大小事。Town hall之外,居民在同志公社裡煮食分享,圍坐沙發彈結他抽煙吹水;不用向誰申請,少年在街上練舞、成年人把輪胎掛在樹上打韆鞦。

然而集體自主的反面是限制和矛盾。可以想像,這種反資的自主生活必遭右翼政府窮追猛打。丹麥政府20年來不許居民加建一磚一瓦,以保將來賣地賣樓之便捷。但打壓不只來自「外面」。譬如:Christiania一向容許公開大麻交易,但2003年警察大規模拘捕大麻商人時,大部份居民卻不為所動。片中未有提及,沉默掩埋的縫隙讓社團勢力Hell’s Angel佔領大麻街(Pusher’s street),釀成本年8月的槍案。緊隨其後,Christiania的人民大會通過禁止一切大麻買賣。(他們用推土機把街上的攤檔連根拔起,彷彿不屬於任何人。)

當生活受多重限制,Christiania的經驗必然是充滿缺憾的反抗過程。Squatter(非法佔領者)在香港亦曾經非常普遍。50年代開始,為了生活,難民拾起鐵皮木板做房子,在貧困中共享食物,分擔照顧家庭的工作。石峽尾大火後政府嚴打「官地上建設的非法房屋」,因為官地要用來發展商業及私人屋苑。他們付出廉價的勞動力去成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卻被壓榨得沒留下一點生存的遺痕。 重溯歷史,是提醒自己,穿越分殊的社會經濟文化網絡,壓迫是受壓迫者相通的語言,反抗的種子埋在困難的生活中,而共享就是最日常的抗爭。

今天我們都知道:獨居青年、新移民家庭、老人的共同語言是劏房的生活;空置的高級住宅是投資者的錢滾錢遊戲。(這晚你沿夏鼎基球場邊走到白石角海濱,看見簇新聳立的「天賦海灣」,燈火如孤島。)我們有另闢蹊徑的可能嗎?

或許我們可以從餘下的社運電影節場次,學習前人走過的路,思考突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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