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天使已死 CUPIDE折射教育監視哲學

文：陳玉峰（中大法律三）

新來的一個學期，面對突如其來、強制使用的新反剽竊系統，反映著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決定向最新的勞動形式傾斜／邁進。

「生產資訊化」改變了教育模式

新的勞動形式傾向「生產資訊化」。香港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生產，其實就是大量的資訊操作，要求工人操作大量的符號。

由於生產形式革新，自然也需要不同的工人。因此我們見到近來教育界不停出現改革的呼聲。新的通識課程、彈性的、陪育創意的教育快速地出現了。死背書已經不夠，學生／未來的勞動力還要夠醒目，夠彈性。

以前的工作性質對工人要求很簡單：服從命令、服從規矩、服從公司傳統。因此，以前的公務員有所謂「公函手冊」，寫什麼信就拿什麼來抄，一式一樣並沒所謂，從沒有人要求cite什麼來源出處的；今日，卻連政府都要求所有的回信都要personalize，務必令收信人感到官員「真的」在與自己對話。親切沒有什麼不好；不好的是，這種親切成為了我們／勞動者需要出賣的貨物，成為了被剝削的物品。對著不想對著的人笑；對著討厭的人客氣，成為了今日今日應然的服務態度。

囚徒：是他也是你和我

而因此創意，又或是原創性，忽然變得無比重要。CUPIDE最大的「功能」，就只是highlight出你的資料來源。一方面這個裝置努力與資本制度下的產權概念勾結，著力界定來源，以確定利益擁有人；另一方面，CUPIDE的設置也反映著「生產資訊化」如何希望鍛鍊出新一代的學生／勞動者（同時也是新一輪的被剝削者）。透過要求學生清楚地界定資料的出處，便釐清了哪一部份是學生原創的、哪一部份是其他人貢獻的：「產權很重要」這個概念便深植學生／勞動者意識之中（而產權概念是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漸化成傅柯(Foucault)演繹邊沁(Bentham)所講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令每個人都內化規訓，變成自己的監視者，系統得以用最低成本發揮最高效用。

在這個監視的系統下，系統是否正在運作根本無關重要：每一學生都會因為憂慮被「捉」而更小心處理citation；每一個教授都因為怕「系統有highlight；我卻無「捉」到」而可能覺得要抓些學生交數（很難想像假如某系的功課被CUPIDE highlight出很多疑似個案－儘管這可能只是因為學科的性質令疑似個案容易出現－而教授可以氣定神閑、不懼行政層的壓力、一個學生也不罰），而系統已經成功了。

監控密不透風

「難道正視作者權益、尊重作者，不是值得推動的風氣嗎？即使系統可能引起上述情況，也不妨礙目標的正當性呀！」這也許是大學會提出的辯護，也是同學會提出的批判問題。這種講法首先已經忽略了產權概念是在怎樣的文化脈絡下產生（見下面”FACTS”）；然而，令筆者深感悲哀和顫慄的，卻是連大學都要用到這種高度機械、高度壓迫的手法去達到教育目的。中大吸引學生的地方，除了「國際化」、除了美麗（卻不斷被修改）的校園，也許到核心的，還是對真理、對自由的不憊追求。我們知道大社會生產制度的壓迫，因此我們時時強調大學生的自由與無束。然而，自由不止於可以穿著拖鞋去上課（雖然現在聽說也不可以穿拖鞋去周會了），還在於我們是否有機會在不從眾的同時不需受到歧視眼光、在於我們是否可以大聲提出不滿而不需要畏懼於龐大的機制壓力；這正是我們通常聲稱大社會不具備的環境、這正是我們聲稱校園生活可貴的地方。

自由的虛妄

如果大家真要認真仔細的分析，得出的結論可能是：CUPIDE這個系統根本沒什麼了不起？據某ENGINE同學講，CUPIDE這種「只是會得核對疑似句子」的programme，其實很易寫，只不過是配合了官僚的壓迫（拒交=零分）才「有效」。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則更吊詭的是，大學獨有的珍貴自由開放環境，竟除時可被這種單一的、機械的、把《竹林深處人家》當成中四level而下年又可能要改的、如果輸入一句「to be or not to be」應該會評之為Grade 1的—呆板系統一把取消，可見我們一直以為自己身處的「優勢」，事實是有多脆弱；我們以為自己身處的自由，事實是有多虛妄。

而這種虛妄，卻是直接連接著／照應著大社會的氛圍，預示著我們無處可逃的窺視和拘捕。新一個學期，我們以為有新的渴望；而第一個得來的消息，卻是如此的令人沮喪。

FACTS:
1.跨國集團搶先申請原種稻米的DNA為專利，禁止原居民繼續種植
2.美國藥廠以產權法禁止其他國家以生產較便宜的平行藥物出口窮國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