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頓

在中大、在世界不斷湧現的「全球」、「國際」課程究竟如何反映教育在政府眼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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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Jupas中大又有新選擇。繼10年開辦的「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13年「環球醫學領袖培訓計劃」後,今年有新開辦的「全球傳播課程」,而「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則改名作「酒店旅遊及房地產工商管理學士」,另外也新增了法律博士(JD)與工商管理學士雙學位課程。臨出版前,中大還發新聞稿,宣佈下個學年會開辦全港首個金融科技學士學位課程。

新加的課程,幾乎都是同學趨之若鶩的「神科」。但在慶祝中大終於洗心革面加入排名競爭之時,不妨也思考背後的邏輯—甚麼成就了「神科」,這些學科又對整個教育制度又有何影響。

 

舊酒新瓶的新課程
儘管新課程湧現,但它們卻不全然是全新的課程,有些甚至與現有課程內容相當類似。就以新開辦的「全球傳播課程」為例,一年級的課程內容與現有新傳課程基本上無異,分別在於二、三年級時同學會在外地大學和中大修讀合辦課程,暑假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而最後一年則在本地畢業。單看課程內容似乎相差無幾,可是新課程收生門檻卻高得多,競爭也相當大。

 

教育奢侈品
近年本地資助大學開辦的新課程均標榜國際化,大部份課程都與外地學校合辦,以國際交流為名吸引尖子。冠上「全球」、「國際」的學位即時升價十倍,共通點是收生少而取錄分數極高。對大部份人而言可謂困難重重,就算同學分數夠高,還要面對近十萬港元的出遊費用。現時學制本身已對富有家庭有利[1][2],這些學位更成了他們延續富貴(社經地位)的工具。

某種國際
課程打着「全球」旗號,說要為同學建立國際視野,但交流地點離不開幾間歐美頂尖大學,選擇實在相當少。舉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有類似的傳播課程,他們會到更多地方,甚至到南非作交流。雖然現今資訊流通,認識世界不一定要出國,而出國也不代表能認識世界,但既然要出外拓闊視野,也應該增加交流的地方,多認識不同文化。

你可有想過,若資源增加,為何不直接提升現有課程,而要開辦新的精英課程?為甚麼又偏偏新增的都是「國際」、「環球」學科?這無非是大學吸納尖子的一種手段,一來提升收生成績,二來提升國際化形象—以迎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方針:國際化、符合市埸需求。至於為何要配合教資會的決定,那就關乎學額資源分配方法,我們要由「學額回撥」機制談起。

 

資源從何而來?
等價交換,踏着無數屍體開辦的新學科
事源09年教資會創立「學額回撥」(正名為「優配學額」)機制,它要求所有受資助院校每三年交回6%的一年級學額[3] (相當於一個學系第一年取錄學生的數目[4]),並透過審核各院校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書」重新分配資源。上表是對上一輪學額回撥的結果,下學年便會生效,也正是新課程開辦的時間。

是次學額回撥中嶺大和浸大損失慘重,其餘大學則從他們得到了額外的資助學位。規模較小的院校本身已欠缺教學資源,往往慘淡收場,而理大也曾在第二次學額回撥中失去全數109個學位,反觀港大、中大、科大每次均有進帳。對上一輪學額回撥結果公佈後,浸大取消了物理系、數碼圖像傳播系及縮小視覺藝術院規模。基本上,每個新課程的學額,都是透過剝削其他院校、其他課程的資源得來的。為甚麼這些學科淪為犧牲品?我們接下來將會探討。

學術干預、資源傾斜的惡性循環
教資會掌控生死大權,在學額回撥機制下(還有針對研究工作評定院校表現的「研究評審工作」報告(RAE),只有與教資會理念一致的院校才能換到更多資源,結果院校發展就由一把尺定義,也再無空間談論辦學理念。

對於那把尺—所謂的「學術發展建議書」,教資會從未提及其評分準則,而史美倫主席在教資會官方網誌上就機制有以下解釋:

「須知道,公帑資助的學額有限,如要擴充某些學科或發展新學科的話,其他的學科便要縮減。事實上,這確是「此消彼長」的運作形式。我相信沒有一個課程或學系主任會願意承認自己的課程沒有存在價值……為了有效利用納稅人的金錢和有限的學額資源,教資會支持院校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作出一些艱難、但有利整個社會的決定。」
—<善用珍貴學額 回應社會所需,教資會網誌[5]>

教資會常強調國際競爭力,重視科目國際排名、出國交流數字、畢業生出路,令能直接比較、計量的商科、理科往往佔優。政府建立的產業結構重視數理科技,而且社會被商業主導,學生關心出路,就要選擇相關有利發展的科目。大學要提升利潤,就要開辦和提升相關課程吸引學生,結果出現資源傾斜,失去的文科學位資源再沒有回流到文科,反之是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國際」課程。

回望教資會核心成員組成,好一部份是來自商界的董事和主席。在精英聚首的閉門會議中,「有利整個社會的決定」最後變成有利商界發展的決定。盲目跟隨「國際競爭力」,後果不止是學科種類,就連學科內的發展方向也會受到局限。除了一般被認為欠缺商業價值的傳統文科受害以外,其實也對從事本地研究的學者構成重大威脅:15年年初,教資會報告指港大法律學院的評級較中大法律學院差,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分析,皆因港大較重視本地法律研究工作,而這些工作世界在國際上沒有人重視,他舉例說「如講新界土地,全世界沒人有興趣,但這些是我們要研究的東西嘛!」[6] 可見國際化的視野,最後也會令本地研究衰落。

 

將來如何?
中大以被殺學系資源開辦新課程,部份受資助院校則積極為課程合併、更名,與外校合辦更多不必要的新課程,務求爭取更多資源。雖然教資會堅稱回撥只牽涉少量學額,但按每三年上繳6%學額推算,假設有一半「欠缺競爭力」的學位不符合教資會的期望,只要再過十五、二十年,這些學位的存留都岌岌可危。榜尾的要跟上,榜首要保住地位,可見這惡性循環仍會持續。

香港之外,將教育作為一種投資產品也是世界的趨勢,鄰近的日本、韓國都先後削減文科資源,並轉移到較有生產力回報的學科。香港政府控制高教發展之舉固然令人憤怒,院校本身也難辭其咎:中大、以至其他大專院校管理層順應潮流之舉,如同率先放棄院校自主。特首當校監等的政治干預固然值得重視,但政府營造的商業環境令學位逐步商業化,明顯更具殺傷力。

 

 

[1] 延伸閱讀:http://www.hk01.com/44956/八大排名愈高窮學生愈少-港大清貧生-跟同學差距一頓飯見端倪
[2] 延伸閱讀:教育機會差異在香港 現狀和研究議題評述,http://www.fed.cuhk.edu.hk/hkier/content/document/OP/OP14.pdf
[3] 最新的百分比,不包括政府特定的人力需求,如醫生、護士、教師、社工等學位,另外嶺南大學因規模較小比率只有4%
[4] 促檢討學額回撥機制 憂人文學科邊緣化,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3年9月16日,https://www.hkptu.org/ptunews/622/headline-t
[5] 善用珍貴學額 回應社會所需,教資會網誌,2010年11月18日,http://www.ugc.edu.hk/big5/ugc/blog/blog20101118.htm
[6] 陳文敏:教資會評審準則與過去有別,香港01,2015年1月28日,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陳文敏-港大法學院重本地研究非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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