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諾軒(中大學生會內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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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為甚麼即使「原地重置」烽火台仍然引來這樣大的反對聲音,是因為大家對於現存制度太大怨氣,怨氣大得無法宣洩。烽火台遷拆,不單單侷限於其存廢本身,是香港制度生態出問題的縮影。

烽火台拆卸一事,所以造成學校與學生這樣大的不信任,是因為至今校方仍未能擺出相應的誠意。事情一直處於一種不對等的對話狀態,我們開首即要求公開擴建圖書館的資料,可是程伯中以至劉遵義的兩封回應信都沒有回應,反而強調擴建圖書館迎接三三四所需,「勢在必行」。及至日前論壇,校方代表只說來「聆聽意見」不作承諾回應。這種面對權力無法異議的不公義,使中大師生感受莫大無力感,釀成五千餘人合力反對的態勢。

生活在香港社會,我們都喜歡把現實需要排在最優先處,但追求現實需要背後要付出的代價,往往都被短視地忽略。最近的雷曼債券一案,正是這種管治邏輯所帶來的惡果。迷債令多少個家庭家產一夜蒸發,銀行家尚且三番四次警告立法會不可利用特權法調查,「令銀行不能集中精力處理迷債」、「早已預警,迷債是投資者的責任。」這正是管治者以現實需要剝奪群眾問政權利的作為,去合法化跳過程序公義的手段。在雷曼一役,市民差點連調查的機會也沒有。

同理,烽火台一事,劉遵義以三三四現實需要,合理化「連諮詢都沒有時間」的理由,前車可鑒,但在連持分者都不能問清楚的情況下進行,怎能認清移走烽火台等如移走多少中大人的集體回憶?而從頭到尾不公開資料,就與銀行家不公開迷債經過的面目同樣猙獰。

掌權者要息事寧人,並不是出事後才諮詢調查就足夠的。掌權者要接受一種制度,一種讓持分者的意見能夠被充分參與考慮的制度,他們要願意公開相關資料,讓彼此在相同認知下達成共識,才是長遠解決分歧的正途。如果銀行早就知道狡辯只會讓社會更不滿,如果校方早知道烽火台神聖不可侵犯,就不會引起如此大的體制外抗爭。

既然烽火台的遷拆從頭到尾都不民主,向校方提出異議,正是師生向此制度說不的嘗試,甚至是在嘗試批判這種獨裁邏輯。香樹輝校友以筆名左丁山、辛翠時強調三三四下擴建圖書館,暫遷勢在必行,就是侷限在唯現實是圖的邏輯,忽略了民主治校對社會有何重要。「冰鮮保存」亦非異議者訴求真象,「實在係曲解。」

如果歷史價值,是中大人希望守護的集體回憶,那麼,中大拆卸烽火台做的決定是否文明,就是社會需要捍衛的程序公義價值。烽火台上的「門」意味著意見交鋒,不經過彼此討論就要在「門」下動土,是對烽火台的一種污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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