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議會、選舉：八九民主啟蒙下的「民主」

今天不論出席論壇還是晚會的你，想必對民主仍有一定堅持。我們對民主的執著又能從何談起？不少人視八九民運為政治啟蒙，令更多香港人開始正視民主。但我稍不同意，因八九前香港人會為切身生活民生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卻未聯繫到政制改革；八九後剛好相反，民主只剩下政治制度，生活民生議題被擱在一隅；理想中讓我們重掌生活的民主改革從來都在狀況之外。釐清八九民運的遺產，不論孰好孰壞，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前進的基石。

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看不見政制民主

政制民主於八十年代中前對香港人來說只是可有可無。1986年，當時港人對欠缺民主成分的政府大多持正面態度，普遍缺乏對政制民主化的追求，甚至大部分保守地認為民主化不應推行過急。儘管及後社會上激起了有關立法會直選的討論，而且也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已然簽定，又害怕回歸後中共會將「過度」民主化的政制打回原形，六成三人對政治感到無力，認為表達意見也不會對本港未來發展造成影響。加上不少人錯誤地理解民主也窒礙了對民主化的渴求，當時逾四成人認為民主等同政府會諮詢其意見但沒有依從的必要，一成半人認為民主政府等同領導人民，而只有兩成三人視直選為民主的必經路。種種因素令當年政制民主運動寸步難行，即便有一定規模的支持，但爭取八八直選的遊行只有五千至八千人出席參與。我們絕非從第一天便理解民主。

然而，香港同期並非缺乏社會運動，當時勞工、環保、房屋等運動頻生。1986年，在互聯網尚未普及下，香港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的運動共收集到104萬市民簽名，這簽名運動的規模至今仍未被打破。居民運動同時遍地開花，1977年，多個屋邨一同要求參與房屋署相關重建的討論，及後一群居民和社工成立的公屋評議會也令房屋議題漸漸演化為全港運動。

但苦於當時大眾未能將社會運動與民主概念扣連，令港人忽視民主的價值。上述情況出現，大抵是和人們以利己角度參與政治，而非實現宏觀上的政治追求有關。但其實以實用角度看，政治民主在剛民主化後的地方十分常見，例如二戰戰敗後進行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十九世紀民主化後的美國以及非洲，亞洲非殖後民主化的國家也同樣出現以上情況。居民、環保等社會運動看似和民主政治毫無關聯，但運動背後的政策制度參與、要求開放政治機會、自決環境前途的面向，均是香港人對嘗試重掌生活的渴求，隱含着追求民主，從而爭取更美好生活的願景。

香港對民主執念的起點

三年之隔，社會氛圍突然「激進」起來，香港由近九成人反對政制民主化推行過急，變為逾九成人要求政制民主化應更快及更大規模地開展。八九民運便是箇中的轉捩點，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急瀉。1989年10月，七成民眾不再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懷抱希望，對比1988年同期只佔三成。屠城過後，近六成人對回歸感到悲觀並盼望移居他國。當時社會更「激進」得有七成四人認為，回歸後便應立即進行特首普選，支持度比起現在也不遑多讓。

當時的八九民運為本港政制民主運動帶來了強大的政治能量。民運期間，於5月21日以及6月4日前後出現了兩次過百萬人的遊行。相較兩年前，八八直選遊行只動員到約五千多人，八九民運予政制民主的政治能量絕非直選議題可以同日而語。當下，對民主的論述變得關鍵，皆因八九民運帶來擁護民主的熱潮，大抵源自群眾情感以及對中共的恐懼，而非擁抱扣連民生的民主概念本身。

可惜當時社會的輿論，只聚焦於前途問題及政制民主化，社會運動等非建制範疇及除政制民主外的意見卻被擱在一旁。整體支持民主的社會氛圍未能使社會運動繼續壯大下去，其規模及數量不升反跌。因屠城噩耗產生的情緒及即將面對中共的恐懼，令政制民主化被寄望為淪陷的最終防線。及後議席、建制渠道進一步的開放，令社運政黨化湧現，社運能量被大量吸納。囿於公民社會的不成熟，而當時社運組織的領袖大多加入政黨，在缺乏政治人才領導民間組織，及人際網絡的欠缺，種種資源、人手的不足令社會運動未能延續過去的勢頭。

建制內的民主霸權

民主開始被普選、選舉、議會所代表，雨傘運動中不絕於耳的是「我要真普選」，民主和一人一票選特首劃上等號，其他議題就算再貼近生活民生，都彷彿和民主無關。2005年，爭取政制民主的民主黨支持領匯上市，造就了香港近十年的領匯霸權。若民主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一個受公眾監察，確保要符合大眾預期的公屋商場，何以劃於民主之外呢？狹隘地注目政制令民主和民生漸行漸遠，去經濟化的民主慢慢變為常態，非建制抗爭及民生的討論進一步被削弱。不論新界東北還是橫洲事件，皆因立法會或選舉才引起公眾關注，建制主導的政治讓我們劃地為牢，只着眼於政制民主。這同時種下了群眾難以將民主和民生連結的惡果，控訴雨傘革命「阻人搵食」的說法大抵也是因此而生。這甚至間接跌入建制將政治妖魔化，拉遠政治與群眾距離的陷阱。

這便是八九民運對我們民主啟蒙的另一面。

民主與我何干？民主最終不外乎指向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民主本來就是民生，民主運動不能單單囿於政制民主而忽視民生維度。大談政制改革便擱民生於一旁而孤注一擲地爭取政制民主，相信爭取到真普選，所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即便擁有政制民主但無心裝載社會民生，民主政制之於更好生活也是徒然。君不見擁有民主政制的英美貧富懸殊依舊嚴重?佔領華爾街的新聞報導指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坐擁全國四成財富、最窮的八成人只有百分之七財富，這些為人熟知的說法都反映出當中的鴻溝。這絕非我們實現政制民主化後想要的生活。

雙失的民主

但同時犧牲民主政治以及民生又因何故？剛過去的特首選舉，泛民中的「策略派」便甘願為造王而同時捨棄政制民主和民生。不知曾俊華上任後會否是一個更開明的政府，但其政治爭拗上以「休養生息」換取民生的說法從根本便已自相矛盾。姑勿論同意人大831框架並就23條立法本來便會惹起極大政治爭議。加上，在其任職財政司司長期間一毛不拔、處處削減資源、多次錯估盈餘，均反映出其極保守的理財策略，令中產、基層持續蒙受傷害，何以見得往後會有一個更好的生活？即便帶來了有限度的民主自由，樓價持續攀升、工時高企、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生活只會被工作佔據。我們所獲得的不過是虛妄的自由，市場壓迫下，我們連享受自由的時間也開始失去。

當「民主之父」說要重新定義龍和道，大量手機電筒高舉附和，當下只感到諷刺，看着民主民生皆被出賣，「我要真普選」彷如明日黄花。更不論每每放棄民生以祈望換取民主時，殊不知已然向背後的極權妥協。兩者本為一體，理應同舟共濟卻屢屢被背棄，又能如何向前邁進？過往單追求政制民主的經驗及是次特首選舉的結果再次突顯建制內的局限，制度、動員、行動、民主框架的重新界定才能再度讓民主運動步上正軌。

盼來日龍和道上香港人的手機電筒只為真民主，而非「民主之父」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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