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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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鴇母龜公」、「毋須再客氣」等針鋒相對的論調在去年有關本土派應否紀念六四討論中不絕於耳,在這遍互相謾罵的聲音中,我們又有否想過,原來早在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便出現應否參與北京民運的討論……/

六四紀念對於本土派而言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困境,一方面他們在實際的政治考慮、派系考慮中,對一直與泛民關係密切的支聯會不信任,更重要的是本土派無法接受一直以來紀念六四的意識形態論述。而在一岸之隔的台灣,原來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相類似的討論,香港和台灣一直深受身份認同問題所困惑,也許勾勒台灣六四紀念的歷史對香港如何處理身份認同與六四紀念之間的衝突會有一些啟示。

 

1990年代:被國民黨壟斷六四論述的台灣

台灣的獨立運動發展遠比香港早,在八十年代末台灣早已出現如鄭南榕、林濁水等台獨人士,與此同時國民黨依然與中共交惡,在複雜的勢力關係下台獨派在討論應否紀念六四時便出現不少尷尬以至焦慮。國民黨早在五月便介入八九民運,並加入大量政治宣傳。及後,國民黨在六四屠殺後暴露自己虛偽的立場,不斷攻擊中共屠殺行為的同時號召群眾上街、「高舉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卻對1947年的二二八屠殺絕口不提,將自己放置在邪惡中共的對立面上來形塑自己美好的政治形象。那時台灣國民黨的官方媒體不斷播放屍體、槍擊的畫面,在廣告中插播《歷史的傷口》MTV,同時國民黨政府在6月16日檢閱海軍、19日到金門視察,背後所作的就是把恐共、仇共情緒導向「愛黨國」的獨台式認同,以這種國家力量總動員推動政治宣傳,化解國民黨自身受著台獨勢力挑戰的正當性危機。

在此之下,台獨勢力比今日的香港本土派更難參與六四紀念,因為一方面他們對殖民的國民黨政權根本毫不信任甚至極為痛恨,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壟斷六四論述之下,他們參與紀念六四只會變成「愛國」動員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只能在六四紀念採取一個比較被動、甚至不參與的立場。那時甚至有台灣反對國民黨的的士司機說﹕「若有人發起聲援大陸學生,也願意參加,如在車上綁標語布條,但一定要出師有名,否則就變成國民黨的走狗。」也有學生擔心自己紀念六四時會被貼上統派的標籤,仿佛在魔鬼的節奏下,獨派根本沒可能有自主之聲。

 

2010年代﹕國共第三次合作下的變化

台灣在六四屠殺後獨派積極支援民運,民進黨黨員甚至在國父紀念館前接力以絕食表達抗議,在六四後「血援會」等不同關注六四的組織成立,但及後台灣的六四紀念很快便沉寂下來,因為當時的台灣正步入獨立運動的高潮,比起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發展,他們更願意關心自身的前途和問題。在1990年至今,台灣一直沒有如香港的大規模紀念六四集會。不過在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轉化,漸漸希望兩岸合作,繼而減少提及六四事件後,台灣獨派在六四上的尷尬位置起了變化。

九十年代的國民黨會利用六四增強自身的合法性和化解執政危機,但今日國民黨卻要為外交鋪路,在六四立場上退步,馬英九更自2008年後沒有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加上2008年陳雲林事件引發的野草莓學運使台灣人意識到民主追求無法避開中國因素,此後有很多支援中國、西藏運動的組織在台灣出現。紀念六四的台灣學生未必每個人也是統派,有不少更支持台灣國家正常化或台獨,但他們意識到六四正好是機會探討中國政經發展、社會狀況,繼而反思如何在中國因素下維持台灣的自主和民主化,而不會被國民黨的壟斷中國論述下處於被動。加上不止是台灣,香港、西藏等同受中國因素影響,六四也許是這些組織合作、交流的機會。

儘管今天台灣獨派在六四上的位置沒有如此尷尬,但其實在紀念上還是有不少問題和障礙。例如台灣學運領袖陳為廷和林家興曾在2011年六四晚會紀念路線上有所爭論,陳為廷反對在文稿中有「中華民族百年來多少先烈前仆後繼」等帶有中華民族主義的字眼,最後林家興修改字眼,及後六四紀念以本土視角為主,以外國人角度關心中國民主發展。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的六四紀念甚至出現如台灣自由圖博、台灣維吾爾之友等組織。周慶昌也表示台灣作為中國鄰近國家,必須面對中國,提醒台灣人民中共的本質。這也許是本土化後六四對台灣的意義。

 

支聯會的啟示﹕開放紀念六四論述的必要

台灣在1990年代的例子正好說明香港本土派在紀念六四的困境和鬱悶。雖然香港本土派沒有如國民黨般利用六四建立自身合法性,但一直以來關於紀念六四上的論述一直被支聯會的「愛中國」、「中華民族一份子爭取中國民主」的說法所壟斷。由此下來,本土派根本難以有自身的聲音,甚至是被代表,加上本土派本身對同時是泛民政黨的支聯會高層極不信任,因此本土派不到維園,甚至另起爐灶建立自身一套六四論述也是有其道理。故此在六四悼念上非本土派而會到維園的人應該體諒本土派所面對的困境,那些「不用對學生客氣」、「不紀念的同學是冷血」、「本土派只會各家自掃門雪」的說法不僅是對本土派不公,更會加深彼此誤會和製造敵我矛盾。

本土思潮下,每個人對身份認同想法不一樣,假如支聯會還抱殘守缺,不願開放紀念六四的意義的討論,繼續以帶強烈中華民族色彩的方式主導六四晚會,而不是找出社會中紀念六四的最大公因數,那麼本土派的離去也是必然,燭光的力量也沒可能凝聚在一起。因此還望支聯會不要讓自己成為下一個國民黨,不要壟斷集會的論述。

 

本土派的啟示﹕我們還是有紀念的理由

至於本土派自身雖有其難處,但也有紀念六四的意義,一方面香港必須面對中國因素帶來的影響,六四紀念正好是思考和提醒,正如台灣的六四集會中以六四晚會反思未來。

更何況八九民運本身也誘發了香港一連串民主和聲援運動,六四事件對香港日後的民主運動也有不同的影響,假如要為香港編寫一部歷史,六四也無可避免地是重要的章節。再者,六四本身正好是連結共同受中國威脅,希望爭取自主的族群如台灣、西藏的機會。即使本土派,也沒有理由不悼念、反思六四以至整個八九民運。因此本土派不應迥避而是面對六四,提出一套新的論述以回應支聯會,打破只有支聯會說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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