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aneAries

上文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一切問題的始作俑者。然而,我們還要回答一個問題:七十年代末採取的,為何是新自由主義,而不是其他的經濟政策?

答案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對利潤的追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各經濟部門利潤率的高低,是資金流動的最高指標。如果利潤率長期停滯,資本家就會停止投資,經濟發展就會停滯。因此,各國的統治階層,為「公」為私,都需要不斷想辦法去提高利潤率。

同一時間,資本主義是一套充滿競爭的制度。在這裡,企業要競相開發新科技以降低成本、擴大公司規模以增加利潤,否則就會在競爭中給淘汰,又或給吞併;而要做到這些,你本身必須要有大量的資金——亦即在之前賺到夠多的利潤,是之前的競爭中的勝出者。換言之,唯有最有能力賺取利潤的那一批企業,才生存了下來,而賺錢多寡,就很視乎企業可以從勞工創造的價值中,榨取出多少剩餘價值來。而且競爭不僅發生在企業與企業之間,亦發生在競相爭奪資本青睞的國家之間。

換言之,如果讓資本的權力擴大至極端的話,這將純然是一個不由人的主觀意志逆轉的、逆向淘汰的制度。你對僱員好,給他們較多的工資嗎?就等著給殘民以自肥的企業吞併淘汰吧。你的國家保障勞工、徵稅提高社會福利嗎?就等著資本外逃的下場吧。我們是否想要這樣的一個制度?

更何況,這制度可以持久永續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永遠不能解決的、時刻帶來危機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各資本家為求追逐利潤,都會將自己的生產能力不斷擴大,並找人買他的東西;但另一方面,每一個個別的資本家,均會力求壓低勞動成本,以賺取更大利潤。而且科技的發展,會令生產同一數量貨品時,所需的工人數量不斷減少。一方面是理論上無限的生產力,一方面是處處受限的購買力,這自然令資本主義內在地傾向於生產過剩,亦即會內在地生出危機;而且社會越進步,危機就越大。換言之,若情況真發展成上一段所言般,個別資本家的理性選擇,將造成社會的崩潰。

資本主義曾經出現過一段比較人性化的時期,即戰後的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時期。那時候,政府大量介入經濟,收取較高稅率,並以政府支出去擴大有效需求;美國的工會、企業和國家,基本上協商出要維持較高工資的共識,以確保貨物最終有人購買;金融投機亦被大加限制,以維持經濟穩定。

然而,那是建基於戰後的特殊環境而發生的。因為歐洲、日本於戰爭中大受摧殘,生產力相對於消費力大幅下降,競爭亦因而大為減少,投資因而得到較高的利潤率,上述的一切遂在資本家的「可容忍範圍」之內。但當生產力慢慢重建,加上新工業國的冒起,生產力過剩、競爭加劇等問題就出現了,令利潤率下降。正是對利潤的追求,令資本家於七十年代展開了一場針對勞工的戰役,將過往的社會、勞工保障及經濟規則刪掉重寫,帶來了新自由主義,造成了今日的局面。

既然如此,這是否就是說,我們沒有改變的空間?答案當然不是。上面提到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只是一種純粹經濟學上的趨勢;經濟現實的走向,自然是牽涉大量文化的因素、政治的角力。例如若沒有中情局策劃的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令新自由主義實驗於該地得以實行,怕且英美的統治階層,也不敢在經濟政策上,作大規模的改弦易轍;又例如各種削減福利、打壓勞工保障及工會的行為,也很視乎勞資之間的階級力量對比,及整體民心的向背,而傳媒的取向,自然是影響後者的關鍵。

換言之,面對所謂的經濟法規,我們從來不是無力改變的;問題就只在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去壓抑資本對人民、社會的摧殘。關鍵之處在於,將這個以資本的需求為導向的社會,改造成一個以人的需要為導向的社會。這不僅是道德或公義與否的問題,更是人類社會能否存續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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