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董嘉朗
文:董嘉朗
 
「『港獨』不但違反基本法,亦和我個人意願相違背。」9月7日,沈祖堯校長於massmail說道。短短百餘字的電郵吸引眼球,一年級的戴安亦因而開始關注大學收窄言論自由的事件,及後更與其他同學成立中大言論自由關注組。
 
對於沈校長的突然表態,戴安直言:「有啲失望」,「你以前同人講你唔會就校長身份發表個人立場,佢以前比人問對六四點睇嘅時候咁樣講,但今次講港獨時佢 就同人講埋佢個人立場。」

 
言論自由=港獨?「好想修正輿論」

9月4日開學禮早上,校園不少地方被貼上港獨單張和掛上橫額,戴安經過蒙民偉樓時親眼目睹清除單張的過程,但當時「唔sure(校方)咩原因去搣(單 張)」。然而,及後沈的電郵、林鄭的言論、十校長的聲明,都在知會學生,近日的爭議不只是學生之間的不和,而是由上而下對校園言論自由的進逼。戴安開始關注事件,並試圖讓更多人了解,例如他嘗試「share啲嘢落Ocamp大組group」。 

如果多留意相關的新聞及網上資訊,我們會發現有人把一件有關言論自由的事件描繪成純粹支持與反對港獨的爭議。原來的問題是「你是否支持大學有言論自由?──可否談論香港獨立?」而輿論卻把問題改寫成「你的政治立場是甚麼?──是否支持香港獨立?」繼而,反對校方的只可是「港獨分子」,捍衛言論自由的只可是「港獨分子」。
 
「呢種係好惡意嘅spinning,因為你試圖將一切都約化到政治意識形態,咁繼而係(唔同立場嘅人)唔能夠去協商嘅。因為對於港獨,你好難將支持嘅人轉做唔支持、將唔支持嘅人轉做支持。」錯誤的輿論,令不少人忽視了民主牆爭議中的重要元素。「好想修正輿論,或者討論重要嘅位。」這是戴安的期望,也是言論自由關注組的一大目標。 

「我哋成個關注組嘅人本身政治立場可以好唔同,但我哋都認同唔係有政治立場嘅底喺度,就唔可以關心有關言論自由嘅嘢。」
 
「我都同意」,但唔聯署

戴安於Facebook得知有同學打算成立關注組,並邀請有興趣的同學商討細節。他表示第一次會面確立了關注組的目標、行政程序及分工後,這二、三十人便 組成了關注組,並開設Facebook專頁。 

關注組成立匆忙,然而匆忙是對應著事態的發展,「學校喺之後,我哋預想啦,雖然事實上亦都係咁,學校會採取一個比較冷淡嘅態度去應付呢件事。」當橫額收下,校方冷淡,媒體、網絡關注自然減少,宣傳工作的推進亦預期會難上加難。「我哋心入面大概知道兩個禮拜之後件事會好唔同。」 

有見及此,關注組的行動是以兩、三星期為限構思的。他們打算擺街站,宣揚事件的重要性及收集聯署,目標約1500個。之後,在事件得到足夠關注下,發動 公投,讓同學以投票的方式要求校方收回言論,並承諾保障大學的言論自由。
 
於是,關注組開展了他們的工作。起初,他們面對一些資源上的障礙,「例如一個咪都要個幾禮拜先借到,一開始嘅街站只係能夠派leaflet同收集簽名,甚至leaflet都係過一排先印到。」
 
除此以外,行動最根本要面對的是同學的反應。戴安表示擺站宣傳之初,曾覺得同學似乎視自己為「好似中大收問卷嗰啲保險經記咁」的想法,「有啲同學就好直接,好似平時派傳單咁話:『唔洗啦』,就直接行過。」戴安在街站接觸到,而又會聯署的同學佔兩、三成,那其餘的七、八成同學又持甚麼態度呢?他表示有些不想關心事件,有些則是對港獨避而不談,他們抱持「係啊,我都同意,但你塊板要寫自己院系級,我驚比人算帳,所以唔寫」的態度。
 
戴安坦言擺街站的經驗令他對同學、同輩有新的看法。原本他相信「世代之爭」的說法,認為年輕人會較關注政治,會嘗試介入並作出改變。然而,接觸不同的同學後,他認為「唔好太過理想化去將年青人放咗喺一個開明思考、開放嘅立場」。「唔好簡單當咗同世代嘅人就係你嘅盟友,或者就係同你持有相同意見嘅人。」 

但是,戴安這次的街站經驗是否就能反映到有些年輕人不關心政治呢?卻也不然,例如有些同學「驚比人算賬」所以不聯署,其實反映事件與過往的政治事件不同,有人會怕表態會對自己造成的傷害。但這正是事件嚴重的原因,不只是輿論壓力,連大學校長也高調表態反港獨時,持反對意見的同學想表態但卻步亦不難理解。對此,戴安認為需要「同情地理解」。 

改變,「視乎你肯做幾多」
 
事件從熱變冷,關注組成員面對「做得耐,大家都攰」及「進入學業上面比較繁忙嘅季節」的壓力,戰力稍降。就這樣,兩、三星期過去。聯署數目與預期相差500,宣傳效果與預期落差不少。關注組無可奈何,只好憑收集到的聯署,向校方反映同學對言論自由的重視,然而未見成效。關注度不足,關注組原本發動公投的打算亦未能實現。 

現時,關注組正嘗試與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商討,希望成立一個組織間互通資訊的平台。在戴安看來,這亦事關重要,「呢件事唔係單一咁發生,而係各大校長、管理層都不約而同,或者有意圖地一齊收窄言論自由嘅空間,咁所以我諗唔可能各間大學自己去處理。我哋都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有需要嘅時候互相支持,或者起碼交流一啲資訊先。」 

關注組嘗試做的是接觸同學,讓同學了解言論自由的重要。但關注組之外,對於切身的言論自由事件,其實又有沒有辦法令更多人關注呢?戴安認為每人都能貢獻,「視乎你肯做幾多」。最簡單可以「將一啲個人嘅理念同朋友講」,「唔好話多,可能四至五個」。他認為不少人都心存「講政治傷感情」的想法,但寄望大家能克服。 

關注組的宣傳工作暫告段落,加上事件回歸平靜,現在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時間點。同學自己的關注和參與是否足夠?會不會本應可以對校方加諸更大的壓力?關注組匆忙成立的經驗未如理想,往後又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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