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繆拉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月娥表示為增加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文化認同等,於是將中國歷史科設為必修科。中史必修本來不算甚麼爭議之事,2015 年 444 間中學就有 392 間設有初中的獨立中史科。但配合林鄭月娥的反港獨、增加基本法教育及加強香港與中國交流的取態來看,今日中史科很可能是作為向年青人洗腦的工具。歷史教育一貫是我們關心的議題,但當我們不斷瘋狂搜尋坊間教科書如何不提及六四、把中國寫成祖國的時候,或許我們需要重新為好的歷史教育下判準。
  
中國歷史科的前世今生
  
要判斷中國歷史科會否變成洗腦科,我們至少需要了解中國歷史科的由來和現況。中國歷史科的建立源於二戰後,當時國共兩黨不僅在中國大陸展開戰爭,在香港更是開展影響力的爭奪,其中教育是重要戰場,例如國民黨在其控制的 250 間中學提倡國恥教育。但英國政府卻不希望國共兩黨介入教育,加上香港人普遍也不希望介入政治鬥爭,於是在教育上提倡「去政治化」的中史
教育。當時的港英政府就加入了五條原則,指導中史教育,包括以文化為重點、著重社會史而非政治史、述事保持中立等。
  
結果在孫國棟、錢穆等南來文人影響和英殖政府的默許下,中國歷史科的側重點就變成了「文化中國觀」。錢穆認為中國古來沒有民族主義,認為中國抱的只有人文精神,因此不可只有狹隘的民族排外,而是講究思想、精神、性格、價值觀。錢穆在《民族與文化》中有言﹕「中國古人,自始即不以民族界線、國家疆域為人文演進之終極理想。其終極理想所在,即為一『道』字」。具體而言,這種文化中國觀一方面灌輸了一種廣義的、超越政權的䚒念。另一方面,亦建立一種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史觀,例如在《中國歷史》描述的抗日戰爭便是「我民族來生存獨立的關鍵」。自此整個英殖時期的中史科便是以「文化中國觀」作為主體。
  
1997 年後,中國歷史教育開始提及「國家本位」。97年的《中國歷史科 ( 中一至中三 ) 課程綱要》便指出「歷史教學的其中一項目標是讓學生通過對民族文化、及國家歷史的認識,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與此同時「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等字眼有時會被「中國人民」所取代,在課程指引上,廣義的「文化中國觀」被狹義的「國家中國觀」所取代。不過雖然課程指引如此,但是前線中國歷史科老師的教法卻一直受傳統文化中國觀影響,是否加入國家因素也是極為彈性,由教學風格所決定。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中史教育主要受英殖、國學南來和九七主權移交三波力量所影響。一方面因為去政治化,中史科在文革後的歷史一直說得模糊 ( 也有說是因為現代中國部分交予通識科或中史科難以處理未定論之事物 )。另一方面一種以漢族、華夏為中心的史觀成為了中史科的主軸。
  
但近年的中史科發展可謂令人憂心。據香港獨立媒體一項調查發現,有不少的中史教科書在審批時會被教育局退回,而內容大多關於中共建政部分或現代史部分。有些中史教科書更直接用「我國」取代「中國」,對於主權移交更明言是「回歸祖國的懷抱」。有些則會在描述中共建政、建立《國歌法》和《國旗法》的歷史時,加入香港示威中有人焚燒國旗新聞,表達要愛護國旗的意識。
  
其弊何在?如何改之?
  
如此看來,中史教育似乎有不少值得憂心的地方和改善的空間。要知道教育政策討論不可抽空社會和政治脈絡,目前教育局強調基本法教育、希望多辦交流團建立國民身份認同,自然令人猜想國民教育可能會以中史科的形式借屍還魂。
  
在英殖便利下,文化中國觀成為了中國歷史科的意識形態。但文化中國觀在今日不適合作為中國歷史的指導方針。筆者無意批判錢師、孫師的歷史書寫意圖,更為他們一生「為故國招魂」欽佩不已,但明顯今日香港情況已不可與昨日比。錢師、孫師的書寫歷史是在於中國文化、地位皆在花果飄零之際,但今日之中國不是殘破之中國,再強調中華文化的優秀恐變成政治軟性宣傳。加上這種以漢族和儒家文化圈為本位、強調華夷之辨的史觀不利學生多元思考,學界對於這種華夏中心主義早有批判。筆者並非希望重新建構一套完全去中國化的史觀,但假如可以在歷史書寫主體上作一些換位思考,例如引進別於漢族、儒家中心主義的「新清史」、或「征服王朝論」,刺激學生對中史的看法,對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絕對獲益不少。
  
更何況「建立對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的課程指引本來就限制學生的思考空間。歷史學習的意義在於了解過去事情構成的複雜性,並嘗試認知今日自身所處之地方是如何走過來。假如我們以一種單調、線性的國家本位書寫,無疑是模糊或化簡歷史的複雜性,使中國歷史變成了一套樣板戲。舉例說,香港中史科的書寫雖然沒有如國民黨或共產黨般帶強烈的國家主義,但國恥史觀、民族史觀有時會在教科書中出現。晚清史中英國人就被描述成刻板、邪惡的殖民主義者。這種二元對立、為歷史事件預設善惡的史觀極為危險,筆者並非認為人不可為歷史下道德判斷,但光站在中國本位作道德判準,便會顯得狹隘。即使是在英國的國史教育中,其課程大綱的學習目標也只有加強學生好奇心和興趣,以及了解過去的社會和發展等,沒有要求提高國民身份認同。
  
理想的歷史教育不應只呈現一種單一的、線性的歷史觀,而是讓學生在不同史觀下學會比較、綜合、分析、對比,從而得出一套自身的歷史思考。關於歷史教學原則可以寫出數部大書,但簡而言之離不開「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是要我們考察過去的時候不會以今度古,用現代人的目光理解歷史,並對今日世界之事態發展有具歷史脈落的思考,更要了解歷史事件之間是互動的、歷史書寫的背後也有其脈落。近年西方史家有「神入歷史」(empathy history) 的說法,希望學生審視自己觀點、明白歷史需要多元證據和觀點呈現。例如考察唐均田制衰落的原因時,我們要全面考察當時均田制與府兵制關係,而不是簡單地說是甲導致乙或乙導致甲。以英國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Carr ) 的說法,歷史就是歷史學者與事實的不斷交互作用,過去和現在的不同對話。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史觀,而是把不同史事、史料綜合比較的能力。
  
這些問題不可能只通過改革課程指引解決,而須重新審視中史教育的師資。整合多元史觀、梳理歷史事實和書寫間的關係需要專業的師資。但目前的中國歷史科多不是專科專教,試問如果老師在大學中沒有接受歷史學訓練,本身也沒有歷史意識,他們的學生又怎會有呢?故此今日的問題不只是課綱的問題,更是師資的問題。
  
結語﹕唯奪教育主權 方可重掌未來
  
當我們經常提及主權、獨立的時候,往往想到的是政治、民主上的獨立和自治,但我們要奪回的,不僅只有這些,其中還有的是教育的主導權,我們應該將學生學甚麼、接收甚麼的決定權由政府手中奪回來。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指引諮詢已經在無聲無息中展開,我們一直所反對的「洗腦國民教育」可能會以另一種形式重返學界。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警惕、關注教育局的一舉一動,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無法守護教育的主權,學生的未來將會斷送。
  
參考資料
朱維理﹕《香港的「中國」歷史意識》,載於《思想 31: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 年〉
Kan, F. (2007).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electronic Resource] : Politics and Identity.
吳翎君著﹕《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 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history programmes of study
CS ﹕《香港課綱爭議──下一代該學什麼歷史?》,載於《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4-opinion-cs-chinesehistory/
李玉梅著《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育 : 孫國棟編《中國歷史》教科書為研究個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碩士
論文庫,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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