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槍聲的背後 —— 財團、國會與第二修正案

文：Ronald

8月，一個晴朗的星期一，66歲的Dick Heller以一身上班族的打扮，笑逐顏開地步出警署。他手上拿著一份爭取了起碼6年的文件。在這天，他終於可以合法在家中存放槍械。美國最高法院在2008年6月以5比4的票數，裁定哥倫比亞特區的槍械管制法違反〈第二修正案〉，Heller勝訴。　

美國每年有大約一萬人因槍殺而死，單是2017年已有超過13293人因槍械暴力而死，27190人受傷。［註2］雖然許多人認為危險槍械應該在銷售上加以管制。可是，不少美國人理解持有槍械為個人權利，對自我防衛十分重要。有關的爭議自美國獨立革命已經出現。
　
第二修正案　

由美國立國開始，擁有武器就被視為一種權利。1791年，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正式生效。條文為「一支規範的民兵，對保障一個自由州的安全實屬必要，人民存有及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容侵犯」［註3］。條文捍衛個人持有武器（包括槍械）的權利，同時有對抗專制政權的意思。修正案保障各州有權維持民兵武裝，以防聯邦政府專制獨裁，侵犯各州自治。　

193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Miller案［註4］中，對〈第二修正案〉的理解，正正在於保障州政府可以藉此訓練民兵，捍衛地方自治，因此民兵以外的槍械使用可以受到管制。　

可是，最高法院於2008年卻將〈第二修正案〉的作用理解為保障個人持槍的權利。一個人是否民兵，與持槍權無關。
　
為什麼法院對〈第二修正案〉的解讀會有所轉變呢？讓我們看看2008年Heller案的背景。
　
地方法案
　
美國各個州政府及市政府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因此槍械的受管制程度並不相同。其中，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市議會（Council of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於1976年通過嚴格的「槍械管制法」（Firearms Control Regulations Act）。除非經過註冊，否則居民不能擁有手槍［註5］。哥倫比亞特區（下稱DC）是美國犯罪率甚高的城市，1976年的一項民調顯示，四份三居民支持有關法案。　

法案一直受到訴訟挑戰，只是都以敗訴告終，直到Heller案為止。DC居民Dick Heller由於從事私人保安工作，在工作期間可合法持槍。然而，由於DC的法例所限，他不能在家中合法保存槍械。
　
身為一個槍械愛好者，他認為自己有權利在家中存槍。這時，偏向自由放任主義　（Libertarianism）［註6］的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找上了他。2003年，卡托研究所的Levy［註7］出錢資助Heller在內的6個DC居民向DC地方法院上訴，上訴失敗。誰知，4年後地方上訴法院就推翻了這個決定。美國最高法院決定受理Heller的上訴。　

美國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由8個終身大法官及1個首席大法官共9人組成。當大法官出缺，時任總統有權提名大法官，再經由參議院通過任命。雖然大法官的終身制確保他們的獨立地位，但其意識形態有時會影響其取態［註8］。一般美國媒體會將大法官粗略劃分為自由派及保守派。總統可以根據法官以往的訴訟記錄推出論其傾向，例如外界大多認為特朗普提名的戈薩奇大法官，屬保守派，親近共和黨的政治立場。　

Heller案中，大法官Kennedy及Souter都比較偏向中間派。最高法院最終以5比4的票數，裁定DC的槍管法案違憲。當中投支持票的首席大法官及另外3個大法官都被視為保守派，Kennedy偏中立；有3個反對的大法官則被視為自由派，另一個大法官Souter傾向中間派。　

裁決之後，美國各州出現80多宗對地方槍管法例的上訴，有勝有敗。不過2010年的McDonald案［註9］中，最高法院將Heller案中對〈第二修正案〉的解釋擴展到全部州份，意味著各州都不能違反「〈第二修正案〉是要保障個人擁槍權利」的解釋，槍管法案更難實行。　

槍械團體與政治獻金

最高法院固然是司法部門的最終裁決者，但國會與地方議會的立法權都不容忽視。當中，槍械團體的影響頗大，尤其是一直鼓吹槍械權利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下稱NRA）。NRA於1871年由步槍愛好者成立，原意是推廣步槍文化，後來漸漸成為影響槍管政策的重要角色。因為不斷舉辦射擊賽事與提供槍械培訓，NRA的規模一直擴大。據官方數字，現時NRA的成員多達500萬。其工作除了教育槍械使用、推廣狩獵安全等，亦包括更為人熟悉的制止槍管法案。NRA在1975年更成立法律行動部門，專門負責有關事務。　

NRA每年在政治遊說（Lobbying）投放高達300萬美金［註10］。2014年選舉期間　NRA就聘用了29個全職遊說者（lobbyist）。他們都有在政府部門工作或擔當國會議員的經驗，因此熟悉法律程序、國會政治，並有深厚的人脈關係。遊說者會跟議員會面以及為議員籌款，以至大排筵席，招待有影響力人士，包括議員與行政機關的成員。譬如佛羅里達州議會曾提出一項法案，將醫生詢問病人是否擁槍，列為犯法行為。NRA就曾在此項議案參與遊說，使之得以通過。　

另外，NRA亦在選舉中大灑金錢。2016年的國會選舉中，NRA提供了高達2200萬的政治獻金。美國政治制度中，政治獻金是要經由政治行動委員會（下稱PAC）捐給選舉候選人。NRA就成立了一個PAC。自2010年最高法院在SpeechNow.org案中裁定選舉經費的上限違憲，NRA在內的大量超級PAC隨之出現。超級PAC的政治獻金不能直接捐給候選人，而要花在候選人的宣傳活動中。現時美國有2000多個超級PAC，自出現以來總共花費超過十億美元支持各候選人的選舉宣傳。　

NRA的政治獻金中，百份之九十九是支持共和黨，百份之一成支持民主黨。共和黨人偏向支持擁槍權利，反對各種槍管法案，自然受到NRA青睞。而這種利益輪送關係是雙向的。現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均由共和黨佔大多數，與04年的國會情況一樣。因此，在親擁槍權益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影響下，美國國會都不能通過支持槍械管制的法案［註11］。　

尾聲

擁有槍械作為個人權利，於美國人的觀念中由來己久。只是適當的管制，譬如背景審查，以及禁售危險的軍用槍械，對個人權利似乎損害不大。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基於意識形態等種種因素，大多純粹將〈第二修正案〉理解為保障個人權利。這是否能回應美國社會的槍械暴力，值得繼續思考。而缺乏管制的金錢，或多或少左右美國國會的選情。就算擁槍一派有其合理理據，若過程中其中一方的聲音因金錢而不正常地擴大，都有損民主的平等價值。　

註1：即Amicus Curiae（法院之友）制度。原意為協助法官判決，讓與案件有利害關係，卻不是訴訟當事人的組織或個別人士，可以提出相關資訊與法律解釋的法律文書給法庭，以協助訴訟進行，或讓法官更了解爭議的所在。有關文書現常用作表達意見，影響法庭裁判。
註2：截至11月9日的數據
註3：原文為”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註4：Miller試圖挑戰一項聯邦政府為槍械增稅的法案，敗訴。
註5：而註冊的槍械在家中保存時亦要確保未上彈藥、已拆卸或裝有11板機上鎖裝置。　
註6：主張最少的外在管制，以達至個人自由的最大化，有時也譯為「市場自由主義」，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常與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 left）相對立。　
註7：Robert. A. Levy出於憲法上的學術興趣，希望借資助他人上訴，挑戰憲法的界限。
註8：大約有兩成的個案與這種意識形態劃分有關。
註9：Otis McDonald向法院提出上訴，挑戰芝加哥的手槍禁制法案。　
註10：據獨立機構Opensecrets的數據。
註11：有關NRA對國會的影響，另見Musa, Sam. 2016. “The Impact of NRA on the American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Public Affairs 4, no.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