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撕裂的雛菊——（最後）一名男性性侵倖存者的自白

文：零

有多少人，和我一樣？

十二歲，黃昏四點，我身穿天藍色短袖校服，背著小書包；當陰毛尚未長成的孩子們放學趕回電腦台前玩「跑 online」時，我獨赴那自稱是「大哥哥」的三十歲網友的約會。他帶我到葵涌運動場的男廁。一切衣物脫盡，唯獨純白內褲得以倖免——對不起，沒有你所想像的插入行為，只有狂肆的舔吻撫摸。他是誰？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穿紫色三角內褲。

十七歲，我去前度男友家借宿。凌晨十二點，他把那肥大濕臭的生殖器官塞進俗名為菊花的洞穴裡面。這一幅脆弱的軀殼，維持整整一年，我僅僅是一副被物化的軀殼，流著淚和潤滑劑，被勃硬的荷爾蒙反復撞擊著。

有多少人，和我一樣？

3.6%以外的3.6%

「男性性侵倖存者」這個詞語，彷如瀕臨絕種的邊緣方言，無法被翻譯進主流的性暴力語言體系。我們耳熟能詳的倖存者，大多數為女性。根據社署統計，2017年1月至12月，獲呈報的725宗性暴力個案當中，只有3.6%倖存者為男性。 事實上，3.6%這微乎其微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無法統計的男性倖存者匿藏在新聞的空格邊。

性侵把人塞進櫃中，同性戀身份再讓人藏得更深，但我現在就要撞開櫃門，讓你們一瞥櫃中洞天。我身為同性戀者，本是小眾；被貼上「性侵倖存者」的標籤後，更是小眾中的小眾。我討厭傳媒以「受害者」這個帶有悲天憫人的暗示（歧視）字眼稱呼所有性侵事主，自以為聖人般地把我（們）與非禮強姦、甚至死亡永遠釘嵌一起，不得翻身。

我仍一息尚存，請叫我「倖存者」。

時常沉思：究竟我生而為男同志，抑或是侵犯者將我「拗孿」？我被侵犯時有生理反應，是否表示我心甘情願，主動參與性侵？性侵是否另類自殘？我拖著一連串問號和傷痕，四處尋找專門支援男性性侵倖存者的社福服務，卻發覺全港唯獨「明愛曉暉計劃」專門處理相關個案。只此一家，絕無僅有。撰寫此文的同時，我仍然等待人手短缺的中心通知我輔導事宜。等待，將近一個月。

作繭自縛的男權主義

男性被性侵的事件，幾乎，成功顛覆社會對男性的性別定型。在傳統性觀念的熏陶下，我們認為男性一向擔任加害者的角色，但如今男性亦可被同性侵犯，獵奇式新聞報導贏得舉座嘩然，拍案驚奇——原來男人都會「比人搞」！然而，秉承「指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優良傳統，絕大多數人傾向視男性受害者為軟弱無能，無法保護自己；正如女性被非禮強姦，則被詬病為淫亂墮落，衣著暴露，引人犯罪。真正獵奇的是社會並非譴責加害者，而是譴責受害者。林奕含曾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所言甚是。

無論是女性抑或是男性性侵倖存者，兩者皆受困於污名化（Stigmatization），而對性侵倖存者的污名化機制背後，受植根於傳統文化的男性中心主義所操縱。華人的性別觀念認為男性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正所謂男兒流血不流淚，男性不允許展現脆弱，必定要自強不息。即使遭受性侵犯，一切傷痛都要獨立承擔，不能宣之於口。

當然，男性中心主義並非中國傳統獨有，香港既然為中西合璧的混血兒，或多或少都會受到西方（性）文化渲染。自古以來，西方文化尤其受到古希臘文化影響，其性觀念主張陽具中心主義，認為男性獨有陰莖侵入的性特權，彰顯男性至高無上的主宰權力，而被侵入者（如：女性、賣淫者、奴隸等）皆處於受支配、甚至是被征服的從屬地位。換言之，若男性遭受雞姦、被強迫口交等侵入式性侵犯行為，從性政治的層面而言，即被貶抑為受支配的次等公民。

受篇幅所限，我無法，亦無意在此探究不同文化中男權主義的歷史起源與演變。但我希望指出：社會對男性性侵倖存者的污名化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源於倖存者無法實踐男性的角色期望，因而令男性倖存者淪為異類。男子氣概曾讓男性兀立巔峰、君臨天下，卻也諷刺地讓男性連流淚的勇氣也沒有。故此，當男性性侵倖存者面對性創傷，需要尋求支援時，往往受男權主義的掣肘而卻步。

這也解釋了為何3.6%以外， 還有更多更多我們看不見的3.6%。

男性性侵支援是極為虧錢的社福服務項目。無論是社署撥款，抑或是基金資助，都只重視服務對象的人數多寡，而忽略服務性質。相比起佔96.4%的女性性侵倖存者，男性倖存者只佔3.6%，而大部分男性倖存者都寧願保持緘默，都不敢把真相公諸於世。這實在難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投放至發展男性性侵的支援服務，尤其在講求效率數字的（社福）市場競爭中，男性性侵服務機構往往處於劣勢。

蠢蠢欲動的疑惑及恐同意識

性侵犯不單純是陰莖強行插入肛門的暴力行為，而是牽涉到男性的能力、操控、性身份、性傾向等複雜問題。 包括本人在內，男性性侵倖存者容易產生同性戀性傾向的疑惑。遭受侵犯時正值青春期，對「性」這一概念仍然是懵懂不知，而性侵的過程中我更產生生理反應，令我懷疑我究竟是否同性戀者。至今，我已經肯定自己是同性戀者。痛定思痛，其實當初遇上兩位侵犯者，本是發自對男性的愛戀，與性侵無關。但與此同時，部分男性倖存者仍然疑惑，甚至恐懼性侵對其性傾向及自我身份帶來的衝擊、扭曲。

同性戀究竟是天生抑或是後天形成，學界仍存爭議，但同性戀傾向的形成與後天因素有一定的關係。正如社會結構主義者，的論述，性是「一種由社會和其他政治環境所塑造的社會經驗」。性侵犯潛藏成年人與兒童的權力落差，而成年男性濫權侵犯男童以滿足其性需求。既涉及權力關係，即表示性侵犯作為社會經驗，某程度上塑造（扭曲）了性侵倖存者對性愛、性別、性傾向等的認知和觀念。性侵倖存者的性傾向或多或少受此暴烈的社會經驗促成，但問題在於其性觀念的形成並非自然而然，而是性侵者強迫對性未有充分認識的倖存者認同同性戀性觀念，導致倖存者誤打誤撞地成為同性戀者。

香港社會「看似」比以往更包容同志群體，然而，男性性侵倖存者仍然恐懼成為同性戀者。其恐同情緒折射出普遍的共同現象：倖存者將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自我內化 （stigma internalization）。換言之，作為同性戀者，有機會遭受社交、學業、職場等範疇的歧視和排斥，但政府並未推行性傾向歧視條例，同性戀者權益無法受法律保障。而男性受性侵這件事本身已經違背社會對男性剛強勇敢的性別期望。因此，男性性侵倖存者需承受雙倍的「小眾壓力」（minority stress） ：男同性戀者及男性性侵倖存者。

我至今還未燒炭跳樓割脈吊頸自殺，簡直是奇跡。

而受性侵的我（們），還有理由，繼續保持孤獨的沉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