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拂難

近年紀念六四傳統不再,參與人數持續滑落,各大專院校學生會與六四割離。以中大學生會為例,2016年脫離支聯會另起爐灶,舉辦聯校六四論壇,2017年發表〈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聲明,表明了抽身於六四討論的取態。近年六四討論的淡化,反映經過二十九年歷史的沖刷,當年的六四論述及悼念形式已不再適合當下香港。論述過時失效,現時香港人是該把六四歷史在公民討論中抹去,並只留於歷史記載中?本文希望透過反思現時六四的紀念形式,去探索改變形式的可能。

離開維園的原因─—對傳統六四論述的反感

筆者覺得過往支聯會的論述有兩處顯得突兀,當然未必能完全反映大眾意見或真實情況,在此先就個人對支聯會的六四集會負面印象稍作解釋。一來,晚會中的六四論述是以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作為基礎。可是,香港的教育、媒體、城市生活等特徵明顯地與內地不同。自英殖時期累積下來的歷史和文化成為了「香港身份」的土壤,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因而扎根成長。回歸後,中港間的政經矛盾愈趨緊張,同時,土生土長、脫離中國鄉土情結的香港人比例愈來愈大。我們與中國內地的「同胞」沒什麼聯繫,新一代有些人對六四的理解從「民族最大的災難」轉化為芸芸災難中的其中一場,不再認同香港人對中國具有道德責任,自然減低了對六四的討論。

二來,是悼念六四的形式,以及六四集會的討論全被支聯會及其扣連的傳統泛民政黨壟斷。從1989年司徒華臨時取消三罷起,維園的集會淪為了泛民政黨的舞台,鮮有其他的聲音可以加入討論,以碰撞出新的火花。2017年,「無國界社運」在六四集會期間派發傳單亦被糾察隊阻止,大台以外的聲音幾乎完全被排拒。台上大多只有支聯會和泛民的政治明星,六四感覺已淪為各大泛民政黨獲取政治資源的場合。不喜歡傳統泛民的人抗拒參與六四集會,為的是不想被泛民政黨宣稱是其支持者。

上述觀感疊加成部分群眾離場的趨勢。六四的平反感覺不僅扣連不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加上對傳統泛民壟斷的批判,好像再找不到堅持動身到維園紀念六四的原因。但是,紀念六四仍具其重要性(有關六四的重要性,可參考上一篇文:〈悼念年復年——六四意義在今天〉)。想紀念六四卻又不想出席傳統的六四晚會,本文希望就著這類對六四的疑惑,重新思考此刻紀念六四的其他方法和論述。

重新共同構建八九論述

「傳承八九民運精神」為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如要實現死難者的理想,應是在悼念六四的同時,不忘在這情感之上尋求建設民主香港/民主中國的道路。六四集會可以作為平等參與的論壇,就著中國政局或公民社會的方向進行討論,持續更新論述,強化參加者對當下政局的理解,並在溝通中以新思想衝擊形式主義的僵化思想。六四死難者為反抗中共獨裁暴政不惜犧牲性命,《絕食書》的追求和香港此刻的民主運動方向一致。「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紀念六四其實是紀念為民主自由拋頭顱、灑熱血的同路人,這並非一定要與中國人的身份扣連,只要你我都想對抗強權並改變「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的社會,都可紀念這民主運動。

不論認定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世界公民,中國的政局都無時無刻地影響著香港社會。中國崛起,在國際舞台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想單憑一己之力反抗極權中共實在不切實際。有穩定的本土意識並不代表可以不再理會「鄰國」的事情,香港民主發展與中國政局不可分拆來理解。思考六四事件、關注中國的公民社會和威權打壓不必然與民族情感扣連,而是為了推動本土的民主進路,制衡中國龐大的威權政府。

除了對中華民族身份的單一認同,大台的壟斷亦是六四紀念中需要重新思考的部分。六四參與度降低是傘運後社會失去方向的表現之一。現時不少社運人士不再認同過往社會運動一主一客、一問一答的形式,不再想回應大台「好唔好啊?」「比啲掌聲自己!」的問題,不希望自己參與的抗爭被大台局限、消費。雨傘運動後,非建制陣營的不同意見更在各種層面愈趨分歧。思考以後的出路時,傳統泛民政黨不能再壟斷群眾路線,但在失去了以往甚少懷疑的宏大敍述後,我們卻陷入了自己角色何去何從的困局。

而我認為無論是六四集會,抑或是其他後雨傘公民社會的動員,社運的冰河時期源於社運人士不再相信上一輩政治明星的領導,卻又未能建立在運動中的自主意識——簡單來說,就是香港人以往被動的參與方式被拆卸後,卻又未能疏理出自主的方向,因此只能在社運路上停滯不前。早前觀看記錄片《未竟之路》,主角之一許彤曾提及佔領期間的經歷,佔領者出來街頭佔領,但在行動中一直只是等待指示。警察拉起一條膠紙,就足以令示威者不再採取任何行動,在被領導前,動也不動地等待他人發號施令。可見,香港現時欠缺衝破如同一條條的膠紙般似的思考習慣。

因此我們必然要拆大台,按自己的經歷去思考和重建當下六四於香港的意義,發揮自己最大限度的能動性。過往港人用「支聯會是主辨方,自己是參加者」的方式去思考和參與六四,因此在不認同「主辦」時就離場,整個過程我們都是處於被動的角色,被動地跟從大台的意見決定參加與否。真正的拆大台並不是離場,而是把公民運動平台化,把自己也視為構成活動的平等行動者。在群龍無首之際,人們要承擔更新香港社會運動論述的責任,若不想聲音被壟斷,就該以溝通協調,尋找各方意見的公因數。若再沒有大台,人們便要成為自己的大台,承擔「何去何從」的思考。數年前的聯校六四論壇正是不錯的嘗試,邀請了本土派政治人物或評論員成為討論六四的嘉賓,也打破了以往對六四論述的壟斷,豐富了六四論述中的本土角度。在未來,我們應以行動把維園由單向接收資訊的空間,改變為平等闡述政治論述的平台。

結語

六四集會維持了二十九年,在雨傘運動後快速消卻其號召力,這固然是源於傳統政黨未能好好回應香港人尋覓突破的思潮。同時亦是因為香港人在對過往的公民社會領導者失去信任後,未能建立起「自己思考,積極參與」的想法,輕易放棄了六四的歷史,放棄了一個尋覓完整論述及改變局勢的機會。

參考資料:
[1] 〈港大民研發放最新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結果〉,(2017),
[2] 〈聯校六四宣言〉,(2016)
[3] 〈【六四前夕】從「帝國民主」反思「民主中國」〉,(2018),徐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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