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路：2014年雨傘罷課紀事

文：何正男

香港最接近罷課的時刻就是 2014 年的雨傘罷課，但最終卻慘淡收場，大多同學在 928 後短期都會缺席課堂，甚至教授會感到明顯課堂上少了同學；但僅僅數個星期絕大部分同學已重返學校，學校再也感受不到罷課氣氛，社會也鮮有關於罷課討論，遑論癱瘓或阻礙任何教育運作。到底 2014 年的罷課如何發生，最終卻能沒有產生任何支持運動的效果？這篇文章就是透過訪問時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方志 信，希望回溯雨傘罷課歷史。如果不希望今次罷課重複雨傘失敗，我們必須鑒古知今，吸取教訓。

一切皆為佔中而起

“有些大學本身參與時政、 校政的同學不多，甚至學生會時常「斷莊」，這些學校很多時依靠只能 其他院校同學補位，故能組織的同學不多。 ”

「其實是希望社會有佔中氣氛。」時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方志信說：「因為眼見佔中三子未必有心力推動佔領發生，因此希望以罷課和一系列不合作運動來製造運動氣氛。」早在 2014 年 1 月，他就聯絡了政改關注組和其他同學宣傳政改和佔領中環，而到了約 6 月中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思考罷課的可能。當時他們參考很多外國例子，如魁北克和智利，但發現以完全癱瘓教育機關運作為目標的罷課，背後 均有其濃厚的歷史傳統、社經脈絡和學生組織，因此他們放棄外國模式，以較溫和的集會式罷課為目標。

在 7 月至 8 月期間，一方面社會對政改的討論、以至佔領的氣氛不斷升溫，2014 年的七一遊行創十年新高達 51 萬人，預演佔領中環。而大學生的組織就在當時開始。方說：「當時其實不斷想辦法宣傳，例如在迎新營宣傳、不斷希望在系內成立關注組、甚至在書院都有宣傳。」但即使社會有一定氣氛，大學生對佔領、運動的投入也非反送中運動可以比擬，加上學生會的人際網絡集中在人文社科，結果在大學內的組織度便很有限和參差，甚至很依靠學系中與部分書院學生會宣傳。方說：「當時在學生會覆蓋到的網絡內，熱心關注的同學分別來自大約二十個學系。好比法律系，當時他們就表明因為要政治中立而拒絕給予時間我們宣傳。」但即使反應不熱烈，當時幹事會仍然積極和學系同學會面，並組織同學、招攬同學，直到 8 月，連同幹事會在內，全校的關注組人數有約八十人至一百人。

不只在中大，當時的學聯每數星期一次會面，商討推動佔領中環的行動，而當時中大和港大已經是組織程度比較高的院校。先說港大的優勢，在於一方面他們有很多聯會，有助加強系與系之間的溝通，同時他們的舍堂精神也有利宿生的動員。 而中大則是有較多的人文社科學系，本身工作人手較多，同時學運傳統也有利動員。相反其他院校組織情況不如理想，「科技大學如果能成莊已經『偷笑』！」方說，有些大學本身參與時政、校政的同學不多，甚至學生會時常「斷莊」，這些學校 很多時只能依靠其他院校同學補位，故能組織的同學不多。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公布政改和框架，表明行政長官必須在 1200 人下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候選人規定是兩至三人，並保留功能組別。學聯和學民思潮隨即表明在 9 月 22 日開始罷課，當時以「罷課不罷學」為口號，希望強調回應社會上針對學生應當學習的說法，在 22 號在中大百萬大道誓師，之後到由 23 至 25 號移師金鐘添馬公園，有多位學者主講「公民講堂」。直到 9 月 26 日號， 學民思潮突然衝公民廣場，及後有數萬人集會， 佔領中環也在 9 月 28 號凌晨啟動，直到 9 月 28 號清晨，仍有數萬人佔領著金鐘。

突如其來的 928 與佔領

“拆大台時候有人質疑學聯，有百多人為何辦事效率還那麼低？」 方笑說：「我心想如果學聯有百多人就不會這樣吧！」”

「其實當初沒有預料 928 的事發生」方說，「群眾最後還是比我們走前一步。」9 月 28 號下午 5 時 58 分，警方向群眾發射多枚催淚彈，然後就是大家熟知的事，金鐘、旺角、銅鑼灣被佔領，長達 78 天的雨傘革命正式爆發。但這也是罷課戰線崩潰的原因。「 佔領是很浪費人力的。」方說：「運輸、物資、防線全部都極費心神。」在 928 過後，大專罷課關注組、學界或熱心學運的人大多到散落在不同的佔領區。方說當時的銅鑼灣佔領區就是崇基一些宿生會同學和科大同學一起開拓，金鐘的叉電站也是一些中大校友設置，甚至乎不同防線的人也是由原本組織罷課的學界友好組成。對學聯或學界而言，佔領區的工作極為繁重，例如金鐘演講大臺的安排工作、糾察，還要處理不同突發情況、黑幫來襲、其他政治派系對學聯的質疑， 甚至後來的「拆大台」事件，都令他們心力交瘁，「拆大台時候有人質疑學聯，有百多人為何辦事效率還那麼低？」方笑說：「我心想如果學聯有百多人就不會這樣吧！」

佔領的無底洞

在中大，因為罷課的同學已經到佔領區，剩下的同學都是較難動員，學界留在學校的人手也不多，組織能力和經驗都不如到佔領區前線的同學，在十月中的時候，學生會曾經召開罷課大會，試圖說服更多同學罷課，應對重返校園潮，但結果極不理想，數次的罷課大會最終乏人問津。另一個學界要面對的問題是他們找不到罷課的理由和論述，由於一開始沒有癱瘓學校，加重政府行政成本的想法，罷課其實都不過是為佔領做準備，佔領出現後自然再沒有罷課的理由，人們也不知道罷課後可以做些甚麼，「因此當時我們有『傘落社區』的想法。」方說：「我們希望大學生罷課後可以到不同社區組織市民。」雖然想法美好，但「傘落社區」的實際成效不大，學聯曾經探訪清潔工，旺角佔領區也會有同學「洗樓」宣傳，但次數不多。

隨著佔領日數增加，政府的冷處理令抗爭的民氣日減，學聯試圖發起一些行動來重新激起士氣，例如要求上京、辦民間公投，但終究無力回天。佔領後期，佔領區、同學的人力和士氣幾乎被耗盡，在旺角佔領區更多次出現只有數十位市民留守，險被清場的危機，「當時我們都累透。」方說：「有時在學聯大角嘴會址開會至清晨，聽到被清場又要馬上支援。」他們明白再這樣佔領下去只會民氣殆盡，於是轉為考慮一些退場機制。隨著 11 月 30 日的清場，雨傘運動，和罷課也宣告終結。

雨傘罷課到底教予了甚麼教訓？方認為其實當時對罷課的目標不清晰、構思不完整是為罷課失敗埋下伏線。即使到後來有呼籲同學落區宣傳，但其實當時的同學不太主動，學界也未能為同學可以做些甚麼提供想法，結果大家開始認為罷課無用，「或許今天的抗爭者更主動，不依賴大台也是雨傘教訓。」 方說。同時他說佔領很浪費心力，也令學聯無法抽調更多的人手組織罷課。 問及為何一定要依賴學生會、學聯等中央組織的時候，方說其實當時很多關注組都沒有經驗，同時也較為被動，「其實關注組、系方和中央的關係不應只是中央帶領同學，假如中央組織較落後時，學系和關注組應該以更進步姿態令學生會走得更前。」方說。

後記

無可否認，雨傘罷課沒有為運動帶來太多效益和動能，是一個完全失敗的罷課。但觀乎目前的罷課情況，今次的罷課的形勢比當年嚴峻，無論在組織、罷課目的、論述都極為缺乏。我們已經再無重覆失敗的成本，香港人要贏一仗，罷課必不能輸。

首先今次罷課的組織準備其實比當年更少，2014 年罷課由構思、組織、宣傳足足用了三個月，當時因為人數局限和社會氣氛不足令成效受限，以及最終的罷課動員仍然依賴社交媒體、學運明星、新聞等單方面號召，最終使組織度極為有限。但今次的罷課，因為社會局勢急劇變化，不容許長時間醞釀，組織工作比過往倉猝，至九月開學為計，罷課的組織時間不足一個月，中央組織和學系同學、學院之間的溝通也很有限。同時，今次的運動「沒有大台」，不過動員罷課，決定罷課的模式仍然是學界單方面召開記者會、社交媒體等號召式動員，這種模式相當考驗同學對罷課的信心，同學也容易因為未知其他人是否罷課而可能退卻（詳見本刊〈「剩係嗌罷課係叫唔到人去罷課嘅！」——談組織罷課的方法〉文）。而組織工作相當依賴系自發的關注組，即使有收集問卷，詢問罷課意願，但大家能否團結一致罷課，實在考驗組織者能否有一個公開、民主的商討和決策機制，令集體團結。

與此同時，今次學界罷課的目標、成果仍然存在分歧、或模糊。到底這次罷課是純粹的表態還是實質癱瘓教育機關，仍然是眾說紛云，學界所使用的說法依然是「罷課不罷學」，沒有清晰指出到底希望以罷課達至一個怎樣結果，到底是以罷課集會來展現民意、表態、象徵性的，或是可以有一個更激進的可能？例如是令整個大學機關無法運作、教育產業癱瘓。固然在沒有組織傳統的香港， 要提出一個這樣的目標極為激進，也會可能令同學卻步，但不能否認目前社會環境絕對值得一場癱瘓教育產業的罷課，至少我們應提出類似想像， 甚至說服同學加入真正的罷課，惟有這樣，我們方可以施加真正壓力予校方和行政機關，反送中運動方可得到支援，而不是像雨傘一樣只有短期的號召，最終沒有起到任何效果而慘淡收場。

目前的關注組方針集中在舉辦不同活動和與系方商討彈性課業安排，筆者絕非反對這兩項活動，但要深知其實這兩項活動理應為作為升級的準備，關注組先減低同學罷課成本，同時要令同學明白最終若要成就罷課是需要透過集體不考試、不交功課來癱瘓整個教育運作，彈性課業安排出現可以令給予同學時間組織同學，不會令同學一開始就卻步，同時也可以因應不同社會形勢來決定最終是否升級為癱瘓式罷課。

這一切是否很激進?

可悲的是，我們已經沒有不激進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