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莊怡怡、Jeffrey
整理:Jeffery
文:莊怡怡

近年社會事件不乏年輕人身影,反送中運動則尤其明顯,大學生作為備受矚目的群體,我們應如何理解其於社運學運的參與?

大學生參與社運絕非一朝一夕(詳見《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可以追溯自六十年代的「火紅年代」,在反國教、雨傘運動時期,學生身分更不斷被強調。然而當運動失敗時,大學生亦承受多方指責。理解大學生參與社運的細節,有助檢討運動失敗原因,並且思考彼此在運動中的角色。學生報找來參與學運社運的中大人—— Ocean 和阿包,分別看看他們對大學生參與運動的優勢與限制的看法,共同探討目前趨勢和前景。

Ocean,中學時候參與碼頭工運和反國教,2014 年加入中大學生報,參與過中大反加宿費運動等,在雨傘運動期間,除了負責編輯工作,例如出版罷課特刊外,也有參與現場行動。她在 2016 年成立教育實驗學社,目前在教育非牟利機構工作。

阿包,2014 年中大學生報編輯及學民思潮成員,目前在香港眾志工作。曾參與主流社會運動組織和政黨的工作,經歷過各種社運起伏,例如傘後公民社會的無力,政黨提出具爭議的自決立場等。

資源:有條件去做去試

不少人認為,大學生有資源優勢,有更多空閒時間,抗爭成本較低。Ocean 指,大學生的確時間更有彈性,能夠自行決定如何運用,例如「走堂」參與活動。阿包補充,反送中運動當中,大學的學期安排,有利大學生參與運動。

「如果反送中唔係 6 月(即學期結束後)爆發,有幾多人可以響 6 月 9 日、12 日、16 日咁,連續幾日出黎呢?有幾多人真係做到每個 Weekend 走上街?同時,星期一、二、三、四、五,發生緊好多文宣東西,好多落地區嘅東西。」他再舉反國教和雨傘運動為例,「反國教於暑假結束時爆發,係咪同暑假時蘊釀咗足夠時間有關?雨傘都係於 9 月頭(爆發)。到了今次 6 月,大家放假好得閒。」

Ocean 認為,其實參與運動的當刻,不會意識到自己時間特別充裕:「你參與嘅時候唔會諗︰『我今日好 X 多時間!』,(然後)就出去邊度(示威)啦。」阿包解釋,「你只會嚮做完野,或者出來社會工作,半年之後(再)到現場參與運動,(到時)你就會諗︰『聽朝又要返工』、『尾班車幾點走』。」

有人認為,大學生參與社運的代價較低,因為在職人士如要參與罷工,既要擱置手上工作,更要擔心失去收入,影響家計。但如果是大學生參與社會行動,Ocean指,「你唔交份功課,(最多)咪 Retake囉。」阿包舉出更實際的法律考慮:「畀人拉咗代價冇咁高,你唔夠 20 歲,你求情,之後(可能)緩刑唔洗坐,或者判社會服務令。」縱然如此,大學生也有貧富之分,Ocean 認為,經濟條件較差者參與運動,未必能充分發揮大學生優勢:「始終有些莊員會較忙,投入唔到(太多),(例如係)要做多幾份補習嘅人。」她指,同學間會觀察到有客觀條件的差異,可是少人為此作出行動,「例如幫實習生爭取薪金,或者照顧佢地的權益。」她相信,唯有使窮學生從困境釋放出來,他們方可無後顧之憂參與社會運動。學運內部的經濟差異,同樣可應用於宏觀社會上。她舉例指,師奶處境令她們難以參與行動,卻鮮有被提及,「邊(會)有草根階層行出黎同你講,喂,你個運動可唔可以唔好佔領?行不通喎,我湊住細路!」她認為,在是次的反送中運動上,有師奶發聲已是很大突破,更有主流傳媒願意報導:「(師奶話)我做唔到遊行,但唔代表我唔關注。」

知識份子有種責任?

阿包補充,社會大眾往往會認為,大學生代表很細小的社會群體,被視作擁有優勢和隱形資源:「例如,(我)返到屋企講兩句野,阿爸阿媽會覺得我讀過大學,我講嘅野有啲道理。」他強調,從組織傳遞訊息角度,大學生的說話仍是非常有力,而且對社會運動非常重要。

正因如此,有人指,大學生作為知識分子精英,有義務促進社會平等。Ocean 分析,六十至八十年代,只有 1 至 2% 青年是大學生,大學生仍是社會精英,惟隨著現今教育普及化,「當然仍有大學生係精英啲,至少觀感上,但實際能力上,(不同大學生間的)差異唔係好多。」Ocean 形容,縱然不少長輩眼中,讀到大學者等同更聰明,但大學生自己卻可能不以為然:「無論是浸大、中大、定副學士,佢地自己有無『高人一等』嘅責任感或者道德感?(我覺得)味係咁強烈嘅,尤其係雨傘、反國教後。以前會有啲『莘莘學子』之類(的說法),而家學生的純潔性,(即特別有道德光環)係無咗,或者係弱咗。」三大學生或較容易進入「菁英思維」思考自己,但 Ocean 指,若然同學是就讀副學士課程,或是技術性院校,這些學生並沒有「大學生」身分,連社會給予大學生的「光環」,他們都沒有自我認同,有人甚至認為學業純為勞動。阿包補充指,如果連家人亦認定子女屬較下層階級,這些人心目或者從不存在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

命運共同體:為共同身分而努力

有人認為,大學生日後踏入職場,將會面對剝削,欠缺生活保障。資本主義社會裡,大學生與工人身處同樣困境,可謂「命運共同體」,故學生理應連結貧苦大眾,一同抗爭。據阿包觀察,香港大學生不太察覺,自己原來同樣是工人:「大學生有個假象就係,自己會成為較菁英嘅階級。」

當談及涉及勞工權益議題,例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法定假期等,「工人共同體論」能否動員學生上街?阿包認為,要看看該位學生會否定義自己為「工人」,他也坦言,對同學的說服工作不容易,因為「工人」身分是「階級分析」,而現時大部分社運,卻是都環繞「中港身分」的「身分問題」。

然而,由於中國不斷向香港伸出魔爪,反國教事件、銅鑼灣書店、有議員被取消資格、反送中運動等事件,都令港人對中國干隕引以為戒。所以,Ocean 認為,現時社會似乎只有「港人命運共同體」。至於以「工人」、「環保」和「性別」等框架,去組織社會大眾的意識,其實根本未成氣候。

學生組織:不能長久維持?

儘管大學生有參與社運的條件,但學生運動卻經常被人批評,例如學生組織欠缺持續性,大部分莊期只有一年,「經驗傳承」便要靠各屆成員間的緊密聯繫。Ocean指,校園團體大多都沒有太強組織意識,因為教育制度使我們變得十分「個體化」,進入大學後即使隸屬某個組織,都只是以「個體」身分參與。她舉例指,一支莊如果有十個人,人們會覺得,財政便只是做財政工作,但不會思考「成支莊要點行」。

阿包認為,不少大學生覺得,參與學生組織只是「上完莊、落莊、交莊」,難有太多經驗傳承的想像,因為大部分上莊的同學,本身已為自己設定框架,即是Year 1便上莊,Year 2 和 Year 3有其他活動,到了 Year 4 便要搵工,所以只打算投入一個莊期予組織,最多加上前後傾莊的過程。整件事彷如「上莊遊戲」,有明顯任期和工作清單,視之為必要經歷的過程。

學生看待社會問題:需要連結基層?

有人認為,學生組織另一硬傷,是「過分使用理論,離地看待社會問題」,所以,學生組織應該連結基層生活。雨傘後,坊間出現不同組織如「維修香港」,又年輕人嘗試參選區議會,也許都能夠令大學生的社會運動,日後繼續走下去。阿包認為:「當時傘落民間係一個『諗唔到做咩,但又唔願意承認運動結束』嘅產物。」

他指,當時雨傘運動的失敗,並非因為學生無法與民間扣連,而是策略上不斷消磨時間,沒有足夠的爆發力,慢慢地被自我拖垮。至於近日的反送中運動,Ocean 和阿包都認為,目前已不需要說「高大空」的理想:「雨傘嘅時候,仍然希望爭取某啲(理念的)東西,但依家(反送中運動)係處於防衛的狀態,只係要求維持(政治)現狀。」實際上,直至今日,學生運動仍未有整全反省,思考連結基層的需要和逼切。

社運學運:未來趨勢與前景

社交媒體發達、知識日漸普及、大學生愈來愈多,現時彷似少有運動強調「大學生」身分。有人認為,日後除非與教育直接相關議題,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身分,未來或更難成為運動核心。阿包提到,以往反國教運動及雨傘運動時期,無論是社運組織者、參與者、主流媒體,都會特別渲染「學生情緒」,主動標籤是「學生運動」,但近幾年卻越來越少。

例如,是次反送中運動,儘管有不少中學生和大學生參與,但市民都稱呼他們為「後生」而非「學生」:「即使係學生組織,都唔會用學生作為宣傳或呼召,大家係刻意唔去用。」他解釋,:「傘運嘅時候,好以學生為中心,運動最尾失敗咗。」隨即而來,就是對中央統籌學生團體有所遲疑,及後便出現退出學聯的事件。所以,大家後來紛紛避用「學生」標籤,阿包形容是「逃避」。

他提議指,「可能我們經歷埋呢場反送中運動,或者其他東西,再去思考學生團體係咩?角色係咩?」學生團體未必在全場運動都有角色,可能只適合在某些地方發力。所以,未來究竟會否再有強調學生身分的運動模式,還需要大家思考。

阿包又指,目前大型社會運動講求「去大台」,勇武抗爭模式當中,抗爭者不能暴露身分,社運團體不會刻意展示自己:「一般嘅運動參與者,可能會覺得佢地(學生組織)唔係咁明顯,但係佢哋會睇住同學,只係唔舉起支旗。」他舉例,各大學的學生會做予不少後援工作,包括成立基金支援被捕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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