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之於大學，正如差異之於民主——訪吳啟超博士

文：鄭俊諺

吳啟超，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自 2009 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學術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哲學史、當代中國哲學、儒家哲學。近年主要教授「中國文化要義」與「自由與命運」等大學通識課程。2012 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及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

問：鄭俊諺
吳：吳啟超

問：你在訪問 [1]時說過哲學就是對基本信念的反思，而通識教育的目的也是讓同學反思關乎人生和社會的價值，你認為哲學和通識有什麼關係？

吳：哲學和通識教育的確有相近的目標，但僅有相近的目標不代表它們是相似的學科，正如哲學和宗教都會思考美好人生和理想社會的定義，但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學科。哲學比較重視嚴格的理性思辨，當然通識同樣重視批判思考，但哲學的思辨方式不必然是通識的教學重點。而且通識教育的推行沒有固定標準，視乎不同大學如何理解通識教育而定，這點就和哲學界有很大的分別。

問：那麼你所理解的通識教育是什麼？

吳：我在課堂上希望帶出的通識教育有兩層的意義。第一層相對普通，就是讓同學接觸其主修科以外的知識。哲學系的主修課以本科生為對象，程度必然較高，但在大學通識裡教授中國哲學等哲學思想，同學則可以對哲學有一個入門的理解。至於通識的最高期望，我會說是「打開世界」，意思不僅是增廣見聞、擴寬眼界，而是讓同學明白差異的存在是合理的。俗語說：「隔行如隔山」，面對不同背景、立場的人，我們經常會產生恐懼，覺得與我們不同的人就是怪獸，於是出現不理解、不信任以至猜疑的情況，任何有益的對話都無法進行。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這種隔閡，透過不同學科的同學在課堂中一同學習、交流，明白其他人所思所想，儘管互不同意，但至少不會各自標籤為「不可理喻、十惡不赦」，在願意理解他人的同時，自己亦被他人理解。這是通識教育應該達到的最好目標，而我亦以此來設計我的教學。

問：你說希望學生學會接受差異，這接近一種公民社會的想像嗎？

吳：的確接近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應該有開放的討論，任何人不同意我都可以發聲，無奈現實社會有諸多忌諱和限制，不利公共討論，但大學應該是一個毫無忌諱的地方，是最適合同學表達意見、互相交流的地方。理想的公民社會亦應能區分開「不同意」和「不尊重」：不同意不代表不尊重。相反，正是因為你是可以對話的對象，我才會向你表達異議。現時我們的社會固然做不到，但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我希望可以在大學做到以上所說。在我的課堂上，學生大部分都暢所欲言，不但坦誠地表達互相的不同意，更毫無顧忌地不同意我，可見一種自由的氣氛。

問：你由 2010 年開始教授「自由與命運」的課程，為什麼會開辦這個課程？

吳：真的是「命運」使然。2009 年左右，當時的哲學系系主任張燦輝教授希望改進哲學系的大學通識課程，鼓勵老師設計新課。我原本的想法是開辦「命運與英雄」，打算講解中國傳統中的俠義、江湖和西方的騎士、超級英雄等。但後來負責統籌課程改進的陶國璋老師認為「命運與英雄」內容上比較狹窄，建議改作「自由與命運」，結果就設計了這個課程出來。但我的原意只是響應系主任呼籲而設計新課，並無打算任教，後來為了行政需要才決定任教一次，豈料一教便愛上，結果這門「自由與命運」就教到現在了。

問：「自由與命運」等課程關注的都是不同價值的思考，算是一種價值教育。為什麼大學需要價值教育？

吳：我認為價值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會自然思考的。例如結婚與否、生育與否都是價值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如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在 What Money Can’t Buy 中提出，很多人因為價值問題不易理解而不願觸碰，以為問題自然地得以解決，但事實是當我們放棄思考，做決定的責任只會拱手相讓予別人例如政府或商業市場。舉例說，如果我們不思考什麼是一個好學者，那麼就會交由數字決定：既然我不熟悉你的專業，那就以你出版論文的數量來評定你的表現。如果我們不思考什麼是美好人生，那麼政府就會代你做決定，讓你相信拼經濟、保民生是最重要的。因此價值教育是必要的，然而價值思考的訓練和技藝卻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所以，在我們有好的價值教育之前，訓練價值思考的任務自然就落在通識教育身上。在通識中進行價值教育的好處，是它畢竟不是以灌輸教條的方式進行，而是批判性的。所以現時將價值教育交給通識，可說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

問：但現在我們身處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價值教育要如何迎合時代？

吳：社會存在多元價值已成事實，我亦不希望回到價值一元的時代，因此要理解價值教育的多元性：價值是一個追尋的過程，這代表關於價值的答案是可修正的，亦不存在一個標準而終極的答案。我們需要對價值有新的理解，明白找出價值問題的答案需要很長時間，甚至是無窮無盡的。價值思考的過程因此需要群策群力，而且是永不止息的。人類付出很多血與淚才爭取到今天的多元開放世界，這是我們應該守護的。

問：你在文章 [2]中說過目前通識教育主要以「講論」方式進行，難免會有限制。你可以簡單解釋一下嗎？

吳：簡單來說，「講論」就是從理性角度向同學教授知識和價值，講求的是證據、理由、論據。講論的限制在於其只顧及理性層面，但人的改變往往牽涉情感與意志。講論就像向吸煙的人解釋煙的禍害，他固然知道，問題是他無法擺脫煙癮。通過「講論」開展價值教育畢竟只能夠針對學生的知識或理性的一面，而很難顧及他們的情感和意志。

問：那麼講論形式的通識教育有什麼出路？

吳：採用非講論形式的通識教育固然可以彌補其不足，但評核（assessment）是課程中重要的一環，但我們該如何評估學生在情感上的進步、意志上的改變？老師作出個人而主觀的判斷，難免有不公道之虞，所以評核方式還是應以客觀為尚。當然，離開評核層面，老師在課堂上還是可以有很多作為。例如我喜歡分享個人經歷，普通如乘的士的經歷，為的不是說服學生，而是讓他們感受我行事的原則。課堂上的理論是冰冷的，但透過講故事，學生就可以對課堂的內容有所感覺。所以在教學方式上，講論是可以彌補的，至於評核方面，我還沒有想出解決辦法。

問：有同學擔心通識課程會帶來成績的壓力，因此提議改為只評估合格與否（pass or fail），你有什麼看法？

吳：如果只評估合格與否，通識的學術性和學問的層次一定會被削弱。取消各個評級，可能連帶令老師教學的積極性都會減弱。當然，同學擔心 GPA 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即使保留各評級，更加寬鬆的評核尺度還是可以考慮的。這不是一種制度的改變，而是在評分文化上的，但我作為老師，有必要確保學生的成績和其能力相符。假如學生畢業後被僱主發現成績中含有「水分」，最終只會令中大的教學水準受到質疑，亦影響其他中大畢業生在僱主眼中的形象。其實從同學的角度出發，評級制度也可以保留學問的挑戰性。學習就像攀石一樣，攀得越高，風景就越美。如果同學願意追尋學問，不管在成績或者價值方面，他們都會得著良多。我認為解決評分問題的責任要歸於我們老師。老師不應因為教的是通識課就鬆懈，我們應要想想如何令課程具有學問上或智性上的挑戰性，激發同學求取心智上的進步，吸取更多畢生受用的知識。

問：近年有打算開辦新的大學通識課程嗎？

吳：有開新課的念頭，不過近年希望多做研究，所以從去年到現在還未整理想法。哲學系近年希望改進範圍 A（中華文化傳承）的大通課程，因為「中國文化要義」等課開辦多時，需要更新，故哲學系有些老師已開始提出新設計。我希望講解中國文化中如唐君毅先生所說的「人格世界」，包括俠義、聖賢、英雄等，從中國人對人格範疇的分類透視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例如中國史書中經常為「隱士」立傳，試想當中隱含什麼價值觀？為什麼要記載這些沒有經濟和政治貢獻的人？我對這些問題深感興趣，亦肯定以這種角度來透視中國文化的價值觀會比「中國文化要義」這類課程更有趣。這就是我的構思。

問：如果要你推介一本書，作為新生思考大學生活的起點，你會推介哪本？

吳：我會推薦德國作家赫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講述年輕主角悉達多探尋人生的過程，歷經高低跌宕，最初以為禁慾可以通往美好人生，後來卻開始放縱慾望，最後昇華到新的境界。書中包含了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不斷碰壁的經歷，情節雖然簡單，但帶出的訊息卻絕不簡單。我選擇推介小說而非哲學書，是因為哲學理論是冰冷的，而小說的故事卻有一種溫度，所以這本書適合不同學科的新生閱讀，也許可以回應他們進入大學後感受到的迷惘。我認為一本好書不應只讀一次，例如在二十歲時讀一次，待三十歲後再讀卻會有另一番味道。除了《流浪者之歌》，白先勇的《臺北人》也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我因此推薦給大家。

註：
[1] 對話哲學講師吳啟超：享受不穩定而心存禮敬。「圍爐」微信公眾號。網址：www.hpzh.org/fff10f/20190411A0NZ3U00.html
[2] 論大學通識教育的價值教育功能。通識教育國際學術會議 2015：通識教育之基礎，2015年6月12-13日，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自由與命運（UGED 2852）
上課時間（Sem 1）：Tue 01:30PM – 03:15PM

課程名稱：中國文化要義（UGEA 2100F）
上課時間（Sem 1）：Wed 02:30PM – 04:15PM

PS. 請善用旁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