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文:徐詠然

邱林川教授從事亞洲勞工與合作社運動研究多年,最近活躍於推動「黃色經濟圈」,也曾以中大女工合作社為例,撰文分析「平台合作主義」的可能。不說不知,原來他是來自武漢的「港漂」,在當地升讀大學後於 1997 年到港,中間離開過幾年,加起來一共留港 18 年。他習慣每年定期回鄉探親,對上一次已是 2019 年的春節。

今年 1 月,武漢疫情被披露以後,邱每天隔著電話屏與家人對話,也從舊同學的微信群組收到每日最新消息。同時,作為一個新聞與傳播學者,邱對中共操控資訊發佈的手段十分熟悉。湖北省武漢市是中國中部最大的城市、高鐵網絡的正中心,全市人口共 1,100 萬人, 邱比喻湖北武漢之於中國,就如「旺角之於九龍」。分析武漢這個心臟如何停頓,就是剖析中國久疾之起點。

我們從武漢市醫療資源的匱乏、外地人的處境、民情輿論戰、瞞報疫情這 4 大問題,逐一 拆解中國黨國制下的長期流弊。 

問題 1:醫療資源匱乏 無床位衛生差 

1 月 22 日晚,湖北省通報該省有 444 人感染、17 人死亡,數字比一天前近乎翻倍。1 月 23 日凌晨,武漢宣佈「封城」,即關閉全市內外交通、禁止市民離城。若只因全省數百例而封市,未免過於大動干戈。現實是,許多人未正式獲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武肺),僅被指染上「病毒性肺炎」,就已在醫院或家中離世。

邱教授說:「在外看來,確診感染者十分不幸;在武漢人看來,得到確診像中彩票一樣好運。好多人有明顯病徵,但想確診都確診不到。」然而,要確診才有資格被醫,未確診就會一直播毒——武漢就是在這個死亡螺旋裡,演變成官方用紙再也包不住火、疫情全面失控的城際隔離區。

面對排山倒海的個案,湖北醫療體系最先崩塌的,就是床位的供應。之前緊急興建、官媒大肆報道的「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均只能收容幾百人,承載力不足。輕度確診者僅在家隔離,每天往返醫院打針時,成為「行走的病毒」。 

武漢政府因此用 2 天,將體育館、會展中心及博覽中心改裝成「方艙醫院」,於 2 月 5 日晚起投入服務,專收確診輕症。然而,該處條件一開始極簡陋:1000 人共用 1 個廁所、無電力供應、打針與吸氧設備不足,人手更是匱乏。情況被媒體曝光後,國家更著力投放資源,才漸得到改善。雖然如此,邱認為有方艙醫院,對防止社區傳播終究是好事:「有床位,總好過沒有。」 

瀕死友微信求床位 「肯定有人死在家中」 

重症患者,則被迫開展一場生死攸關的求床位之旅。

自年初三(1 月 27 日)起後兩周,邱教授不斷在武漢舊同學群組裡,收到一封又一封求救書。 經轉發的訊息,往往是當事人留下姓名、電話、 地址,指自己懷疑受感染,需到重點醫院救治及確診,但無人理會,恐怕不久就會倒斃家中(見圖)。邱一位高中同學,就有此瀕死經歷。

「封城後,她的丈夫先受感染,再傳給她。他們持續發高燒、肚瀉,連站也站不穩。所有的醫院門診都要排隊,但他們無力去排,且因公共交通全面停駛,又沒有車去醫院。他們打 120(即香港的 999)找人接送不果,再打武漢市長的熱線,又排到第 500 多位。各個社區之間分別可以很大,有的資源充足、責任心強,他們的社區不幸地無人理會他們⋯⋯真的可以就這樣,死在家中。」

二人廣發訊息求救,最後成功入院,但可悲的是不得不靠「關係」。「大陸的悲哀就是,政府理應為大眾提供無差別的服務,但最後,他們還是要某地領導出面安排才成事。」兩夫婦服藥後退燒,開始能在微信上發言。然而,因化驗資源有限,在訪問當日,僅一人獲正式確診。 類似事件比比皆是,反映官方的確診數字被嚴重低估,且滯後公佈 [1]。

邱的這位同學,任職某廠經理級人員,家境不俗,仍有如此遭遇,低下階層的處境必定更為悲慘:「求救者之中,不少人有武漢市戶口,受過大學教育,家境屬中產或以上⋯⋯連這些人都這樣,普通工人、百姓、農民工,肯定有人死在家中。」 

問題 2:外地工離市 無醫保回鄉播毒 

「武漢封城那天,有近 500 萬人走了,其實主要都是外省人。」邱教授指,武漢城市化後,流動人口極高,他們來自湖北農村、農業大省四川、河北及較窮的湖南、安徽。「土生土長的武漢人如我,平時都是少數。」邱說。

這些流動人口,很可能是病毒擴散全國的一大途徑。但因為醫保與戶籍掛勾,他們並沒有留在武漢治病的動機。中國實行全國性強制醫療保險,本地投保者的醫療費、一般可報銷最高 8 成半;非本地戶籍投保者,動輒需付以十萬計的全費 [2]。

直到封城前 2 日,國家醫療保障局才發出指引, 要求湖北等地醫保系統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而耽誤救治。具體做法包括:一、將新冠肺炎藥物等,臨時納入醫保;二、對異地就醫者作「先救治,後結算」,減少回鄉求診傳染;三、 由醫保部門預付診金,減輕主要醫院墊付之壓力,使醫院不會因而拒收病人 [3]。目前病患者只顧撲床位,但最終誰為巨額醫療開支「埋單」,終究是患者家庭的隱憂。

外地的中年農村婦女,也是負責醫院日常的高風險、厭惡性護理工作的「護工」,平時須由病人家屬自費聘請。封城後,確診患者往往連提起食物的力氣都沒有,但有錢也不一定能請得到護工。家屬只能冒險親自照顧,受感染近乎無可避免。 

問題 3: 疫戰未平 輿戰又起 

對官方而言,輿戰比疫戰可能還更重要。邱教授由封城前說起。「1 月初,香港人已經開始買口罩,武漢還是一點都不緊張。封城前兩星期,官方通報的病例停留在 41 宗。到了年三十,大家是毫無意識的,甚至以為整件事已經過去還有(1 月 18 日在武漢百步亭)搞萬家宴的那些小區, 現在差不多每棟樓都有人中招了⋯⋯這是民間對政府其中一項最大的批評。」

民間極度不滿湖北、武漢領導抗疫不力,廣為「傳頌」的是,湖北省省長王曉東 [4] 在一次發佈會上,三次唸錯湖北口罩的生產量,先說成 108 億,再下調為 18 億,最後更正為 108 萬。足足 100 倍的差距,惹人質疑他信口開河。北京現已派出新的副省長,架空現有政府,邱認為疫情有所緩和後「肯定會換人」。

現在,連「小粉紅」都開始因政府抗疫遲緩, 加入罵政府的行列。邱指:「本來每個群組都會有一兩個『超級藍絲』,不時會讚揚共產黨的。現在他們見到政府、(被批私吞捐贈物資的)紅十字會有多無能,會一起鬧政府。當然,我們中間也有「黃絲」,一早已私下另開群組(批評政府)。」 

吹哨人李文亮去世 中共鬆手管制輿情 

2 月 6 日晚,中共管治合法性迎來重重一擊:率先公佈疫情、因而被當局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因新冠武肺逝世。截止 2 月 7 日凌晨 6 時,微博話題「我們要言論自由」共收 286.1 萬次閱讀、 9684 則討論 [5]。

有網民發文時豁出去說:「微博號不要了」,附上香港反送中抗爭者受訪截圖;甚至有網民提出言論自由「五大訴求」:「撤回對李文亮的訓誡;撤回所有刪帖命令;撤銷所有因言入罪的 指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涉事官員責任;立即歸還人民言論自由。」邱教授親證民意一面倒:同學群組裡,不斷傳來悼念李、抨擊政府的訊息;傳媒界群組裡,更會聽到很多要求言論自由、政治體制改革的聲 音。

面對海嘯般的民意,中共不得不改變策略, 由官媒《環球時報》發出社評為李平反,再將李捧為人民英雄。中共宣傳部的內部指示亦流出:「要嚴格規範稿源⋯⋯互動環節穩妥控制熱度,不設話題,逐步撤出熱搜,嚴管有害信息」[6]。邱觀察到就此事的媒體控制「肯定有鬆手,口吻比平時的禁令軟得多,以往會說要『禁止』,現在說要加以引導。」

以上指示未獲證實,但李文亮從熱搜榜上消失了。然而,民間對成為體制內的沉默幫兇, 有了更深刻的反省。有網友寫道:「警察只是按要求訓誡,主播只是按稿子播報,後台只是按上面意思刪帖撤熱搜。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好人,一切是生活所迫。只有當每個人都敢說『我拒絕撒謊』,『我拒絕執行』的時候,我們才不會在某一天求助無門,走投無路,像狗一樣地死去。但你敢嗎?你不敢。 所以請記得,無論這個世界最終爛成什麼樣子,都是在我們的默許之下完成的。」[7] 

問題 4:瞞報難防 專制官僚主義之禍 

民憤大爆發,理應是政權能料之事。為什麼經歷 2003 年廣東瞞報非典型肺炎(SARS)的慘痛教訓,新冠武肺蔓延時,官方還是要上演瞞報、漏報的嚴重人禍?邱教授列出 3 大問題:官僚慣性、只向上負責的專制黨國體制,以及陽光政務改革失敗。

首先,邱指中共龐大的官僚架構,本來就鼓勵掩藏例外情況:「所有的官僚體系都有慣性,會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打破本來 Business as usual 的狀態。正如資本主義下的大公司一 樣。」疫情爆發初段,剛巧撞上維穩期:1 月 7 日至 18 日,武漢市和湖北省先後召開兩會,期間就錄得 0 宗新案例通報。

邱續指:「『準備春運』是一個極大的慣性,大家都想做平時做的事,好好過年。」每年的春節黃金周,是一場龐大的跨省人員流動與消費盛宴,官方的春節活動,也為中共的管治正當性塗脂抹粉。因此,就算聚眾是防疫大忌,籌備多時的春晚大型表演、武漢萬家宴等皆沒被叫停。疫情公諸於世後,中共還能按其慣性將「喪事當喜事辦」,把趕建醫院的勞工、含淚上場的醫護,捧成「正能量」模特兒,為自己臉上貼金。 

上層強行壓通報 下層亂定義機密 

如果大家有看過講述前蘇聯洩核事件的《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一劇 [8],不難想像面對大型危機,基層官員在層壓式的黨國制下,如何上報無門。一般理解下,政府負責擬訂、落實政策等行政工作,執政黨則負責決定政策方向、意識形態,兩者各有分工。然而,在中國的黨國制(Party-state system)下,政府架構與黨組織乃兩位一體。邱指,這種雙軌的官僚體系下,「基層官員只對上負責,不向民間負責。最新消息由基層的小區或醫院,經過 10 多層,才能上報至習近平⋯⋯」 

「⋯⋯只要有任何一層,基於官僚或私人考量,說聲『不用講了』,那就傳不上去。」以今次事件為例,武漢市長周先旺於 1 月 27 日接受央視採訪,承認披露疫情「不及時」,但希望外界理解,地方需獲「授權」才可披露消息。這強烈暗示,瞞報疫情一事上中央有責。

下級官員也能操控不利資訊,皆因「國家機密」定義模糊。邱道:「李文亮會被訓誡,是因為疫病的出現被視為機密。但誰定義何謂機密呢?就是武漢政府、衛健委自己。他們當然覺得定義愈廣,對自己更有利。」

解決官員上下瞞報的困境,就是立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已實施俗稱 Sunshine Law 的訊息自由法,而中國在 SARS 後,也曾針對瞞報提出改革:「當時溫家寶提倡『陽光政務』,於北京設立獨立機構,就算不像香港 ICAC(廉政公署)般有獨立調查權,它最少有權定義何謂『國家機密』,並確保其他資訊公開透明」。

然而,因內部利益集團施予壓力,2007 年出台的法案並無約束力,淪為無牙老虎 [9]。由上而下的改革,總難免投鼠忌器;唯有由下而上的力量,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 

後記 

以往認識「戶籍制度」、「黨國制」等中國獨有的制度,只是中學通識科筆記上的一堆死文字。我希望藉這次寫作,告訴自己和各位,一河之隔的事不只是鄰國事務,也不只是虛無的概念或新聞頭條。一河之隔的事,不僅是邱教授家人朋友的日常;觀乎今次林鄭政府的抗疫模式, 這也是將愈來愈接近我們的日常。在尋求社會改變的時候,我們往往聽見強調中港區隔的聲音,但事實上,我們沒有本錢不去理解,中國一直如何影響著香港。這是「不認不認還須認」的政治現實。

與邱教授傾談後,我更感受到黨國力量的無遠弗屆。那種力量如推土機一般,力圖滲透人民的生活、改造他們對現實的認知、抹去他們傷痛的記憶。在這種環境下,仍有很多竭力求存的平民,面對種種權力的限制,不得不與荒謬共存。

要對抗中共這個龐大的機器,我們需要連結最多的人。篇幅所限,本文未能闡述中國底層的維權、罷工等長年抗爭,但曇花一現的 200 萬條「我們要言論自由」微博,最少也反映強權永遠壓不住的暗湧。筆者願中港人民能更了解 我們的共同敵人——不民主的政權,毋忘疫情裡的殉難者,共同爭取更自主的生活。 

註釋

[1] 邱一位任職醫生的親戚,已有 2 位前同事因感染去世; 另外,邱有朋友家人是前線醫生,即使沒被感染,精神狀態已極為惡劣。直到 2 月初,外省醫療隊伍開始前來支援,雖能稍作紓緩,但恐怕為時已晚。據報醫護人員的感染數字已超過 8 千。來源:大紀元時報,2020 年 2 月 27 日,〈【一線採訪】援鄂醫師:疫情比 SARS 嚴重〉

[2] 中國醫保分為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保、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及佔份極少的社會主義遺產——公費醫療 4 種。職工保由僱主、僱員從工資繳費,居民及農民則每年繳款約 50-100 人民幣,政府再補助至約 400 元;按不同醫保,門診、住院、大病費都可以報銷最多 8 成半。

[3] 香港 01,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漢肺炎】國家醫保局:對確診患者採取特殊報銷政策〉

[4] 中國奉行黨國制,同一級的領導崗位,在國家與共產黨的雙軌體制裡,分別由一名官員及一位黨委書記出任。 四位抗疫不力的領導(湖北省省長王曉東、湖北省黨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長周先旺、武漢市黨委書記馬國強), 被網友以台劇《流星花園》的主演男團 F4 為靈感,戲稱為「湖北 F4」。

[5] 端傳媒,2020 年 2 月 7 日,〈輿情觀察:李文亮去世後互聯網上的一夜〉。

[6] 關鍵評論網,2020 年 2 月 7 日,〈武漢肺炎「吹哨人」 李文亮過世:「言論自由」成微博熱搜,網友質疑他「不得好死」〉。

[7] 同 [5]

[8]《切爾諾貝爾》(Chernobyl)由 HBO 播出,主要改編 30 多年前(即 1986 年 4 月 26 日)在蘇聯控制下的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事件。來源:New Monday,2020 年 1 月 7 日,〈【金球獎 2020】《切爾諾貝爾》(Chernobyl)奪「最佳劇集」4 大原因完美擊倒 Netflix !|煲劇人生〉。

[9] 在溫家寶的提倡下,最終的相關法案被名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 2007 年 4 月 5 日按國務院令第 492 號公佈訂立,在 2019 年 4 月再被修訂。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9 年 4 月 3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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