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紐約貓貓

六四的創傷遠遠不只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它對當時的香港人民甚至是港英政府都是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也許傷痛會褪去,之於 31 年後的我們或許不過是一椿遙遠的故事。但若我們回首這 40 多年的香港政治發展歷史,便會發現六四事件對香港政治生態的重要性,港英政府更因此加速香港民主化的進程。而那些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血與子彈,終凝聚成香港人的意志,讓香港人孜孜不倦地走在追求民主這條未竟之路上。

香港政黨之雛型

在 1980 年代之前,香港並沒有政黨政治,在殖民政府時期,港督乃是英國國王的代表,掌握著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最高權力,行政局、立法局在當時只是諮詢機構。在行政方面,總督兼任行政局主席,對所有行政官員都有任免的權力,也對行政局討論的決策有最終決定權,並可以選擇性聽取行政局的建議。在立法方面,總督兼任立法局主席,而立法局議員皆由港督委任,港督掌握著真正的立法權,港督可以不簽署立法局通過的法律,變相立法局並沒有獨立的立法權利。在司法方面,總督有權提名法官,亦有赦免減刑的權利。在這一時期的港督也許正如前港督葛量洪所言:「在這個英國直轄殖民地,總督地位僅次於上帝。」由於香港的政治生態高度集權於政府,自然沒有政黨政治誕生的餘地。

直至 1982 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進行談判,香港人卻被荒唐地排除在談判桌外,任由這兩位巨人宰割。這是自 1972 年香港被剔除出聯合國殖民地名單,香港人失去自決前途的權力後,再一次被粗暴地奪走自決命運的權利。

中英談判期間,英國知道香港注定要落入中國之手,於是開始著手加快香港的民主進程,以制衡中方在港勢力。但港英政府擔心在香港實行全面普選不可行,認為香港太容易被捲入國共紛爭,而且全面普選亦有可能威脅英國政府的管治。其後港英政府在 1984 年 7 月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建議在 1985 年的立法局選舉引入「選民組別」和「選舉團」這種間接選舉的形式,同時宣稱會研究全面直選的可能,而在 1984 年 11 月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正式公佈以上的政改方案,「選舉團」由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各區議會的所有議員組成,而「選民組別」(即是現時的「功能組別」)由各界人士選出,兩類議員各佔 12 席,合共 24 席,香港由此正式開啟代議政制大門。

隨著香港前途問題浮現,80 年代初香港誕生了三大論政團體,分別為匯點、太平山學會、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民協)——這些論政團體便是香港的民主派政黨的 雛形。匯點於 1983 年成立,主張「民主回歸論」,但翻查 1983 年的文件,匯點當時對「民主」的定義也只有一句:「不是一夜間全部民主,而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可見匯點當時對「民主回歸論」的討論並不充分。而太平山學會於 1982 年成立,為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的前身,主要由專業人士組成,早年以論政為主,不設政綱,後來主張加快香港的民主政制步伐,並不是「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民協則在 1986 年成立,以「促進民主、改善民生」為口號,積極為基層市民服務、爭取地方居民的權益。

中英聯合聲明於 1984 年發表後,香港的前途問題終於塵埃落定,正式踏入 13 年的主權移交過渡期。基本法起草正式展開,由於基本法對香港政制有關鍵影響,民主派人士為了有民主政制以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 1986 年,十多名民主派基本法諮詢委員集結了 190 人聯署支持「190 人方案」,方案內容為特首候選人需由十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員提名,並由全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立法會議席一半為直接選舉產生,四分之一為功能組別,四分之一由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產生。但隨著 1990 年基本法定稿,「190 人方案」正式被否決。

在 1986 年 10 月,民主派提出「190 人方案」後,由 91 個團體包括民協、太平山學會、匯點等多個社會團 體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並在 1986 年在高山劇場舉行了第一次高山大會,其口號為「打造新香港,民主再啟航」。高山大會以討論《香港基本法》起草和未來政制問題為目標,要求殖民政府加快民主步伐,希望在 1988 年立法局選舉中實現直接選舉(八八直選),主權移交後確立民主制度,實施直選,以及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八八直選方案雖然收集到逾 22 萬名市民的簽名支持,卻在 1988 年被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正式否決,只承諾 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中會有至少 10 席的直選議席。

小結

回首由 1982 年中英談判開始至 1989 年中國八九民運開始前的七年間,香港由政府高度集權的體制,到因應香港將要主權移交而逐步引入民主政制,以制衡中國在港的影響力。同時政黨的雛型開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出現,他們關注香港的前途問題,努力在體制內向港英政府和中國政府爭取香港主權移交後確立民主政制,如提出「190 人方案」、要求「八八直選」等,雖然這些政治訴求多以失敗告終,但在爭取的過程中亦有所得著,如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論政團體和壓力團體,以團體方式表達訴求,開始結合起來爭取民主訴求。在表達訴求的過程中連結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施加更大壓力。

後六四時期的香港政治

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總體而言是緩慢地進行的,但隨著八九民運的浪潮席捲整片中華大地和香港,至最後解放軍的坦克進佔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不單是發生在北京的一場悲劇,更使香港的政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六四事件之前,在香港的政治改革方面,總體上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都是合作多於對抗,政治問題多以協商解決,但六四事件後一系列事件使中英兩國關係緊張,英國政府因而加速香港的民主進程,和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對抗漸漸加劇。

1989 年 5 月 20 日,隨著李鵬宣佈北京戒嚴,民促會在 5 月 21 日舉行支持八九民運遊行。該次遊行為香港史上首次有百萬人以上的集會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亦在此遊行中宣佈成立,表示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在六四屠城後,支聯會成為當時其中一個在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政治團體,其最初階段的五大綱領為「爭取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新中國」。其後支聯會更成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等,出版八九民運的相關報導。而每年 6 月 4 日也會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以悼念六四屠城事 件,每年有至少數萬人參與。

六四發生後,中英外長曾透過「七封信」秘密協商,最後決定 1991 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原定 10 席的直選議席將增加至 18 席,而 1995 年會再增至 20 席,並且在 1995 年最後一屆立法局會直接過渡到特區政府的第一屆立法會,稱為「直通車」方案,主權移交後不會再重新舉行選舉。

因應 1991 年第一屆立法局將會舉行地區直選,由太平山學會和部份民協成員等組成的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於 1990 年 4 月成立。而包括港同盟的正副主席在內 11 位中常委中,有 5 人同為支聯會常委。支聯會以反共為綱領,但港同盟卻以「港同盟無意介入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地區的政治」作為主要路線,致力於香港事務,和中國劃清界線。

1991 年的第一次立法局選舉,民主派在 18 席地區直選中取得 17 席,單是港同盟的成員便取得 12 席,共 618,209 票,佔總投票人數的 45.15%,最終民主派在該次立法局選舉在地區直選大勝,但在功能組別選舉上民主派仍然大敗。1991 年的第一次立法局選舉的地區直選中採用了雙議席雙票制,對比 1988 年的立法局引入的間接選舉,普羅大眾自此開始有投票的權利。

小結

政黨政治在香港隨著 1991 年的各級民主選舉而誕生。港同盟作為一個打算在主權移交後繼續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政黨,它必須考量中共的存在,即使成員出身於提倡反共的支聯會,它也需走中庸之道,不談六四、不談中國。而在 1991 年的第一次立法局地區直選民主派大勝也直接反映了六四事件對於當時港人的創傷。

政黨政治高速發展時期

1992 年彭定康出任港督,即公佈一系列政改內容,包括提高立法局地位,並正式成為代議制立法機關,總督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並要以行政首腦身份向立法局負責,以及把選民資格年齡由 21 歲降低至 18 歲、取消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1994 年的區議會選舉更會實行全面直選,而 1995 年立法局選舉 中增加有 270 萬選民基礎的 9 席功能組別席位(即新九組),使功能組別的民主成分大增,立法局直選和變相直選的議員共佔全部 60 席中的 50 席。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大大加速了香港的政黨發展,如 1992 年成立的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1993 年成立的自由黨等、1994 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成為香港民主黨(民主黨)等。各政黨的成立是為了爭奪 1994 年的區議會選舉、1995 年的兩個市政局選舉和立法局選舉的議席。結果顯示在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議員中,有政黨背景的議員分別佔總議員的 51.4%、75.4%、 76.7%,有政黨背景人士的確得到了大部分議席。

小結

1995 年立法局選舉中,民主派議員共取得 60 席中的 31 席,民主派的第一大黨民主黨取得 19 席,在大部分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仍然向建制靠攏,如商界(第一),其選民需為香港總商會成員;商界(第二),其選民需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成員;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其選民需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員、香港建造商會會員或香港機電工程商協會會員。在如此的情況下民主派依然取得過半數議席,可見普遍市民對中共的不信任。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採用了單議席單票制,對比 1991 年立法局選舉的雙議席雙票制,單議席單票制更公平。因為單議席單票制防止聯票效應(即由一名高知名度候選人帶領另一位低知名度候選人一同參選,最後雙雙取得議席)。

最後的兩年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被中方強烈反對,被認為是「三違反」,即違反《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和「七封信」協議。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關係因而惡化,「七封信」所承諾的立法局「直通車」安排頓成泡影。

中國更在 1996 年自行成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並運作至 1998 年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臨立會」無視當時仍然在運作的香港立法局,自行修訂主權移交後的法律。因「臨立會」被港府視為非法組織,所以它選擇在深圳開會。「臨立會」運作期間通過一系列的惡法,如《立法會條例》、《公安條例》、《社團條例》、廢除工人的集體談判權等。其中《立法會條例》重新修訂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原本具有龐大選民基礎的「新九組」被廢除,確立以建制派選民為基礎的功能組別,而在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委任議席亦被重新確立。1998年「臨立會」更通過更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將原來的單議席單票制改為比例代表制,以增加建制派在立法會的議席。19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民主進程不僅沒有進步,在「臨立會」通過各種惡法之後,民主進程更加陷入倒退。

總結

伴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香港主權移交到中國的命運已成定局,中英兩國政府於是互相談判、協商,希望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可以保持繁榮穩定,但及後六四事件的發生促使英國政府決心加速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推出較為激進的政改方案,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等。這的而且確大大促進了香港政黨政治生態的發展,增加了香港的民主元素,但後來這些港英時代的民主元素大部份被廢除,「直通車」方案只是鏡花水月,曾經持續進步的香港民主化進程於是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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