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嫉俗

點解要講中國民主化

每年支聯會六四晚會大家都會叫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當中首四句訴求非常明確,社會上也有很多討論,如釋放劉曉波,維權律師,要求中共平反道歉。但關於建設民主中國卻鮮有提及,很多人都只是說中國要民主化,要「支爆」,但他們都只是在空談,完全沒有想過中國民主化後的實行方式,或是沒有思考過自己想要中國變成一個怎樣的民主國家,中國要走那個民主制度?筆者翻查當年學運領袖、泛民的言論,發現幾乎都是泛泛而論:「不是國家有錢了,治國就是成功的(王丹)[1]」「要直選人大,三權分立,建構公民社會⋯⋯」諷刺的是討論中國民主化的大多是親中共學者,因為他們一向研究中國模式政經制度,加上中共一直透過外宣宣揚中國價值觀。筆者認為這些觀點雖然有理,可以說服一般低教育程度的愚民,但在學術層面上,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明顯不能接受。

而過去我們所想像的中國民主社會除了一人一票選舉,三權分立、建立法治的國家等耳熟能詳的西方民主觀點外,還有一些我們比較陌生的中國民主化思想如精英民主、儒家,符合國情的民主會否是一種選項?而過去一直有人說中國東方的價值觀與西方不同,從中國角度看民主是否不可能?

點解要而家講中國民主化?

中國經濟神話幻滅

過去中共透過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如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用高速的經濟發展掩蓋政治制度的缺失,但經過三十年後,中國人口紅利與工業化紅利差不多用盡,經濟發展遇到拼頸時,加上黑天鵝(香港事件、中美貿易戰、武漢肺炎),灰犀牛事件(地方、公司債、樓市泡沫)發生,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問題慢慢浮現,現在就算更多的經濟政策(無限量化寬鬆、降準、印銀紙)都不能解決問題,只能透過政治改革解決,這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談論民主化。

中國點解需要民主化?

中共中國模式

中共十分清楚民主化的浪潮不斷衝擊共產黨獨裁專政,從六四後世界經歷三波民主化運動熱潮以及茉莉花革命,中共稱這些社會運動為「和平演變」,中共為保政權,推出了一系列的反和平演變計畫,包括意識形態的宣傳,如吳邦國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指導思想多元化、「三權鼎立」和兩院制、聯邦制、私有化);加強信息封鎖如網路長城以及減少人文學術交流(如陳建民和周保松教授指現在已經不能在中國的大學演講)。但中共同時推出具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改革,國務院於 2005 年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提出中國民主要符合國情,包括由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2]、政府民主、城鄉基層民主(如村委選舉)及司法民主[3]。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於 1988 年發表了名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生態分析》的文章分析客觀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他認為在中國推行多元文化,多黨派的社會,只是高度理想、過於抽象,要完全實現需要有複雜的生態系統(如民主政治需要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的條件),在中國會水土不服。另一方面他反駁民主政治也不能逃避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如不能有效解決週期性經濟危機、發展停濟等缺點[4]。

前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指出中國經濟騰飛的政治原因和意義是很好地把「變」與「不變」結合了起來,中國以黨為核心的領導體制不變,變的是國家治理。至於推行策略方面,以增量改革的方針為主。因此政府與地方、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改變了,從「人治」改變為「法治」,以「統治」改變為「治理」,中國有效地修補不足和過時的政府制度,從穩定和低風險的方向, 走出自己的路。

而俞所理解的法治是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依照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官員和公民都必須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又認為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有共通之處,但兩者有實質的分別。法制強調依法辦事;法治除了強調依法辦事外,更強調憲法和法律是國家的最高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擁有超越法律的權威。法治的直接目標是規範公民的行為,管理社會事務,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從本質上與我們理解的法治觀念看似沒甚麼差別[5]。總而言之,親中共學者認為中國民主需要一黨領導,循序漸進,強調基層民主,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

中國模式的缺陷

法治只是服從黨的工具

中共一直想透過像新加坡,香港發展強調法治而輕民主的新威權主義以維持共產黨的執政,但他們忽略了法治是英國殖民地留下來的,跟隨普通法的基礎,案例適用於普通法系國家,有一套完整的法治系統可以充份體現法治精神。但中共有自己的一套法律規則,法律大多是蘇聯時期協助訂立,並不完整,在第18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但強調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雖然中共有做公開判詞、錄影審判過程等門面功夫,不過卻不能解決官員干預審判、以權謀私、政治審判的核心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些官員被判刑,從不上訴,還對著鏡頭感謝黨的荒謬畫面;而中國維權律師被安插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等不合理控罪更是證明法治只是服從黨的工具。2015年六四著名記者高瑜因泄露「七不講」文件被判七年,罪名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她認為中國法治是依黨治法,黨國不分,黨大於法。黨領導一切只會是人治而非法治。反觀民主國家因為有監察及制衡的觀念,不是一黨專政的關係,沒有黨的領導,較難出現政治目的審判,從而較好體現法治。

中共不能逃避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

這實際上回應王滬寧批評民主政治的觀點,過去部分人認為獨裁有助經濟發展,但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2020 第一季度 GDP 按季倒退 6.8%;而巨大的增長通 常是透過剝削國家人民利益而來,例如工業化帶來的污染,低價強徵收地建公路,建樓房,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東方廣場據說遷移兩百多政府部門讓位給李嘉誠建樓。但隨著教育水平提高,人們開始有維權意識,反思到經濟增長是犧牲自己的利益換來的,如 2018 年 P2P 網貸平台連還爆導致十萬人到杭州維權。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報告指出[6],2000—2015 年於中國媒體新聞報道的城市抗議有 8,037 宗,當中千人以上參與的有 1,513 宗,而實際數字相信比這遠遠大得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在共產黨新聞網指出[7],政府在管理運行中有四個深層次問題:一是職能轉變滯后,政府對市場社會干預過多;二是政府自身改革也比較滯後后;三是行政審批的結構有問題,審批面過寬,審批事項過多、行政審批容易變成腐敗的溫床和基礎;四是對老百姓的欠帳比較多,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相對比較薄弱。而這些維權反抗和官僚問題,正正是中共一黨專政無法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而造成的,一黨領導無法平衡經濟多元化後複雜經濟利益,正如趙鼎新說,如果你給利益一方,他拿到利益後反過來會獅子張大口拿更大的利益。

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所說的民主實際上是維護自己的權益,雖然中國模式的民主化概念上行的通,但一黨專政卻拖著民主化後腿,使效益大不如前,甚至基本變質。

中國需要怎樣的民主化?

我們明白一黨專政的中國民主化模式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但可以先思考民主在中國的實行方式,中國的國情如何套用入民主的架構。不少學者如鄭永年[8]、王紹光認為[9],中國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民主的方式,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與西方國家不同,並舉出東歐國家激進民主化後,因沒有基礎建設而導致經濟停滯。筆者雖然不認同他們一黨領導的立場,但認同需要了解國情的特點去建立制度,因不同國家民主化條件、經濟模式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組合;另外了解國情某程度上可以吸收中共的一些可取的優點放進民主制度裏,如某工廠拖欠工人工資,中共會代發工資再向僱主追討以避免引發工業行動值得參考。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國傳統美德,雖然儒家與民主看似沒甚麼關係,但不少學者認為可將部分儒家概念包裝成民主概念,如儒家所提出的賢人統治包裝成精英民主,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認為中國應該要實行一種低程度的民主,如公平自由、一人一票選政治領袖、保障言論自由,但同時保留著一套中國傳統精英賢人制度,如透過公平考試選出的官員、加入外國專家以有更多角度、讓少數派參與以加入不同持份者和保障少數派的利益。他認為威權與民主政體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這制度可以平衡西方民主在中國實踐的不足[10]。筆者認為此制度類似四月號提及的日本官僚制度,一方面民選出執政黨組成內閣,只委派最高層官員,但政府的組成卻由通過考試出身的傳統公務員、精英擔任,立場標榜中立;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執政黨當選後,總統、市長可委任其黨員進入政府運作,整個政府大部分職位由執政黨組成,強調政黨統治,如果政黨輪替,政府內部會因黨派有人事變動。

前中大校長金耀基卻對儒家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儒家與民主結合的形態應該是「民主的儒家」(democratically Confucian),從個人層面看待民主。「民主的儒家」政治系統不同於傳統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系統,它珍視和尊重個人及其權利,但是從「共同體的」或「社會的」視角出發對個人及其權利進行界定[11]。整體來說,金耀基把民主當作一種由道德自律組成的參與型共同體觀念,儒家的特質則單純表現於「共同體」內個人權利的做法,如兼顧個人品格和公共參與的道德;透過儒家文化去宣揚政治參與,官員的品格要求,而非應用在制度上[12][13]。

筆者認為,理想的中國儒家民主應結合制度和個人層面,因為單靠制度的改變難以把民主的理念深入社會,如社會公民政治參與,NGO 發展需依賴教化,自我領悟等個人層面去支撐整個民主的結構。

結語

過去 30 年,中共用高速的經濟發展去掩蓋政治制度的缺失,避談中國政濟改革,但中共提出的中國模式開始受到挑戰,中國民主化的呼聲重燃,我們在思考中國民主化時,除了用西方民主化觀點外,從中國角度看民主似乎是一種出路。

參考資料:
[1]【六四29】王丹專訪:從未放棄中國民主化理想 盼以教學影響青年, 2018-06-02 ,香港01
[2] Winberg Chai, “China’s 2005 White Paper: Building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China”,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3, no. 1 (Spring 2006): 3–36
[3]毛澤東為營造民主氛圍,建國後不希望其他黨派解散,保留八個黨派作為參政黨,包括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同盟,但全部黨都接受共產黨領導。
[4]王滬寧,1988,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生態分析,《天津社会科学》 1988年03期
[5] Chow-Bing Ngeow, 2014,”Discourses on Chinese-Style Democracy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3):94-114
[6]陳志柔,2015,有效治理的桎梏:當代中國集體抗爭與國家反應
[7]汪玉凱,2013,行政體制改革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重頭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8]鄭永年,2011,《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pp16-132
[9]王紹光,1991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王紹光,2010,国家能力与民主質量:一項实證研究”,《中大政治学評論》第4輯,pp49-78
[10] DANIEL A. BELL, 2016,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51-178
[11]《中國政治與文化》 pp.175
[12]金耀基,1997,《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出版社,pp154-182
[13]許雅棠,2006儒學與民主──讀金耀基論文集有感,《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〇〇六年二月號 總第 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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