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焯堯

沉入了思考 不肯放棄 仍努力給這荒謬城市多一個轉機
—盧巧音／黃偉文〈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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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特刊》的徵稿總是 7 月。這是特別挑選的月份，目的是讓大一新生在 8 月參加迎新營時可以透過這份特刊去了解中大的不同面貌，由必須看的校巴乘搭方法，到不少人看的特色食物推介，再到最少人看的過來人心得都應有盡有。不過，這年必定是最為特殊的一年。新生們直到第一個學期完結，都應該不太會到中大，隨時連一個同系或同書院的人都不能當面認識。

四年前是 2016 年 7 月，無疑是個正常的學期，我也就正常地成為新生。儘管不敢肯定當時有沒有拿那一年的特刊看，我卻能肯定由大一升大二的 2017 年 7 月，我投了稿，但想不到會被編輯選中而刊登。那篇不堪入目的潮文叫〈給重讀生的我們〉，明顯是針對較少人留意的一群重讀新生，所以讀的人應該很少。大二升大三的 2018 年 7 月，我借用村上春樹和杜魯福的作品，寫了篇〈海邊的四百擊〉，又是沒有期望刊登而刊登了。大三升大四的 2019 年 7 月，我沒有寫，因為那是對一切失望的時間。我不再相信文字，所以不再寫了。

現在是 2020 年 7 月，我又寫著，為什麼？歐威爾〈我為何寫作〉一文中寫了四個動機，第四動機為：「四、政治性目的：在此的「政治性」一詞，定義極為寬闊，例如：將世界朝某個方向推進，試圖改變他人心中的理想社會型態。我再度重申，這世上沒有一本書是完全沒有政治傾向的。有人認為藝術與政治無關，但這樣的主張正正是一種政治態度。」[1] 我猜上述文字足夠說明為什麼我想在畢業前最後投稿一次這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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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堅持相信這一年的新生應該比幾年前入大學的我當時成熟得多了，因為新生們經歷得更多，視野也就更廣闊，所以我認為我不再需要說那些簡單膚淺的期望與落差。反而，我想問自己，同時問你們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堅持入大學，或入中文大學？如果四年前的我被街訪式問道，我肯定是又幼稚又愚蠢地回答：「因為沒有大學學位就沒有競爭力。」或「中大風景很好。」到現在將要本科畢業，我才終於知道讀大學是要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尤其在品格方面。

但是，是否每個讀大學的人最後都必定能變得更優秀？根據當下香港高學歷人士的表現，當然不是了。不過，這其實是一直出現的事情。關子尹教授在講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時候，總醒同學他的品格不值得學習。他作為德國哲學一大宗師，一方面加入了納粹黨，一方面強力反猶 [2]，尤其針對他的老師和學生。他是不是知識不足所以品格低劣？當然不是，我認為這是因為海德格從沒有想過要在品格上當一個優秀的人。道德和倫理學作為一個重要哲學課題，在海德格心中幾乎完全沒有地位。他花了一生用不同進路探問「存在」的人，完全忘了作為一個存在著的人來說，在知識外更要談品格。

那麼，是否每個讀大學的人都要去讀道德和倫理學？這也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讀懂和實踐又是兩碼子的事。即使不去讀，我們每一個人卻不可避免會在每一天的生活上遇到大大小小的道德抉擇。我並不相信一個大學畢業的人會不知道什麼是道德抉擇，只不過是那些人故意在這幾年之間磨滅掉自己對這方面的自省，好讓自己符合大機器的運作。這並非我的創見，而是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的，最著名的可見於《論語》和後期斯多葛主義的著作。所以，我想說的期望和落差是在自省這個層面上說的，而並非「聽說大學不需做功課，因而期望入大學」和「進大學後發現原來要做功課，因而和我本來的期望有落差」這種現實式的期望與落差。我並非認為現實式的是多餘，只是覺得它太常受到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所影響。對於大環境而言，我依然覺得有必要設立現實式的期望，但在這期望之下，我認為唯有自省是自己能控制的，而且自省式期望是現實式的基礎，因為前者關乎自己，後者不僅僅關乎自己。

說到自省，我沒有任何理論式的解說，只能指出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品格有要求的話，在回想自己當天做過的事情的時候，多數會對自己不滿，思考著自己能否做得更好。這就反映出他的所作所為低於自己期望，因而有落差，也可說是被這落差打擊後，發現自己原來是那麼差劣，即使那可能只是多說了一句傷害別人的話，可能是在別人請求幫忙時怕辛苦而推搪等等的小事。但重點在於這種自省式落差跟上面現實式的落差有著很不同的本質，因為自省式落差就是使自己在明天進步的主要推動力。既然說是主要，那麼有沒有輔助的呢？有的，在我看來，那就是文字。文字被我看成是輔助並非因為它的效果較小，只是因為它的震撼程度未必有打擊本身那 麼大。

儘管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都讓讀者自然而然地自省，但我認為文字是最有啟發性的輔助推動力，因為它能一步步帶領讀者本身可能變得僵化的思考變成有嶄新的可能性。古羅馬皇帝奧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在以希臘文寫成的《沉思錄》中表現出非常人有的微小而敏銳的自省。即使他身處在動盪的時間裡，他依然保持自省和思考。這使他成為所謂「古羅馬五賢帝」之一。我並不完全認同他《沉思錄》中一字一句 [3]，但正正因為那是在遙遠的時空裡寫成，所以當中有著不同於當代人的思考能讓我們參考。換句話說，文字能讓我們進入不同時空，看看他們的頭腦會否提供了其他角度，能幫助我們此時此刻在自省時並不限於自己狹隘的 圈圈裡打轉。

大學正好是最佳的場所，讓我們接觸從沒接觸過的東西，然後回過頭來修正或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後，更重要的是去實踐出來。這才是讀大學的終極目的。我不敢說自己做到，但至少我能向別人說讀大學不只是提高競爭力和享受風景，而是藉著吸收知識去提升品格。知識的傳遞大部份都是依靠文字，所以在自省式期望被落差打擊後，文字能有力地使讀者變得更優秀。可能有人質疑我高估了文字的力量，把它當成是不可動搖的信仰基礎。我只會對他們說：「在這個世代，不少人覺得文字無力，文史哲同樣無力。但如果真的是那樣無力的話，那麼寫那篇〈我為何寫作〉的社會主義者歐威爾怎會令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懼怕而要禁止別人讀他的文字？這是否社會主義國家怕國民在品格和知識上都變得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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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生們啊，在大學裡是沒有盲目的順從和同意的。不要相信我，要去懷疑我，要去質疑我。當你跟別人有不同看法，去討論，去交流，但過程中必須有品格。即使聽到多麼跟自己相反的看法，也不要放棄理性思考。相反，如果有著相同的看法，也要去討論，去交流，因為在芸芸人海之中，你們竟然有著相同的看法，這二人以後的思想火花隨時會比得上德國的 Adorno and Horkheimer 或法國的 Deleuze and Guatarri。

中大社工系出身的填詞人黃偉文在〈哲學家〉寫上：「沉入了思考不肯放棄／仍努力給這荒謬城市多一個轉機」。我想在他的文字之後加上一句：在這荒謬城市打拼的人，總要有信仰。

[1]： 原 文 為：「(iv) Political purpose. — Using the word ‘political’ in the widest possible sense. Desire to push the world in a certain direction, to alter other peoples’ idea of the kind of society that they should strive after. Once again, no book is genuinely free from political bias. 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
[2]：可參考 Martin Heidegger, “The Jewish Contamination of German Spiritual Life — Letter to Victor Schwörer”, “Follow The Führer!”, “Only a God Can Save Us: Der Spiegel’s Interview” in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ed. Manfred Stasse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更多例子可見於海德格的 黑色筆記本。
[3]：《沉思錄》並非最為適切的譯名，反而更貼合希臘文的翻譯 類似是：《給他自己》（To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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