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碧玉

近年國族、疆域等問題甚囂塵上,我們一方面論證現代的民族概念,另一方面卻又以民族主義約束自己,坦然接受這種「被構建的自我認同」,毫無保留地把「自我」融入大局的討論中,就算在觸不到的地方發生影響,也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直接與新聞中的「他者」感知。國家始終是所有事情的主角,因為一切的變數都存在我們共有的文化中,我們所有的生活習慣都只能認祖歸宗。

民族?中華民族?咪又係一個局。

甚麼是民族?長久以來,不同的時代的人對民族都有不同理解,如果說民族就是一群享有共同祖先的人,那現代的民族大多數都不可考究;現時的主流說法大多是,「民族」是一群有共享的文化、語言、生活方式、歷史記憶等的人所組成的群體,雖然這個解釋受到主流認可,但仍有不少批評認為涵義太廣,無法準確界定每個人的民族。加上隨著移民、網絡的興起,以上的特點已不再限於一個民族的經歷,以國家管治的角度來說,這樣模糊曖昧的界線可能會令跟隨者的自我認同降低,不利於統治者進行管治。

那某國常說的中華民族,實際上到底又是甚麼呢?在清朝覆亡前,「革命份子」梁啟超已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當時清朝面對內憂外患,先有維新變法,後有八國聯軍,梁啟超順勢提出「中華民族」,直接把自黃帝到清朝的思想和流變,加上滿蒙回苗藏族等原來不被認為是與漢族共享語言、文化的群體,合稱為一個「大民族」。目的只在於從千瘡百孔的清朝中集合群眾,形成革命力量,這時候,中華民族以一個極多元和包容的方式,把所有沾上邊的人都帶上。在梁啟超之前,漢人在語言和在生活方式上都和滿人截然不同,但在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理論下,所有人都成了中華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被同樣的「民族壓迫」下奮而革命,建立新中國。

Term 呢啲嘢,識用就真係可以好好用。中華民族自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所以它也享有比民族更多元的解釋和包容。中華民族在梁啟超的演繹下所蘊含的,也不再限於傳統漢人群族之間的「讀儒家、推禮儀、服中藥」等固有習俗,而是融合其他民族而成的一套「大民族」的理念。基於當時的實際需要,「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具有號召力的口號,能夠有效地集結資源,對準當時的敵人。然而,「中華民族」不但可以成為革命力量,更可以作為「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一種工具。

國家建構——統治工具

如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所言,「民族」這個概念是被人為建構、想像而成的,其所指涉的正是一個「可想像的」政治理念。透過挑選和歸納一群人共同的習性、歷史、語言等特徵,當權者可以為他們對這片領土的統治提供正當性,而民族構建則是在創立國家的過程中不可多得的一劑良藥。透過民族構建,國家中的人民能與「他者」作識別,亦能不斷加強對民族的歸屬感。

既然「中華民族」乃梁啟超「發明」的概念,那它在構建「中國」時到底帶來了甚麼影響?回到清潮滅亡時,對於當時的民國政府來說,他們迫切要解決的,除了要繼承前朝遺留下來的土地外,更要考慮該以怎樣的形式證成自己對這些族群的管治權。辛亥革命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作口號,令外蒙古、西藏等地都紛紛宣告脫離中國管治。民國政府見狀後,不願失去邊陲的大片土地,於是搬出「五族共和」的概念,明言「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族,是曰民族之統一。」而那些遙不可及的民族,則在國家機器(民國政府官方論說)中被統一,形成一個「可想像的邊界」。從建構國家的角度來看,民國政府則是運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把本來將要分離的巨大版圖,又重新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建立、「統一」起來。

John Fitzgerald 曾經表示,以往的國家都是以一個民族出發,配合民族獨有的習性、文化而建構起一個國家,但中國則恰好相反,先界定國家的硬件(版圖、統治權),再帶入民族的概念,成為民族國家。在這個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所有成為「民族特性」的元素都會被檢閱、挑選,務求能鞏固政權的正當性,有利於政權管治,最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民族性」。在中華民族這個漢人享有絕有優勢的情況下,漢人文化自然成為主流,而漢人所推祟的儒家文化,則被政權用作統治工具。在民國成立後,儒家文化仍然作為一個構建國家的圖騰形塑大眾。事實上,「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符號,已深深地與中華民族綁在一起,其所指涉的,則是強調階級觀念、集體大於個人、內省等「美德」,以一種正面的形象出現,成為代表中華民族的特性。

高舉民族旗幟 淡化歷史記憶

如果說國家建構在建立國家時需要透過中華民族來加入民族身份和形塑自我認同,以界定國民與領土的想像,那在中共接管統治權後,中共的國家建構則是維持穩定和加強硬實力。在八九民運血洗長安街後之後,社會上一片靜寂,民眾或失望、或遺忘;加上蘇聯解體,大眾對共產主義的信心進一步減弱。面對合法性危機,中共又再搬出民族主義,發起愛國主義運動。在後八九時代,為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避免觸發下一波運動,政權對內頒布愛國主義大綱,強調愛國教育,又聯合宣傳部組織中小學生觀看愛國電影同時在民間策動反美、反日情緒,把愛國和民族主義綑綁,加強民族認同,將所有批判政府的聲音都劃為不愛國、背棄民族利益。不難發現,彼時政權的統治手段正是將「愛國」與「民族主義」劃上等號,試圖從八九時的「愛國民主運動」論調轉為「維護國家完整性」,一樣的民族主義,既可以造就國家的誕生,亦可以成為壓迫異見的工具。

舊酒新瓶 中華民族的宏大叙述

在經歷數十年「苦難」後,中共漸漸意識到傳統的共產主義已不適用於中國,決定在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在 2020 年的今天,共產主義已失去了其對公眾的吸引力,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上場,令改革開放後的一代陷入一種巨大的,對精神象征的缺失。政權也十分明白,他們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對大眾進行約束,以維持政權的穩定性。近年中共與國際上不少國家關係惡化,一方面是因為其「大國崛起」的姿態令西方國家感到威脅,而另一方面則是其強硬的金錢外交令中國在國際上漸具侵略性。面對種種對人權及政制問題的質疑,中共開始大力宣傳「復興中華」的宏大叙事,以抵制外部勢力。政權見縫插針地向人們灌輸「民族復興」的思想,「中華民族」又再次成為官方主流論述。在這個「中華民族」的概念下,它所指的已不再是向內的吞併和維穩,而是成為一種既可凝聚群眾,又可向外輸出的的萬能藥。

在這個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所有外國對中國的批判都是「妒忌中國的崛起」,所有中國人受到不舒心的對待都是「歧視」,如果內部出現不同的聲音,那一定是「外國勢力」挑撥離間。配合國家機器強而有力的宣傳,中華民族已上升到一個不可侵犯的高度,內部亦形成銅牆鐵壁,拒絕一切的負面情緒。同時,政權還會利用諸如抗日神劇和抗美電影如《智取威虎山》、《英雄兒女》等作媒介,把「被挑選的」歷史記憶加入「中華民族」的共同想像,形成更強的民族認同。政權不斷強調,是黨領導全體人民推翻一切腐朽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所以「沒有黨就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這些口號作為統治工具,能有效的選出哪些將成為共同的民族記憶,也能向外展示自己的優越性。

小結

民族情緒作為一種有號召力的力量,從清朝至今已不斷的被創造、形塑、和再運用。談到國族問題,總會有些個小粉紅會氣急敗壞地訴說中國偉大復興云云,而我們卻明暸,政權在構建民族的同時,也利用這些情緒去維持國家主權。與此同時,民族情緒亦可以在建立國家時發揮作用,利用獨有的歷史或文化符號凝聚人民,建立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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