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靖豐

戚師傅 2014 年後來到蕉徑,看見當地「有山有水」,就愛上了這片土地,決定在此定居務農。然而,不到兩年,一個打著發展農業旗號的農業園計劃盯上了蕉徑⋯⋯終於,推土機毫無預警之下輾過戚師傅的田地、農作物以及設備。即使他報警就財物損失備案,也先迎來警員一句:「你要證明呢啲財物係你嘅⋯⋯呢度依家係官地」。深耕細作的本土農夫,在荒謬的建制面前,是多麼無力。

無視程序公義,踐踏本土生活模式

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發展本土農業有助促進香港的糧食自主,好像這就是本土農業的唯一價值。但農夫一直視傳統耕種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多於一種從個人層面貢獻社會的責任,不一定會時刻以「發展香港農業」為己任,戚師傅也不諱言自己「唔係生產型農夫嚟」。沒有催谷產量以發展農業的重擔,讓戚師傅以更自然的方法實踐自己的生活模式。戚師傅佇立在滿佈輪胎印的田地上,嘗試在已被輾得與泥土糾纏在一起的植物中辯認自己的農作物:「呢啲就日本西洋菜,食得㗎」,邊說邊蹲下來,拔了一塊菜葉放入口中咀嚼,無須擔心植物帶有殺蟲水。然而,就如田地上,無家可歸而四處竄走的紅火蟻,蕉徑居民也因政府橫蠻的處理手法,突然變得徬徨失措。

戚師傅說,由於政府從未就農業園的細節知會蕉徑居民,他們只能從公聽會或新聞得知有關消息。然而,政府在要求居民點算農田青苗的數量和物種時特別落力,更按 20 多年前所定的價值來計算青苗,戚師傅批評政府:「買同種同一棵(植物)要三、四千(蚊),佢賠幾百(蚊)」,務求以最低的代價打發農民,令他們乖乖地離開蕉徑。至於如何面對農民對收地安排的不滿,戚師傅表示政府的態度就是「拖,唔理」,再經有關部門游說蕉徑農民,將其「逐個擊破」,戚師傅拒絕接受條件,成為了僅餘打算留守的農民之一,結果換來的不是政府的讓步,而是如爛仔般收地之餘毀壞農地。戚師傅對此大感不忿,「(政府)以為買起(我啲農作物),但呢個(即點算青苗後得出的賠償金額)只係搬遷費,啲農作物係我嘅,我覺得呢個係刑毀。」再者有關部門在戚師傅不在場的情況下點算農作物,無法核實各種農作物的數量,使「賠償」程序更為不公。蕉徑彭屋另一農夫日青直指,是次事件是她認知中「第一次喺冇當事人在場嘅情況下收地,喺東北、橫州已經見到好多不公義嘅地方,但原來低處未算低,可以就咁衝入嚟」。雖然有關部門的行動造成價值總計二、三十萬元的器材遺失,日青最關心的,不是金錢上的虧損,而是這些舉措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否定與摧毀。當被警員多番問及器材損失的情況,日青怒道:「你入嚟起碼問左 30 次儀器,最想就係見到好值錢嘅儀器,但呢啲(農作物)就係最唔駛儀器嘅嘢,呢啲就係懷住對地球最大嘅愛。最值錢嘅就係心血。」,「佢地都話:你(呢種生活方式)做實驗㗎啫,(但有)太陽能板,有濾水器,咁我地咪唔駛飲東江水囉。」。由此可見,對農夫而言,除了產量之外,他們投放的心血以及生活方式也是本土農業的價值所在,而這些價值的優次之分非外行人可輕易斷定。當本土農業在這塊田地上展現的價值均被利益至上、原意不清的政策,以及橫蠻的執行方式輾碎,日青感嘆道:「邊一個可以咁樣破壞香港人嘅努力?」。

以少數人的犧牲,成就香港農業?

面對政府以發展農業之名打壓蕉徑的傳統農業,戚師傅似乎不同意在曾遭蹂躪的田地上建立的農業園,能促進本土農業發展。他直指,農業園是一個謊言,只有 70 公頃農地,並不足以顯著地提升香港的糧食產量。這樣一來,農業園對本土農業帶來的淨影響,就只有本土傳統農業的進一步萎縮。根據戚師傅,農業園工程的承辦商雖曾負責興建港珠澳大橋,卻不諳農業,若果承辦商打算用石頭來取代蕉徑天然土壤,待新的農夫遷入並用上傳統耕作方式,便需要花上十幾年時間才能讓農穫回復正常水平。加上現時的工程已將栢油和泥土倒入流過蕉徑的自然河,農業園到時將不可能以貼近自然的方式運作。不僅如此,政府對將來租用農業園的農戶有一定產量要求,而戚師傅一類不求催谷產量的農夫可說是不可能再入主蕉徑。他估計,農業園最後只會「益咗大農企做科技耕作」,而這些大農企不乏中國的農企,令「大陸(意指中國)農企可以大大聲話新界菜,但我地種嗰啲先係新界菜。」。

結語

面對殘酷的既定事實,戚師傅感嘆道:「唔知可以捱到幾耐,我同日青買張機票去台灣日本有幾易啫,但『我好撚鍾意香港』嘛」。支撐他們的,除了對長年沿用的生活方式的不捨,也有幾分對「香港人需要自給自足,要香港人優先」的重視。本土農業除了對香港實質上的自主十分重要,也是一些香港人長久採用的生活方式,香港自主與香港人在個人生活上的自主之間,並非永遠不會出現矛盾,但是次橫蠻收地無疑對兩者均構成很大傷害和侵犯。日青也估計:「如果呢個變成常態,就會好多人俾人剷田啊、收地啊」,當政府從大大小小的範疇入手,有意無意地侵蝕香港人的香港,為了香港的自主,也為了保護本土生活方式,香港人也需要從相應範疇入手,讓政權感受到壓力,不要待香港變得更加陌生時,回頭一看才發現香港人的不作為已斷送促進香港自主的機會,或已任由政權抹殺又一種本土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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