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另一個天安門

投稿

文：jerry mouse

我的房間墻壁上，粘黏著一張「除罩相見」，只是「罩」 字上面被一個藍色的外科口罩蓋住了。那個口罩上有些因為磨損而產生的絨毛，口罩的右下角寫著一行字，「20190604，維園」。

2019年6月4日，我第一次參加紀念「六·四」 的燭光晚會。

當天傍晚，港島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銅鑼灣地鐵站外面的街道上人頭攢動；維園裡面的塑膠場地因雨水而濕滑，為此刻增添不知是一份混亂還是哀傷，只有怪力亂神自己的秩序。在這樣的時刻裡，有人在派發蠟燭和傳單，有記者對著鏡頭描述現場的狀況，有嗓門巨大的阿公阿叔破口大罵北京政府，不遠處，朱耀明牧師穿著黃色的雨衣，用幾乎是哭腔的聲音為北京的死難者與香港的政治犯呼喊著公義的來臨。怪力亂神自有秩序，我們行禮如儀。

燭光晚會開始了，場地內的人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蠟燭一個一個傳遞著點燃著，因為人數眾多，坐下來之後就難以起身直立。關於群體的哀傷，有人避而不談，有人遵循著古老的安魂儀式，而當後者向前者的沉默發出逼問，前者則愈是寂靜無聲，愈是清晰地印證歷史事件之確鑿。後來，雨停了，花圈從紀念碑走進燭光裡，我們至今不知道花圈上面具體有多少個名字，有多少個無名氏；我只記得後來有「清場」時與子彈擦身而過的記者在「人民不會忘記」的牌匾下面向人群講述當晚的場景，以及後來這些場景如何被記錄下來；有「天安門母親」的控訴，與市民們低沉的歌聲。歌手黃耀明說他已經連續30年在6月4日來到維園，我當時想，在30年之後，這也是我的起點。可是我要如何詮釋前三十年的空白？尚未降臨人世嗎？亦或是，「六·四」在我來到香港之前只不過是長輩口中模糊的隻言片語，而來到香港之後，這段歷史才變得清晰起來，所以，我需要在香港紀念它。紀念，不僅是被動地因為羅湖以北烏泱泱的大地後來在經濟增長的景象中鉗製了一切與之有關的招魂，也是因為，香港還在主動地為亡者立碑。這裡那裡，我們都想要追尋一個解釋，我們還在承擔一種「慎終追遠」的道德責任。

儘管從「那時」走過來的人們從來對「六·四」語焉不詳，喋血的怪獸卻總會留下足跡。我要從我的「空白」去尋找，此間的寂靜無聲並非一無所有。

人們固然熟知「天安門廣場」，只是 6 月 4 日的鮮血撒滿這個國度，並不是一瞬間就結束的戲劇場面。放下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的傲慢身段，僅僅是把六四攤開來講，這持續七個星期的全國性示威，在北京之外，在政權話語中非「中心」的地區，同樣需要書寫與記憶。

實際上，在南方的「小天安門」，成都市的天府廣場，更像是六四餘震的重災區。

1989年7月8日，一名叫做王貴元的22歲青年被雙手反綁，不久之後，子彈打穿了他的後腦勺。根據死刑判決記錄來看，6 月 5 日，務農的青年王貴元同一群示威者因為抗議軍隊屠殺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而焚燒了一輛價值二萬五千元的解放牌軍用汽車與軍隊幹部所的一輛達契牌轎車。法院判決王貴元放火罪，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自從 6 月 4 日以來，這樣的處決在成都已經有29宗被正式報道。儘管沒有發生天安門廣場那樣動用坦克與機關槍的屠殺，遠離政治中心北京的成都也與國內許多城市一樣，在「六·四」清場之後開始了大規模的秋後算賬。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有超過一千人在成都市的鎮壓後被處決，而當時的一位目擊者則表示，北京的清場發生後，他在成都親眼看見，有十幾個被指認為暴徒的人被士兵用鐵棍大力捶打後腦勺而死。比起「天安門廣場」眾說紛紜的歷史，「小天安門」背後的人居然很誠實——官方寫出了一份《成都暴亂紀實》，記錄如何處死多少數量的「暴徒」。從任何宏觀的原因來分析，天高皇帝遠的成都不應當成為全中國除北京之外暴力鎮壓最嚴酷的城市，然而，一切荒唐成就之處，本來就沒有規律可循。 4 月 15 日，曾經在川北地區主政的胡耀邦逝世，16日，四川巴塘縣發生6.7級地震，時任省長的張浩若趁機長時間躲在地震災區，而留在政府內的省委書記楊汝岱則花盡心思揣摩「聖意」： 5 月 4 日，「溫和派」的趙紫陽發表了肯定學生的講話，四川便成為第一個要求中央政府與學生對話的省份；後來，「強硬派」佔了上風，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且在 6 月 4 日的天安門廣場清場，楊汝岱只能將功補過，在自己主政的成都市也大開殺戒，以回應北京的行動。就這樣，兩座同心圓格局的城市，分別成為南北中國流血最多的場地，前有天安門坦克與子彈屠城，後有催淚煙與鐵棍殺人。

後來，王貴元的家屬按照慣例支付了子彈錢，至於其他的結局，沒有人知道。雄偉的廣場依然保持著號令天下的姿態；至今，「小天安門」是中國境內唯二有毛澤東全身塑像的地方之一，另一個，則在遼寧丹東，面對著北朝鮮的友人們，「鮮血凝結成的情誼長存！」

1989年的成都，與2019年的香港時空錯位了。在社會變革複雜的情緒消退之後，或許，當下的現實是，無論有多少種遍地開花的方式，無論市民如何用自己的創意去延續燭光，我們還是的確失去了維多利亞公園。這一次失去的意義在於，今後的香港需要考慮的不再是如何與北京縫合，而是如何從黑暗的蔓延中，給承載光明的公共活動空間創造新的，屬於自己的意義——我們無法只是用燭光與歌聲來重複空有軀殼的圖騰崇拜，因為今時今日的香港本身應被當作一個命題來處理。或者說，2021 年的香港，當我們失去維多利亞公園的時候，我們不再如往常一樣紀念六四，而是同時紀念著紀念六四——新聞上說， 6 月 4 日當天，會有一共7000左右的警力分別駐守維多利亞公園與各區適合集會的場所。然而，遍地開花越是精彩紛呈，越是凸顯出最根本痛楚的無法觸及。如今看來，我們可以梳理出那時的脈絡，梳理出為什麼80年代是高歌理想與自由的時代，以及為什麼這樣一個充滿著浪漫主義色彩的時代會在90年代驟然消失，為什麼墮落至人們紛紛談論股票和市場經濟，後來又談論著房地產，卻鮮再提及「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境況。那時那地噴薄火勢在前人的身體裡逐漸逐漸地消退，到最後只有燒成一片灰燼的荒原。在黑鐵時代裡，一切都是速朽的。但是，持續的速朽又何嘗不是一種永恆？只是，後人再來踏足這片荒原時，或許無法想象這裡曾有無數祭奠啟蒙的蠟燭。現在這裡的我們，是10年代與20年代肉身鑄成的界碑，至於後來的人，或許會記得，這裡不是另一個天安門。

恍惚之間，我帶上那個不屬於當下的口罩，像一個找到兒時玩具的老頑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