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要講社會責任？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20 年《迎新特刊》
文：馬碧玉

在激烈的考試中厮拼後進入大學，我們送走了一疊又一疊的試卷，換來大把大把的自由。可是，入到大學又代表甚麼呢？一直以來，我們與社會的關係都像是似遠又近：似乎我們在社會上的功用就是「讀好書，為將來出來社會做準備，成為社會需要的人」，又似乎大學生這個身份所代表的是不只是分數上的意義，而是反照內心，尋找自身在社會上的角色。面對突然多出來的時間，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那樣的讓人猝不及防。究竟大學生在社會上有怎樣的責任？

點解要講社會責任？
社會同我哋嘅關係又係咩？

大學作為培養社會未來勞動力的地方，除了訓練我們學術和處事上的能力， 亦是一個形塑我們對社會認知的地方。如無意外，我們都會投身社會， 成為社會大學的一顆新鮮小薯。在進入社會這場沒有 Take 2 的遊戲前，我們需要了解它的運作方式，進而找到自己與社會的關係。

同時作為一位大學生，我們時刻感受到社會與我們的關係。大學的經費大多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資助的標準自然由教資會決定。同時，教資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委員中又有不少來自政商界。在如此的思維下，其實我們的所用所學，或多或少都被政商界人物把持的教資會操縱，主導著我們「能學甚麼」。

除教資會外，校董會的組成也值得同學關注。校董會作為大學的最高管治機構，更決定了學校的發展方向。現時的校董會成員多由政商界人士擔任，除本校職員外，皆由建制中的企業和有政治背景人士把持。年 6 月由立法會選出的議員校董，便是清一色的建制派議員，如張宇人，麥美娟和劉國勳。

此外，社會事件其實也深刻地影響大學的自治。例如在 2019 年尾社會運動進展激烈時，一項有關興建科研大樓的的撥款卻因「有議員表示關注」而被煞停， 令人不禁聯想到與近日的社會運動有關。 在這些事實面前，我們應該多留意社會的動態。對大學生來說，了解我們身處社會的肌理，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社會參與。

大學生的優勢

可能你會問，成為大學生，就一定要關心社會？的確，關心社會理應是每個公民的責任，但為甚麼我們要強調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呢？

老實說，大學生比起一般的上班族或是尚未入讀大學的中學生，在關注社會上的確更有優勢。首先，相比上班時間規律而固定的上班族，大學生的確擁有更充裕且自由的時間留意社會動態，並及時作出反應。在學運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大學生往往在學運中擔當領導角色，他們在課餘時間參加社會服務、成立學會和關注組討論社會發展。

此外， 社會投放在大學的資源亦不得不令我們反思大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社會（政府與納稅人）對大學投放巨額資源，令大學生能接受有別於一般學生的師資和設備，以裝備成給予社會相應的投入的人。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我們所用的資源背後在某程度上其實也涵蓋了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和投入。同學在享用大學資源的同時，亦不妨思考社會（政府）在設立大學時背後的意義。

面對現時的社會 大學生又可以點？

過去兩年發生的事，相信對各位新鮮人來說都是難忘的。社會運動、DSE 歷史卷事件、疫情停課⋯⋯原來那個以考大學為唯一目標的場所，也會被社會所影響，產生了如此大的變化。成為大學生以後，我們除了是脫了繮的野馬，更是隻到處亂撞的盲頭蒼蠅。面對如此多變且崩壞的社會，我們赫然發現，原來我們無法從中抽空，從校園裡隔絕外界的影響。在無大台的大前提下，大學生與以往的學界不同，我們不再像從前那樣依賴學生組織， 參與者也不再像固有印象般僅限於學生會內數十人，在這裡，更多的是每個個體與社會的關係造成了他們對社會的參與，而這些關係則是源自每個人對社會責任的不同理解。

我們以前常說大學是遠離社會干擾的象牙塔，但當我們細細探究大學背後與社會的關係後，才發現其實大學生從未真正走出社會所設定的遊戲規則。誠然，社會自然有它的叢林法則，但作為大學生，我們又能否從中與社會互動、運用社會賦予大學生的種種優勢作出反應，正是我們這群社會新鮮人需要考慮的。

後記

筆者在執筆時反覆的問自己：到底這篇文章要達到甚麼目的。顯然地，它想為社會責任提供些理據，好讓同學們去多關心社會。然而，筆者想若在迎新特刊仍需要這樣「拉客」才能讓各位對社會多一分關愛，究竟寫的對象應是誰呢？老實說，筆者也不清楚，但在尋找大學生意義的過程中，我們或多或少都會對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產生疑惑。大學生於我們而言，除了是一個識別自己在社會上的身份外，還應該有哪些義務呢？又或者在同一社會中，怎麼學生和學生之間投身社會的程度差距如此大？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沒辦法考出個狀元來，唯有我們不停實踐，才能找到適合我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