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服務中心？ 中國研究的時代意義

訪：K，白板
文：白板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項目負責人。 於1988至2007年任該中心助理主任。 著有《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以及多篇人物記述及書評，編著《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史家高華》（合編）。

楊凱里，中文大學中國研究課程主任，在1982 到1983 年就讀讀於中國成都第七中學，並先後在中國生活近十年。於1988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東亞研究的學士學位，於1993年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獲得亞洲歷史研究的碩士學位，於2001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中國歷史學的博士學位。

去年十二，中大校方宣布將「重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下稱中心），並確認中心於重組後不復存在，但館藏將交由大學圖書館管理和進行數碼化 [1]。記者一直知道中大是研究中國的基地，亦曾聽聞在百萬大道附近有一個中國研究的聖地，但是對於中心的了解也就僅止於此了。在特別時空下的重組引起社會大眾的擔憂：這是香港學術自由步向衰亡的象徵嗎？相較媒體的報道和學術界的討論，中大校園顯得格外安靜。就著這些情況，我們訪問了中心的靈魂人物熊景明老師和中國研究課程主任兼前中心副主任Jan Kiely，來談談在這個時代的大學服務中心，記者心中的問題大致有兩個，一是為什麼還要研究當代中國？研究意義何在？二是在香港如今的社會下，中心這類機構會如何處理政治和學術之間的張力？

中心和中國研究的意義

熊景明見記者問到了中心的意義和使命，就拿起一本介紹中心的小冊子，說起學術界泰斗傅高義寫下的一段話：「1963年我們誰都不清楚中心今後40年將何去何從，如果我們有眼見，著實恐怕會這麼想，我們希望在中心做研究的這批學者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有深刻的認識，中國研究學術領域得以發揚光大，我們希望中國能對外開放，而我們的研究能夠有助於中國進入國際。我們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中國大陸的學者攜手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我們希望心懷喜悅走過這段路，40年後時過境遷，今後無數的努力，有人說中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讓我們祝賀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祝賀所有過去現在未來有幸參與這一使命的人」

熊老師頓了頓，補充道：「直接地說，中心在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在當時不開放，那麼你要研究這個不開放的地方，你就要走到離它最近的一個地方，那就是香港。香港有兩種非常好的資源，一是香港有很多大陸的報紙、報刊、二是香港當時有一個叫做友聯研究所的機構，他們一直在收集當地的這些報紙報刊的，然後做成剪報，把它分類整理好，有些整理好的資料就在那裡（友聯研究所）。」

對於熊老師，研究中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以史為鑒，反思過去。說到這裡熊老師把自己在《中外學者談文革》一書中的導言告訴記者：「就說在香港的中國文革研究，我們編了那個文革數據庫，數據庫現在大概有1億多字了，已經是一個、擁有各種各樣的資料，非常齊全的數據庫了。到2016年、文革60週年的時候，我們還開了一個研討會。在所謂的研討會之前，我們已經想把這些人都請過來編一本書，而編這本書的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讓年輕人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而不是像習近平的講話，整天都在說的那個以史為鑒。」正如熊老師在書中導言所說的：「國家與民族往往傾向埋葬不光彩的歷史。缺乏對真相的揭示，對歷史教訓的總結，慘劇可能重複。」這位中心的「靈魂人物」，一直都是用著「揭示真相，記錄真相」的態度來營運中心的。

這當然是因為熊老師本身經歷過文革，正如她在訪問中所說的：「後來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我自己到了很晚才認識的一個問題：像我父親他們那一代就有非常強的民族國家愛國的情懷，儘管他們被批鬥過，可是這種情懷卻從來沒有動搖過，到我就開始就動搖了，一直到我老了我才感受到這種情況。那時，我一直覺得女兒要到美國讀書，那萬一她在那邊結婚就不回來了呢？所以我讓她不要有這個身份的包袱，她認同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認同普世價值就就可以了。可是她後來卻告訴我說她太羨慕美國人了：『他們可以拿了他們的國家的旗子搖，為什麼我又不是大陸人，我不是香港人，我又不是美國人，我到底是哪裡人？』有根，這件事還是挺重要的。」

和熊景明老師不一樣的是，楊凱里教授研究中國出於更多的是學者的好奇和趣，而非家國情懷。：「我家裡有點歐洲背景，父親是海軍，而且認識費正清，所以當年和中國關係比較好。我還記得當年他寄來那張照片來給我看說：『這裡是香港，你從這邊看過去，另外一邊就是中國。』那時我們還不能到大陸去，直到美中關係重新緩和，我們才能到中國去。當時中國還是很窮，我們是成都唯一的美國家庭，這也就導致了我後來對中國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走向了中國研究的這條路。中國有太多東西是我們仍要學習的了，尤其是歷史本身就是一個把過去變得看起來合理
的過程（History is making sense of the past）。」

說到這裡楊凱里教授不禁批評現時的大學制度：「我所追求的知識不是在現在社會看起來很實用的知識，但這些『不實用』的知識對於社會的改進是很重要的。現在大學的問題，在於它急於求成的心態。對事物沒有深入理解的情況下就蓋棺定論，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幾乎任何領域都需要人去認真研究。香港有一個很國際化的學術界，香港人應為此而感到自豪。這個龐大的學術界有不同的研究重點。但（中文大學）擅長中國研究，有很多進入中國的機會全球研究中國的範圍也包括台灣和香港，而這些研究在中國越富裕的時候世界便越多，現今關於全球化的討論事實上都離不開中國，我們正處於最能觀察到中國的地方，我們當然要抓緊這些機會。雖然伴隨著中國開放，香港研究中國的地位不復從前，但是我們在這方面仍是世界第一，你很難想象長久在這方面世界第一的地方會突然變得很差。」

熊景明老師和楊凱里教授有著他們各自的動機，一位是為了銘記歷史，另外一位是為了知識上的追求。記者寫到這裡不禁疑惑：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對中國研究有興趣呢？我想大抵是因為中國這一龐大的存在，而他的存在無時無刻地不在提醒身處香港的我們：你的身邊有著我。而我們要了解這個存在為什麼會散發出這般的壓迫感，自然也要更進一步了解它是什麼，它為何如此帶攻擊性，又為何這麼多人對它抱有幻想。

政治與學術

以往，我們總會把政治和學術分開來說：「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但是在如今緊張的政治局勢下，政治和學術的界限也隨之模糊。到底在這個時勢之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關係？

面對這個問題，熊景明老師談起了中心：「中心關門就引起非常多的揣測了，端傳媒記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想去找出中心到底為什麼會被關門，背後有沒有政治原因，但他們也找不出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楊凱里教授也這樣說道：「政治和學術其實從來就不能分開，即使在所謂的自由國家(free world)，也是這樣。這不是一個只在中國出現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都是這樣，你本身寫一篇文章或者研究，也有一個潛在的政治後果（potentially political）。但是無論政治和學術有著甚麼關係也好，學術界都需要學術自由的，沒有學術自由，我們無法研究社會的出路，也沒有好學校了。每個地方的政治環境不一樣，所以每個地方的學者也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面對政治壓力(political tension)。 至於中心，雖然我不知道具體發生了甚麼，也不評論他們（大學高層）是否應該更系統地處理這些事情。但是公開討論在現階段是無益的，社會間有說法認為這裡有秘密知識(Secret knowledge)，這種說法讓人覺得可笑。整個大學服務中心的館藏都不會消失，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它仍在建設中，並鼓勵所有人繼續研究，而這種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國研究上，中心只是浩瀚繁星中的其中一顆比較亮的星而已，不是唯一的一顆星，外界的一些揣測都是對這個學術界不了解所導致的。」

熊景明老師又想起了當年對於中心受美國中情局資助的指控：「當年一直有人說中心和美國有關係，事實上有一篇文章列舉了中心從1963年到1986年的財務報告。證明中心和中央情報局半點關係都沒有。中心長期要為經費奔波，來到中大後才沒有這個問題。當然現在中心要關閉了，你可以去猜測，你可以猜測是不是因為甚麼壓力，是不是因為國安法，但是所有推論都需要有理有據。那時大學要重組中心時，我也說這樣做你會引起很多揣測，把中心關掉的時機是不對，人家都會以為是不是因為國安法，但是大學認為是一個行政的決定，他們認為從研究的效率來講是比較好，而且決定無論在甚什麼時候做都是敏感的，你再過幾年才做也是敏感的。」

談到中心的未來，熊老師不禁苦笑起來：「說實話，對於我這種退休多年的人來說，這些根本已經不是我的考慮了。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考慮是什麼的話，我現在不是還能做民間歷史嗎？我覺得現在要繼續鼓勵人們要把自己長輩的故
事寫下來，那他們就永遠存活在世間，比你留下他的骨灰的意義還要大。至於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關係，我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有些事情是由不得我們控制的，學者是無能為力的，你看大陸，大陸很多東西現在就是不能發表。」

結語：大學服務中心與中大

談到大學服務中心對於本科生的意義，熊景明老師希望培養本科生的好奇心：「我們不奢求每一位學生都要有好奇心，但你有丁點好奇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好了。香港不少人的爸媽都是從大陸過來的，那他們到底經歷了一些甚麼樣的事情呢？爸爸媽媽可能沒有寫回憶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一些和他們同齡同時代所經歷的事情來想象一下他們的童年故事，畢竟這些故事塑造了他們。」而楊凱里教授則感到難以預測：「你從來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一所偉大的大學必須有學術自由，我們在這裡可以工作 ，在這裡教學，組織會議而不是政治革命活動，這些東西不應該被限制，而是應有理性而嚴肅的討論，，而中大的同學必須注意到這點，並對一切事物都保持好奇心。」

大學服務中心實對一般本科生來說，，似乎是只有歷史狂，又或是研究生才會去的地方。但是事實上，大學服務中心從不是一個閉塞的地方，這個地方讓我們了解既遙遠，又相當近的中國。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千絲萬縷，無論世界如何變化，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仍然是不同時代的香港人需要考慮的命題。若然是這樣，明白多一點中國社會事實上也是在裝備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應當了解中國，唯有如此才能恰當處理和中國的關係，對時局作出準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