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基史地誌略
文：頽設作業 (獲作者授權轉載)
為甚麼崇基學院當初落戶在馬料水的山腳位置？進者，為甚麼中文大學選址在馬料水？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皆要從崇基的建校故事説起。
時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崇基學院伊始，是借用聖保羅書院和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充作臨時校舍，位處港島市區。而在另一邊廂，今天被泛指為馬料水的地域則是偏僻且尚未發展的鄉郊地方，合共有五個村落，分別是馬料水村、地龍口村、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以及樟樹灘村。
為何崇基要從市區搬遷到遙遠的郊外呢？當時學院籌辦者其中的主要考慮是學院的長遠發展，其永久校址應有利諸如樓房宿舍的興建、交通進出等方面——「學院應在新界鐵路及公路之旁開辦，使學生能在宿舍內居住，也使那些喜歡走讀的人便於上課」。另外，港英政府的專責委員會同樣有近似的考量，且認為遠離市區不但裨益教學成效，又能節省建校成本。是故，政府對崇基遷校至郊區是支持的。
然而，事情並非是一帆風順的。當中一道阻力來自地勢的限制。崇基的第一個建議選址並非現在的馬料水山谷位置，而是九肚的山谷。彼時學院建築師所計劃的九肚校園構思圖，可見於顧大慶教授的《崇基早期校園建築——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因為地勢不合適，未能設置火車站，所以九肚建校計劃便被放棄。
另一道阻力則是當地居民的反對，畢竟郊外地區不是無人居住的地方。崇基院方曾向樟樹灘村和赤泥坪村村民洽談置地。當中，院方認為樟樹灘村景色優美、復臨吐露港、且毗鄰鐵路。而且樟樹灘村的面積是馬料水村的兩倍有餘。可惜的是，因樟樹灘村村民對崇基的不理解，可能以為崇基只是一所村校或平凡私塾，反而向院方要求崇基遷校後必以村民為崇基校長、且村內子弟必獲入學優待。此等條件院方自然是無法接受，故此樟樹灘建校作罷。
有了前車之鑑，崇基在處理校址土地問題上更為小心翼翼。崇基遂向港府申請鄰近馬料水村七幅屬於政府的林業地，並於一九五六年春獲批永久撥地。這七幅土地是學院精挑細選，刻意地把它們分散得呈馬蹄形狀包圍馬料水村，以備學院未來擴展之用。在撥地後的短短半年間，學院的兩座教學樓、圖書館、禮堂兼膳堂、及臨時學生宿舍落成，崇基亦於同年十一月正式搬遷至馬料水谷。
翌年，院方更進一步向政府申請租貸在這七幅土地間的三十英畝地皮，用以防止當時城市的有錢人到來建住宅。意想不到的是，因當時的校長凌道揚是農林學專家，港督和農林處反而建議租貸三百英畝土地予崇基，劃作農林墾植區，讓學院和同學開墾荒山野嶺。這三百英畝的土地大約相當於現在中文大學的地契範圍。其後一年，凌校長僱用兩人於當今君子塔至樂群館的位置，以白石砌成「崇基」的大字，是故今日中大的山頭一度被稱呼為崇基山。
向北擴展的同時，崇基亦開始購買馬料水村的土地。因為村民的重土情結，村民起初是不願意搬遷的，反對崇基的收購行動。後來，崇基院方邀請了一名風水先生來進行遊說，說馬料水的風水不佳，以為村落位處九肚山山陰——九肚山的山崗遮擋了太陽，使得村落陰盛陽衰，其人事女盛男殺。適逢馬料水村五十年來未出男丁，村民便對風水先生的說法信之無誤，便決定離開。在政府和教會的支援下，院方協助村民遷至粉嶺軍地一帶，是為馬料水新村。所謂風水命理之說，信則有，不信則無。不過，隨日後荷花池的挖掘，崇基校園便形成了一環山抱水之局，是事有湊巧還是風水佈局？此刻筆者無從得知。
隨崇基校園的興建和不斷擴展的同時，學術水平及地位也逐步提升，在升格為大學的道路上愈走愈快。一九五七年，崇基暨同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政府爭取認可三院所頒發的畢業證書丶獲得財政資助和撥款丶提升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地位丶成立以中文教學的大學。在三院多番努力之下，亦得到有關權威認可後，港府遂於一九六三年准許三院以聯邦形式成為香港中文大學。
但是，中文大學最初的選址亦非自然而然在馬料水的山上。於一九六二年發表的富爾敦報告書曾建議中大有兩個校園：崇基則繼續佔有馬料水山谷；而新亞和聯合則分別從九龍和港島遷進沙田紅梅谷政府預留的土地，亦即現今的新田圍一帶。把新亞聯合兩院移至郊區同樣是出於兩院長遠發展的考慮，然而馬料水山上建校在起初卻不是一個適合的選擇，因為山上發展的成本過於高昂。對於把崇基反過來搬至紅梅谷校園的建議，富爾敦則評論崇基選址過於良好丶發展相當成熟，放棄崇基校園會是相當可惜的。故此，富爾敦構思下的中大，將有兩個相互獨立的校園。
打破雙校園的局面並奠下現今中大基礎的是當時的中大籌備委員會主席關祖堯議員。碰巧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以解決六十年代初的旱災問題，關祖堯恰好是船灣淡水湖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便聯想到船灣主壩在馬料水取土、以開鑿山上校園土地的一箭雙鵰之法，並從中穿針引線。是故，馬料水便有足夠土地容納三所書院和大學本部，惟崇基得放棄於一九五七年獲得的農林墾殖區土地。為了中文大學的興建和發展， 「把慘淡經營由捐款購買的土地等交出」亦是無可避免。一九六四至七三年間，崇基山上的崇基白石大字被炸毁，移山填海之後香港中文大學便告落成。當時，崇基校園之範圍僅餘下「南邊之較低地區，佔地五十七英畝」。
後來，隨著大學中央的發展，書院的地位逐漸下降。大學中央興建科學館以代替三所書院科學大樓之決定，引起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這些效應導致了大學中央的集權步伐加速，終於在一九七七年醞釀成大學改制。三所書院的諸如教學丶行政丶財政等的權責收歸大學中央。崇基學院的法團地位遭到注銷，所有土地和建築物盡歸大學沒收。
乃至改制後四十年的今日，大學的發展步伐無情地踏進舊有之崇基校園。崇基與本部間以大學道為區隔的界線早已消失，在官方地圖上取而代之的是把宿舍建築以別的顏色標記，以示書院管轄。這恰恰反映，書院由完整的教育機構，降格至僅負責通識教育的部門，再淪為管理宿舍的官僚之過程。此外，大學更先後拆卸舊崇基教學樓和松竹柏三苑以分別興建信和樓等教學樓群及康本國際學術園。現在，大學成立前的崇基建築物僅餘下蘭苑丶教職員宿舍A-D座和G座丶禮拜堂丶華蓮堂和應林堂。
不過，書院價值又剩下多少呢？書院精神又剩下多少呢？
參考資料
- 《譚尚渭校長就職演講辭》，載於《崇基校刊》第61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
- 何明華會督，《崇基學院的創立》，載於《崇基校刊》第61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
- D.Y. Lin, “How the College Began”, Chung Chi Bulletin, 61,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林蓮仙，《馬料水的墾殖者 凌道揚校長訪問記》，載於《崇基校刊》第61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
- K. Y. H. Lai, “A land use and constructional survey of Ma Liu Shui district 10 in Shatin, New Territories : subdivision no. 10”, 196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學概況》，1973-7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 Commission to Advise on the Creation of a Federal-type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Report of the Fulton Commission, 196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 顧大慶，《崇基早期校園建築——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
附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