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檢，不是你死我亡｜課檢：是校園文化之病徵

原創文章

文：呂大樂

課檢（Course evaluation）：一個沒有甚麼討論空間的話題。如果不是負責約稿的同學提出這樣的一個題目，我倒沒有想過自己寫課檢。

（編者按：呂大樂先生其實在其他文章中亦有提到自己作為「被評分者」的親身經歷。以下文所見，呂氏對自己的嚴苛，態度是相當灑脫的，恰可對應本文最末一節「許多大學教授都怕了課檢」的論述。與本文並讀，當具參照之美。）

「要上你的課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憾事。」這是年前我教「香港社會」學期結束前，一位學生在教學評估表格上填上的評語。

對於那份評估，我印象深刻，因為那位學生對我講課表現的各個方面，全部打上零分。換言之，他對我的教學表現的評價，不是不及格，而是差得不能再差。

坦白說，收到那樣的一份教學評估表格，我是感到相當自豪的——至少我能夠吸引一個對我恨之入骨的學生，偶然仍會上堂聽課，並且在最後一節回來給我打上零分，他也算是有點付出。

教學評估這個遊戲，原意是教與學之間的互相溝通，做老師的多聽意見，不斷改良教學方法和課程內容，追求進步。但時至今日，這個遊戲已變得極其形式化（它的現實意義則比老師與學生的接觸、交流來得重要），是官僚架構底下評分的主要（在這個迷信量化和有數據為基礎的年代，其實應該說是唯一的）工具，是顧客對服務的評核。（當然，顧客永遠是對的。）由於事情已經發展至此，對尚未「實任」的年青教授來說，學生打分高低，絕對不是一件小事，只有像我這類「老油條」（已經「實任」，又未到五十五歲）才可以拿著零分的教學評估表格在同事面前炫耀一番，哈哈大笑。

呂大樂：〈我是一個教育服務員〉，《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呂大樂著，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2年8月。頁111-112。

我說課檢是一個沒有甚麼討論空間的話題，那是因為實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去反對進行課檢。坦白說，我們做教學的，當然希望可以多瞭解學生的反應、感受和意見。這跟我是否一位好老師無關。在我看來，這只是很基本的專業要求。能夠掌握學生的理解、吸收程度、意見、評語，我們可以有所改善、改進。的確，作為一種溝通的渠道、意見搜集的方法，課檢絕對有其存在價值。不幸的是，課檢可以變得形式化，甚至淪為一種整治（大學整治教授、學生整治教授）的工具。更不幸的是，上述情況並不僅是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於現實生活。

必須清楚說明一點，課檢的形式化與使用問卷、量化統計分析無關。我個人並不反對在課程的最後一課上以派發學生自填問卷方法來收集意見，更不反對將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這些都是技術問題，並不是造成形式化的真正原因。

將課檢推向形式化的主要力量是大學本身（更具體地說，應是大學的管理層）。雖然大學管理層在全面推行課檢初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課檢的目的和意義在於提高教學質素、增加同學反映意見的渠道、教學相長云云，並表明日後課檢結果一定不會成為評核教師表現之主要工具。但課檢一經制度化之後，先而劃一問卷的主要內容（特別是那兩三條主要供評核作參考的問題），繼而課檢結果很快便成為了「理所當然」的「參考材料」（意思即是評核工具）。

現在，課檢的統計材料必須「可作比較」，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可以成為能夠評核表現的工具，全校教師的好壞就可以套入一個一至六分的評核尺度之內。

當然，課檢問卷上依然有一系列問題徵求同學之意見。可是，在那些評審教授實任、升遷等之類的會議上，我們最常見到的，就是集中討論那兩三題關於同學對課程與教授授課表現之整體滿意程度的統計數字。這也就是說，本來問卷裏還有更可以反映同學對老師在課程設計、表達與授課方式等不同方面意見的問題，可是當課檢變成「另有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時，這些可能是更具參考價值的資料，反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本來應該是一個教授與學生之間檢討、交流的過程，現在卻成為了一個學生給教授打分的機會。

理論上，學生給教授的表現評分，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在一個民主社會裏，任何人的意見都應得到尊重。學生就更不應是例外。

今天，課檢令很多教授提心吊膽，不是因為這個制度的存在令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起了變化，而是課檢的形式化反映了校園文化的轉變。

今時今日，學生是顧客，而教授則只是提供教育的服務員。愈來愈多負責管理和經營大學教育的高層會經常提醒前線教學的教授們，要配合和滿足同學的需要。與此同時，在校園內愈來愈常見的情況，是大學捧出競爭力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與理想。大學的存在意義是要比另一間大學好、更有競爭力。而要有競爭力，其中一個方法是要招收在公開試中最優秀（以考試成績計算）的學生。於是，在眾大學「拔尖」（即收中五會考有傑出考試成績的學生，提早進入大學）的過程中，你爭我奪，甚至兵不厭詐，超額收生。更甚者，是時下大學招生的面試，大多淪為宣傳推廣活動，重點多在說服學生選某校，而少有注重選拔學生。說得更直接一點，今時今日的所謂面試，往往是教授們向中學生推銷大學及某某課程的好機會，希望出席的學生會對大學留下良好印象，日後報讀。

現在，教授評分從嚴，會被指對學生有欠公允，或未能反映一般成績之正態分佈。

教育這門事業其實是比較古怪的。假如我們視學生為顧客，而事事以顧客的（要求、感受）為先，則整個教學過程便會變得空空洞洞。也可以這樣說，假如教學是百份百的以學生個人的喜好和滿足感為依歸的話，那不需要太長時間老師的要求會被理解為逆顧客意思的不必要動作，而成績或評分都會因為要滿足顧客的要求而濫發優良。我的商界朋友多認為市場化只有好，不會壞。可是，我敢說，教育的市場化，只有形式上的自由，只有壞，不會好。

但現時本地大學教育的發展則明顯地朝著這個方向走，而且愈跑愈快，還挺興奮的。

有很多大學教授都怕了課檢。

有的怕學生的非理性報復行動。有的不認為分數高低可反映出甚麼具有教學意義的現實。理由很多。但也不一定全都是理性的理解。無論如何，大家心裏有數，評分的分數比較任何具體的意見反映、評語、建議都來得重要。這並不是說他們不關心學生的評語、建議，而是評分分數不能低──打得低分，事情就不好辦。

曾幾何時，各個學系各自用不同設計的問卷（或其他工具）去收集同學意見——以前自己當本科生的年代，課檢是系會的工作，一切由學生主動推行。老師收到回應後，都認真細讀每一句。有讚有彈，都有點啟發、有參考作用，記在心裏，日後改進。在老師與學生之間還存在互信，而並非彼此只有商業服務關係的日子裏，大家可以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

現在，教授讀的是一張打分的成績表；讀那個分，比任何事情都來得重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課檢只是一場遊戲，並不嚇人。問題是教授是否願意玩這個遊戲而已。

課檢真真正正令人不安的原因，是它的形式化與工具化，反映出大學裏更深層的問題。課檢的惡，只是大學的病所呈現的病徵而已。

今天的大學有很多種病，其一是捨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