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意象記憶與遺忘之間

文︰竹棚中人

佢尊翁綽號包頂頸
屋企住喺茶果嶺
見我口輕輕　當我花靚倞
實在阿拉面懵兼心精
——許冠傑，《追求三部曲》

歌曲是記憶的承載，每年六四晚會播放《自由花》就是希望我們把「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的夢想「薪火相傳」。歌曲也印證著記憶的斷裂，自從廿二年前有市民把《血染的風釆》的錄音帶交到電台節目主持手上，共和國旗幟上的血跡就不再是它的開國光榮，而是屠城罪證。

斷裂亦見諸香港人的集體意識。「香港人」跟重慶人、札幌人、三藩市人、特拉維夫人不同，那不止於一個城市居民的身份，更是與「國家」緊鄰而相拒的防衛性認同。一般咸認「香港人」身份始於民心與中國割蓆之時，以六七暴動為界，中共成為公眾夢魘，察覺到自身管治危機的港英政府乘時打造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在七十年代改善社會福利搞教育擴公屋反貪污，兼之適逢經濟增長時期，青春年少的戰後嬰兒潮體驗著向上流動，深感香港是機會處處的王道樂土。用呂大樂的講法，就是「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碰巧重疊，由此產生的本土意識既非反叛意識亦非文化延續。這種把本土意識與上位慾望扣連的表述被部份年輕社運人士抨擊為馴化了香港人的政治鬥心，他們追認六六年絕食抗議天星加價的蘇守忠為本土意識鼻祖，將社會運動從久遠的省港大罷工以至六七「反英抗暴」的中國譜系一刀兩斷，直接接駁至保衛天星、保衛皇后、保衛菜園村等等近年的本土空間爭奪戰。

無論是遠離中國的個人榮達，抑或是遠離中國的社會改良，前提都是遠離中國。是的，我們可以在中聯辦門口撒奶粉聲援趙連海，我們可以和警察捉迷藏在大街小巷塗鴉支持艾未未，我們可以在維園年年舉行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悼念活動，因為香港不是中國。「我城」的對立面從來不是「我鄉」／「我村」，而是「我國」。 斷裂的歌，分隔的人

在本土意識萌發的七十年代，國語的黃梅調不再合時，歐西流行曲如日方中但威勢漸消，香港粵語流行曲卻正要冒出頭來。這是否意味中國元素從此在香港文化失蹤？也不盡然。許冠傑被封為當時粵語歌歌星的表表者，他的作品對難分難解的中港交纏倒不無著墨。像1976年發表的《追求三部曲》，明明是講述香港窮小子追女仔不成的故事，背景竟設在寮屋林立不乏新移民聚居的茶果嶺，主角亦不避諱外省祖籍以吳語「阿拉」自謂。這裡沒有所謂的「香港純正性」，中國元素也不被當成某種刻板印象以供排拒、恐懼或嘲笑，又或者被上溯至唐宋元明清的古裝片久遠浪漫形象，那是本土故事日常得很的一部份，是我們身份認同的一部份。「本土」毋須抵制「中國」，彼此的交融自然得像空氣隨一下一下的呼吸沁進身體，沒有人我裡外之分。

九十年代又是另一番境況。1993年軟硬天師的《中國製造》，「全國人民　特異功能　天安門事件 銀翹解毒片　秋後算賬　友誼商店」，剩下的惟有不成句子的概念碎片，箇中折射出香港人對「中國」只剩一堆獵奇的異國想像，混沌一如歌詞中穿插的「不知道，我甚麼都不知道」獨白。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無疑把「中國」的威脅拉近了；聯合聲明發表才五年就爆發的六四事件，無疑把「中國」的威脅具體化了——我們會不會失去自由？我們會不會變窮？我們會不會被抓被關被殺？「我們」的意思，就是「香港人」，而這個本土意識正是以「中國」作為它的界定外緣。有了名為「我們」的邊界，此後香港一切的民主運動以至保育運動，其基調都是身份政治。

問題是，威脅不足以帶來陌生。癌細胞也是一種威脅，但沒有人因此覺得身體是「身外物」。「中國」變成外在於「香港」的陌生他者，有其政治經濟根源。1980年政府宣佈撤銷抵壘政策，把中港人口流動截斷，新移民不再藉著鄰里親屬的連繫成為「我們」伸手可及的一部份。內地改革開放帶來的中港互動不僅沒有減緩甚至加深了這份隔閡，旅遊和經商的機會，促使香港人和內地人構成「顧客—服務員」、「僱主—工人」、「上司—下屬」種種關係模式，而這些關係決不平等，利益矛盾鮮明，九十年代初的致麗玩具廠的大火是這個矛盾的寫照，港商強逼內地工人加班把她們反鎖在廠內導致火災之際無法逃生活活燒死。代入固有權力關係的中港互動令內地人不再以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獨立個體而被認識，卻成了一套套刻板印象的倒模產物。近來以本土之名「反蝗蟲」的排外風潮，或者只是對於權力關係受到動搖的恐慌——「你們」不待在深圳河以北任由「我們」剝削，好好服侍「我們」，竟敢越過邊界跟「我們」搶奶粉搶病床搶樓盤搶六千大元？

邊界是地理上的，也是身份認同上的。未能維護邊界不受侵犯的下一步就是揪出「內奸」，自我純淨化的念頭蠢蠢欲動，誰說居港滿七年的就是「香港人」？哪個口音不正／隨地吐痰／衣著老土／排隊打尖／投票給民建聯的哪個就是「新移民」。香港獵巫運動正在醞釀中。

決戰世界的香港人

曾幾何時，八九六四是打破這種刻板印象的希望，畢竟支聯會的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市民」這個身份，被視為肩負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使命。到頭來，香港再也沒有為北上營救民運人士被判監十年的劉山青，只催生了安全得多的泛民議會參與。被內地囚禁的席揚和程翔都是記者，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社運人士。安全的本土政治一方面未能實現八九年之際以香港民主帶動中國民主的豪言壯語，胡佳譚作人艾未未趙連海這些有作為的都不是香港人；安全的本土政治另一方面加劇了閉關自守的傾向，我們會埋怨香港警察「公安化」卻不會對付真正的公安，我們會阻止內地人買奶粉卻不會動手處理內地毒奶問題，一國兩制嘛，只要我們自己好就夠了。

當六四的犧牲化作「中國生人勿近」的招牌和「香港須作避秦桃源」的理據，六四的教訓就被「香港人」私有化了。某個意義上，「香港人」需要一個爛透了的「中國」，「中國」越敗壞越能證立「香港」的存在意義，所以唯一要做的是防備敗壞的「中國」荼毒純潔的「香港」。在這套邏輯底下，改變「中國」不獨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但又有哪個有良知的人能真心渴望他人受苦受難？關於香港能否以世外桃源自居的可能性，其實約在四十年前已有討論。1973年的《中大學生報》七月號收錄了向青的〈論香港革命的可能性〉一文，文末申論如下：
「革命派絕不幻想造成甚麼世外桃源。他們很明白：香港的革命是全中國革命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中國的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萬一香港竟在革命政府之下成為一個獨立國，那也不是甚麼世外桃源，只是整個革命過程中曇花一現的過渡階段而已。問題的根本解決，真正幸福生活的創造，只有到了全中國、全世界的革命都成功時才有可能。」

最激進的禁忌共冶一爐：港獨、中國革命、世界革命。革命，如今看來似是天外奇想，但這種把本土意識置於世界福祉的視角，一舉拆毀了「我城」和「我國」的對立，大有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氣度，使閉關自守的「香港人」身份顯得渺小又短視。弔詭的是，這些討論恰恰是本土歷史的一環，卻又遭本土意識所遺忘。六四廿二年，是本土和世界的拉扯，也是記憶與遺忘的角力。放認關爭（註一），一個荒廢多時的口號。世界的現實，中國的現實，香港的現實，我們回應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