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重光

文：石七刀

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1997年以來，反對回歸中國或回歸後社會狀況的聲音一直不絕。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各黨派提出了自己關於「中港關係」的論述。其中一部分人，懷緬港英殖民統治是香港的黃金年代。那時港英施政為人民著想，特別是麥理浩時期開始推行的福利改革，讓港人分享繁榮成果、擁有高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爲現在香港比那時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用説，政府就必定更殘民自逞。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鑽進那個令他們懷緬的70年代。本文嘗試從事實數據和史實兩方面，帶出當時的民生與政治狀況；以及指出港英政府的利民政策，如福利、大規模公共服務工程或發展香港經濟，其實並沒有利民目的。

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民

首先讓我們翻查197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在當時160多萬的勞動人口之中，大概有62萬人住板間房、5萬多人住臨時搭建的小屋、2萬7千多人住天台、地庫、士多房甚至走廊。[1]這些勞動人口的工作狀況亦不佳：有17萬多的工人每週工作75小時或以上，其中1萬3千多名更工作起碼105小時[2]。接近3萬6千名是10至14歲的「合法童工」[3]。

醫療福利方面，當時在新界，每兩萬人才有一名醫生。在1973年，包括私人醫院在內，全新界只有238張醫院床位。然而，新界在1971年普查的人口，是66萬5千7百人。

那麼，差不多時候的政府開支等數據又如何呢？我們不妨看看1969-1970財政年度的報告：警察開支有1億6千萬港元；英軍有8千8百萬港元；而社會福利，只佔190萬港元。同年度的財政盈餘，卻高達6億1千900萬港元！

讓我們分析一下以上這些數據。為什麼港英政府會在警察上支出龐大？原因便是因為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鎮壓了大量反殖團體。暴動以後，警察需要大規模動員去鎮壓示威者，維持殖民政府的穩定，港府警力增近六成；加上公安條例出台，需要管制人民遊行集會，種種措施令警察開支龐大。在維穩這方面，這些措施的確效果顯著。1971年7月7日，威利警司帶領警察，鎮壓保釣的示威者。當時警察出動千多名警察，以一比一的警民比例鎮壓示威者。威利警司更以灌鉛的警棍攻擊示威者令其頭破血流。另外，亦由於政府上述的各項措施，令到鬥爭無法擴大規模。就是1973、1974年的社區鬥爭、工人鬥爭及社會鬥爭，亦是零星而小規模的。70年代初的示威運動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正正是因為當時候生活環境困苦，福利及保障極少而造成的。

另外，70年代的港英政府，亦非一個民主的政權。當時，所有政黨都是非法的，工會不能設立政治基金參政，也要經政府批准才可以加盟國際上的組織。行政、立法兩局全部議員由港督委任，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悉歸港督統領。連沒有任何實權、只對市政衛生等問題有咨詢權的市政局，在1973年改組前只有10名選民人數極少的民選議員，此後委任、民選議員各佔半數。

繁榮背後的真相

麥理浩上台以後，香港經濟有驚人的增長率。這個年頭似乎是香港市內一片繁榮，民生亦擺脫70年代初的困局。但是，從事實上看，當時是否這麼歌舞昇平？當時候因經濟增長而施行的措施，最大得益者又是誰？

1975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發表了預算近九億元赤字的預算案。故此他建議加稅加費，廣達18項之多。其中包括：煙酒稅、公司利得稅、普通差餉、印花稅、娛樂稅、博彩稅、水費、郵費、商藥登記費、公司註冊費和銀行牌照等。 [4]

1976年香港有高度的經濟增長率，高達18%。港英政府在這高增長率底下，推行各項增加收入的措施，例如加地價、房租、稅收及差餉。這些措施令政府在1977年收入大增至40億，盈餘達7億6千6百多萬。另外，政府在70年代透過解決徒置區問題，空出大量土地，直接導致到政府的土地收益由1976年的4.41億元，增加至1980年的39.3億元[5]。要知道這金額究竟有多高，可以參考當時的入息中位數：1978年只有700多元，1981年只增至1000多元。

綜觀70年代的社會福利開支，只佔政府總開支的4-5%，80年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0.5%。1972年8月在荷蘭海牙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社會工作會議中，國際社會亦批評「香港沒有一個長遠的、完整的社會發展計劃；只有為迎合某種特別緊急需要而制定的臨時社會計劃，這種過於謹慎的社會發展策略，最顯著的兩個例子是免費小學教育及公共援助計劃的延遲實施。形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因素，是香港的自由企業傳統，過分強調經濟發展。」[6]這個批評，其實就是指香港長期以來，由於要維持社會穩定，必須提高社會福利，但是開支卻「過於謹慎」和勢利的評價。往後麥理浩的施政­，亦不出這一評價。

港英政府收入龐大、福利開支極少，巨額財政盈餘究竟用在哪裡，又對誰有利？這涉及當時香港的經濟結構。當時香港經濟的核心，包括銀行、保險、地產，和公共事業，都是英資大企業控制的。例如怡和控制當時最大的地產公司置地，亦操控電車、小輪、電燈、電話等公共事業。另外，發鈔、息率等等關鍵的政府功能，都由英資財團直接控制。比方說，當時發鈔的是匯豐、渣打兩家銀行，匯豐更領導設定利息的銀行公會[7]。政府沒有獨立的金融機構，70年初和中期，港英政府的財政儲備，是直接交回英國政府手中，或是存入上述兩間銀行的[8]。港英政府變相為英資金融資本打本、由此將大量資本交與其它英資財團運用的做法，使英資得以長期操控香港經濟。港英政府同匯豐的這種特殊關係，是非常直接而露骨的化公爲私。就是這樣，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香港勞動人民的血汗錢，轉化為英國大財團的資本。

在港英政府為英資金融資本累積大量資本的同時，操控民生要害的大財團也獲利豐厚。中華巴士公司1976年純利達1千5百50多萬、九巴純利4千4百多萬、香港隧道公司純利7千2百30多萬……但是，普遍勞動群眾的生活又如何呢？他們工資的增加，扣除了通貨膨脹、直接和間接稅、屋租、物價、交通費的增加後，他們的實際工資大多不升反跌，更遑論當時開工率只有七成的紗廠工人、四成的布廠工人和五成的製衣廠工人了[9]。

從以上數據和歷史背景指出，當時候經濟增長的最大得益者，正是資產階級。政府固然有鉅額收入，但是主要而言，其實這筆錢，就是被財團投資的工具，最終得益者仍然是資本家。而一片繁榮的景象背後，普通工人的實質薪金，有些只有輕微增長，有些更下跌了。

福利往何處去？

麥理浩執政時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其福利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這個人稱「麥理浩時代」的光輝歲月裡，香港的民生問題似乎得到完善解決。但這是否真的港英政府的皇恩浩蕩？還是背後另有原因？

港英政府安置寮屋和木屋居民，其實是因當時政府是鑑於寮屋火災會為香港政府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才決定安置寮屋區[10]。並且，安置寮屋區能令土地有其他形式的發展用途，而這些發展是能夠令作為地主的港英政府直接得益的。透過這樣去獲得更多土地空間資源去獲利，亦是港英政府公屋政策的立足點。[11]

1980年初，政府鼓勵私人發展商重新發展社區，那就是市區重建和建構土地發展公司。當時的天台屋，因為這些天台屋大多時都與該區的私人重建計劃有關，所以成了重點目標。有關樓宇重建和買賣換轉，是建基於清晰的產權安排。而天台屋或籠屋則阻礙了業權的轉換。於是私人物業擁有者就透過《建築物條例》去保障其產權的完整性和可轉買性，指責天台屋居民「非法佔用」。如此一來，港英政府介入物業方面的行動，就由能直接牟利的官地，轉到私人物業，協助私人發展商圖利。這些介入導致天台屋居民受盡壓迫，面臨遷拆。最鮮明的事例，就是1994年荃灣金輪大廈天台屋的抗爭。

回到公屋居民的情況。1977年和先前的幾年，公共樓宇的租金不斷上漲。在1977年的施政報告中，麥理浩宣佈不再以房屋政策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份，並要求今後由公共房屋的居民去負擔房委會負欠政府的50億「債務」。舊徒置區改建，成為了暴增屋租的藉口。安置區也因為他們的經濟能力太低，而被政府認為提供公屋予他們是不划算的事情[12]。

麥理浩會有這些措施，其實十分正常。因為公屋政策本身，並不是要成為社會福利，而是為了控制寮屋區、徙置區的潛在危險。當時居住問題，被政府認為是社會混亂的泉源。例如，當時的徙置區居民人口混雜，黑社會爭地盤、打群架、非法聚賭等問題嚴重。1973年後，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實質就是一個以新市鎮計劃為主的人口分散政策，在不同地區大量興建公屋，分散各地的中下和低收入家庭。透過分散人口，減少貧民聚居帶來的混亂[13]。說到底，社會的秩序才是港英政府最關心的事情，而不直接是民生問題。

拆破經濟增長的光環

當然，公共房屋政策，的確直接改善了公屋居民的居住環境和質素。但政府有能力去支付公屋發展，其實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經濟發展的結果，亦並非如坊間所說，是港英政府「治港有方」的功勞。

1970-1980年代，香港轉變成一個地區金融中心，以及恢復和發展其轉口貿易，導致經濟增長。這經濟增長，主因並非政府的遠見，而是與世界的政治及經濟關係有關。其中重要的因素，在於中國開放市場。19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關係，中共同西方全面修好，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國際資本開始覬覦中國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於是，英殖統治的香港，便發揮了作用。各國資本家利用香港作用對中國貿易的橋頭堡，外國資本亦開始在香港集資。例如外資銀行。在香港當時154間銀行中，有120間是外國註冊銀行。267間接受存款的公司中，有215間為外資擁有。香港對中國是淨債權人，在1987年末債權達174億港元。這種種都顯示，對中國而言，香港是重要的離岸外貿金融中心[14]。

在轉口貿易方面，並非由於港英政府的遠見，而與在中國加工的工業有密切關係。在1988年第三季，香港對中國的總出口、本地出口及轉口中，涉及在中國加工的百分比分別為48%、73%和37%[15]。

總言之，中國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修好、推行開放市場政策，是香港在1970年代末經濟地位根本改變的決定性因素。若果只看見港英政府的「遠見」而忽略歷史基礎，實在是有所偏頗。這正如研究英國政治和經濟史的穆爾（Lennox A. Mills）所說：「分析使香港繁榮的不同背後因素，出現一個不吉利的相同因子：這些因素大多是香港力量所不能控制的。」[16]

特區政府作為港英時代的延伸

無論是回歸前或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他們施政的目的，在於協助資本家牟利和進行資本累積。我們必須放棄對港英政府的懷緬，而去真正思考我們目前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香港是一個高度依賴世界市場的城市。在一國兩制底下，香港的資本主義被保留下來，資本家得以繼續壟斷香港的經濟，繼續剝削香港的勞苦大眾。重構當時的歷史，令我們更清楚，回到過去並不是一條出路。因為現時香港出現的民生問題，是港英時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延伸。打破現存的制度是必須的，但也不能夠依靠某一政權恩賜福利給我們。

[1] Table 6.5.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2] Table 3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3] 即已登記的學生工和女工
[4] 海風著，〈揭開新財政預算案的本質〉，《中大學生報》，1975年3月20日
[5] 馮邦彥著，《香港地產業百年》，頁130，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6] 鄧樹雄著，〈香港公共財政史〉，頁19
[7] 馮邦彥著，《香港英資財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8] 「港府外匯、財政儲備和政府現金收支，主要由外匯基金和庫務署分別承擔管理，再由這兩個機構與有關銀行往來。一般估計，港府存於各銀行的款項中，匯豐佔一半以上。」馮邦彥著，《香港金融業百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9] 吳仲賢著，〈評麥理浩的《施政報告》〉，《大志未竟》，頁382-384
[10] Smart, Alan.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 p10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Smart, Alan. Making Roo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1990
[12] 同註八，頁385
[13] 同註五，頁216, 221
[14] 吳仲賢著，〈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大志未竟》，頁39
[15] 廖柏偉、王子漸、宋恩榮、劉佩瓊，《中國改革開放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頁31，香港：南洋商業銀行，1992
[16] 同註十二，頁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