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二部曲：教學語言事件

「國際化」二部曲：教學語言事件
文：matthewwth

那邊廂遏止了李國章的中科合併的行政指令，這邊廂另一場危及中大理念的危機卻突然爆發—中大要放棄它辦學時說的要「以中文教學」的理想了。隨著整個教育決策層都漸信奉「國際化」信仰，「國際化」的狂潮始終沒有慢下腳步，它只是換了形式，作為「中科合併」的下半集，再向中大襲來。

中大校方又再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行政粗暴的姿態把政策壓下來，雖然事件早於04年11月開始醞釀，但學生會竟待05年1月26日才從非正式渠道，獲得一封由副校長楊綱凱向學系系主任發出有關教學語言的電郵，終揭發此事。學生會當晚向各學系系會發出緊急電郵，同時在新聞組上公佈。

校方向學系提出的「建議」

2004年11月，校方突然要求各學系表明能否於下學年收取非本地生，並提供足夠的英語授課課程。在未知資源會否因拒絕而被削的情況下，又加上大學建制內未有充份討論，中大44個學系中，只有7個拒絕（包括中文系、文化研究系、哲學系、宗教研究系、語文教育課程、體育及運動科學系，及中醫學院），其餘8成學系均順從校方要求。

2005年1月4日，校方再要求願意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比例的學系遵守四個條件：一、必修科須以英語授課，如該科設數班，則至少一課為英語授課；二、學系須提供足夠英語課堂，令非本地生可修讀足夠學分畢業；三、至少一節導修課、實驗或練習課堂須以英語授課；四、所有英語授課課程須有英文試卷。

即使不用待校方的正式書面回覆，幾乎都能立從上述條件中看出一些很大的問題：校方指必修科須為英語，雖表面上學系可另增設一班必修科致使雙語教學得以落實，但面對資源少的小學系，這等於意味著她們必須放棄以母語教授必修課。而且，條件指明學系必須提供足夠的英語課堂，令非本地生可修讀足夠學分畢業，那意味著畢業生可以完全不懂半隻中文字，也能順利畢業——這與中大的「弘揚中國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創校理念，形成非常鮮明的矛盾。

「哭中大」事件

如此突然地大幅度更改教學語言，當中有許多問題其實有待釐清，例如從今起本科生能否再單修粵語課而足以累積夠畢業學分？這個變更有否考慮不同學系個別的需要？他們與校方是否有公平的討論空間？這與中大理念有否牴觸？這，通通都是校方有待回應的問題。

1月27日，學生報出版〈必修課將全用英語〉號外。4日後，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在中大文化廣場掛出〈哭中大〉橫額和大字報，並廣泛收集師生校友簽名，合共1000多名校內外人士聯署，當中不乏知名學者。其收集速度和輿論風波的程度可謂空前絕後，中大少見。後來更引發了長達近半年的激烈論戰，筆戰處處，情況墟冚。

〈哭中大〉一文以批評校方快刀斬亂麻的粗暴行政手段開始。文中提到中大的做法，正是在盡力擺脫自己重視中文的理念。文中又指出，所謂「國際化」其實只是在政府大幅削資下，大學開源的一種方式，容許大學在現有學額外，大幅增收非本地自費生，幫補大學財政，令大學變成名符其實的學店，搶錢第一，學術第二。而所謂「非本地生」，其實是有計劃地向內地生招手，而從下學年開始，國內學生學費將會大幅增加到六萬元以上（至今內地生學費已增至十萬），文章開首一段即以「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搶錢遊戲」來作小總結。

文章進一步指出提出母語教學的優點，並對「國際化」的方向指出嚴厲質疑。文章指出，用粵語上課有助同學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亦是最舒服有效的語言，盲目推行英語化將使「中西文化交流」變成純粹的西方文化輸入。文章又指出，英文背後反映的權力意義，說明此舉將使英語在全球化的推動下，以凌厲姿態摧毀其他非英語文化，進一步削弱我們自身的語言文化認同感。最後，文章再重提中大辦學理念，指出中大曾在殖民時間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份，並一直爭取要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事，來作對中大管治層的當頭棒喝，力阻政策的推行。

關於「國際化」的討論
與疑問

2月1日，校方透過〈電子快訊〉電郵致全中大師生，解釋事件。翌日，學生會及「中大理想小組」透過新聞組和電郵發佈文章，反駁校方解釋。同日晚上，學生會舉辦「中大國際化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出席，當晚場上有數百師生，當晚會場座無虛席，甚至是已畢業的校友在場，另外亦包括多名知名學者亦有出席，盛況屬近年罕見。

中大社會學教授陳健民首先發言，指出「西學」無法本土化，社科研究欠缺本土關懷，已成為香港學術界目前的惡性循環，他並提出三個問題：一、校方的說法是雙語並行，但為何海外生不用懂中文？二、「國際化」如何使學習環境得到改善，缺乏論證。三、若中大根本沒中國文化環境，為何海外生要來港讀書？他更諷刺校方以為校園多幾個金髮生便會很「國際」了。

梁文道則連珠砲發地質疑什麼是「國際化」。他指出大學的「國際化」，該是學術領域的無邊際，而不以師生的族裔來表現。亞洲能夠長期保持世界排名榜上有名的是以日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東京大學；所以「世界一流」不必然須以英語授課。

校方一再令人失望的態度

怎料這邊學者師生校友在研討會上大噴口水，情理兼備地說明「國際化」計劃必須暫緩，那邊2月4日校方卻在未知會同學的情況下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下年度海外生招生計劃及人數等事宜。學生會同學到場質詢校方國際化的問題，校方未予正面回應。當晚雖然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召開會議，邀請學生會、系會代表及有興趣同學出席，討論「國際化」事宜；但出席同學提出對「國際化」的反對，似乎卻無阻校方繼續霸王硬上弓，雷厲風行「國際化」政策。

於2月14日和16日，校方先後以電郵公佈教務處撰寫的〈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和由校長劉遵義撰寫的〈中大家書〉，極力宣揚校方觀點。在前者中，校方就各種指控作出回應。關於教學語言，校方指由於「只」須最少有一組的必修科及足夠數目的選修科以英語授課，故其實各學系仍能保持雙語授課的傳統。關於招收非本地生的問題，校方則指各系是否招收非本地生，全由學系自行決定，而學系的決定亦不會影響他們的資源。最後，校方再重申他們經已多番積極進行諮詢和溝通，並再強調國際化能造就文化多元，弘揚中國文化等等。

至於劉校長的〈中大家書〉則不止於「澄清」，而是更進取地力陳「國際化」好處。信中先回顧了中大「卓越」的表現，指「教資會滿意我們的角色和表現……本地首千名成績最好的聯招新生，過半選讀中大……目前獲撥款為八大之冠……」，並以此說明中「與國際交流」的重要性，文中多番強調中大「高質素」，以及中大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學校規模會因而得到極大擴充等等。是一封透過不斷拋出數據弘揚中大威德，借此換取中大師生對中大的自豪感，以便繼而換來對中大「繼續強大」（即他口中的「國際化計劃」）的支持的信件。

當然，學生會隨即撰寫〈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回應中大校方的澄清〉一文，對校方「澄清」作出迎頭痛擊。文中指出雖校方聲稱系方有自由堅持雙語授課，但礙於學系資源所限，許多學系只能開辦一組的必修科及選修科，故學系「有自由」的說法可謂有名無實。而且，由於財政資源全掌握在校方手上，在這種明顯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很多時下層都被迫「自願修正」。文中末段再次指出校方並未進行過任何大型和公開的諮詢，並對「國際化」的方向和目標提出嚴厲質疑。

徹徹底底的黑箱作業

雖然校方與學生會似乎就有無諮詢一問題各執一詞，但2月28日明報卻刊登了一篇名為〈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的文章，署名為「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痛陳校方說法有異，大學內根本沒有任何體制內的討論，校方推行政策的態度是家長式的，欠缺對學系的尊重，文章第一段的小標題便寫明「無論怎樣也稱不上諮詢」，揭穿校方說法的不妥當。

終於，在2月24日在「校長會見同學」中，校方才正式公佈有「雙語政策委員會」一事，且由前校長金耀基教授擔任主席，令人質疑校方黑箱作業和處心積慮。當遇到同學提問關於語言政策的改變時，當時的劉遵義校長只不斷重覆「從來沒有改變語言政策」。而當同學質疑有關諮詢不足時，就不斷重複「已有足夠諮詢」。這種公關式的回答令在場師生校友十分失望，不時發出噓聲。當劉校長離場時，群情洶湧反對偽國際化的口號此起彼落。

直至此時，其實學校內外的討論始終未止，討論仍然此起彼落，從2月到5月間，連綿筆戰勾劃出該議題執行前應考慮的問題的複雜，以及議案其實未能說服一眾師生。在後來中大學生報出版的〈中大國際化特刊〉中，則輯錄了包括校內外學者、教授、教職員以及學生對該提案的意見，從文化層次分析語言重要性，到語言教學對教育的實際成效的質疑，甚至交換生和不同學生個人的生活經驗分享，都應有盡有，反映爭論仍然激烈。但校方始終沒有認真看待這些聲音，「國際化」的步伐絲毫沒有怠慢。

最終校方還是「力排眾議」，於07年9月12日，校長劉遵義於中大網頁發佈雙語政策報告書，教務會並於10月9日審議並通過該報告書。即使其後前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李耀基以個人名義申請法援，並入稟法院企圖以司法覆核推翻校方決定，但最終被判敗訴，所有企圖努力捍衛中大理念的嘗試，最終灰飛煙滅。

這件「國際化事件」雖以校方成功霸王硬上弓收場，但反映的問題是深遠的，而且是校史大海中極重要的一環。這事發生時，校園上下的討論氣氛始終非常熾熱，其連綿筆戰包涵支持與反對者（當然反對者為多數），其討論氣氛幾乎是中大近年少見的，這除了反映師生們事實上始終對這事有很多意見，也反映出教學語言作為中大維持辦學理念的一道重要屏障的重要性。

為何我們要捍衛母語教學？

其實從上述的論述和當時的討論中，也可歸納得出推行此政策，除了行政粗暴以外，還有許多需要停一停處理的問題。

從權力的觀點來看，盲目而不問代價地追捧英語，是一種殖民霸權的再複製，令香港人對自身文化與身份認同變得薄弱，而粵語和相關文化，仍會成為在目前由英語世界主導的文化商業霸權下，變成次等或邊陲的文化。而以「弘揚中國文化」為理念建校的中大來說，這樣的決定可謂自打嘴巴。

其次是，即使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全面推行英語教學也不見得即時促進了「文化交流」。很難相信，海外生千里迢迢來港交換，是為了享受中大的「全英語環境」，正如我們去日本交流，我們不會預想會有個說英語/粵語的校園專為你而設一樣。招來了海外生後，校方有沒有執行過任何相應措施，企圖去促進雙方融和？還是自以為多幾個金髮學生就是「國際化」了？梁文道說得好，他以一句「我不明白為何香港中文大學要扮成一間不小心在香港開辦的美國大學，再去與美國競爭？」來對整件事作出鋒利的批判。

這樣的「國際化」，其背後的代價亦總被忽視。第一是出於語言隔閡，師生未必能最有效地進行互動教學，而且對本土議題的觸覺也會因語言隔閡而有所疏離。（如用英語讀中國歷史，以英語拼音背誦「李鴻章」的名字）其次，以英語作為研究發表的主要語言，將使研究議題日漸向西移，而本土議題漸難問津。再者，此舉亦會造成學生被標籤化，英語水平稍有不佳則被掛名「差學生」。中大社工系校友歐陽達初，就曾撰文批評即使像社工系這些強調本土關懷和社區服務的學科，都竟以追隨英文能力作學生最高指標的評核，令他失望透頂。

誠然，在全球化幅度日廣，我們沒可能再閉門造車，謝絕外來事物，筆者亦非反對學習英語，但我們所反對的，是以英語作教學語言。不論出於什麼原因，英語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已是一個事實，而我們若要開闊眼界，與世界多接軌交流，我們很應該學懂一種國際語言。而且，學習一種外語，也有助我們理解別國文化，同時能以該語言的思維去思考世界；面對一些獨特學科（如哲學），甚至以外語原文學習更好。但我們反對的，並非學習外語或英語，而是反對以英語作為一種教學語言。

雖然全面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必然會使英語能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但是我們不得不考慮執行此政策的代價。除了上述提過的教育成效問題，我們更反對的是，這種改變背後那股強烈的商業思維，使院校屈服於英語文化霸權和背後的商業邏輯。其實要求全校改用英語，不過是一個產品包裝手段，使他們的研究、招生等，都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這種以商業為首，教學理念為副的「國際化」政策，是值得被狠狠批評的。

「香港中文大學」

除了牌坊，還剩什麼？

一次又一次，校方先斬後奏，行政粗暴，視師生懇切呼聲如無物。一次又一次，校方推行涉及師生貼身問題的政策時，校方都只視師生為政策的試驗品，而不是權利相等的持份者。一次又一次，中大校方只從利益效量，一波接一波地推行推倒中大理念的政策，中大始終沒有回頭看看先賢建立大學時所持的教育理念與使命感。

回頭再看當年新亞元老辦學，以「艱險我奮進」的歌詞唱出錢穆等人，貧苦堅持辦學的苦澀，即使經濟陷入嚴重困難，仍緊抱「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的辦學宗旨。當面對七六年中大本部對新亞的全盤操控後，面對新亞精神遭全然踐踏，當年新亞校董錢穆、唐君毅等九人憤而集體辭職，其聲明有言「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

當年中大創校，以屹立於華文世界，抗衡殖民文化霸權為旨；同時視弘揚中國文化為已任。即使大學飽受當時學制歧視，名聲始遜於港大，中大仍對以中文教學為傲，對抗文化霸權始終寸步不移。那種反差，實在諷刺。今天錢老等創校元老若見今天的中大，又不知是怎樣一番滋味。

回歸教改至今，中大「國際化」步伐愈走愈快，至今許多學科都經已以英語教學為主，粵語為副；甚至不少學科連必修科都不再設有粵語授課了。此時又想起中大新設的幾個書院，都高調地以「國際化」為特色自稱，甚至書院官方信件都不再使用中文，我們不禁黯然嘆息問著，所謂「香港中文大學」，到底還剩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