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陳獨秀與毛澤東思想之比較——訪漢學家班國瑞教授

訪：絮

受訪者介紹

班國瑞教授
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英國史學的權威，《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主編。

當建黨百年獻禮片《覺醒年代》輸至香港時，其所引起的迴響要麼流於民族復興話語的消費，要麼體現為對意識形態收編的抗拒，但從一種超越此二元理解的文本細讀中，我們發現《覺醒年代》以陳獨秀為主毛澤東為輔的敘事，反映了建黨人物如被再現與重塑以回應當代政權形象需要。有趣的是，回溯歷史，《覺醒年代》的敘事思維從來處於主流之外——毛時代期間，毛澤東以陳獨秀救國精神之繼承者及其「右傾錯誤」與「反對派」立場之糾正者姿態，維持政權的正當性；改革開放初期，陳獨秀民主思想一度引起知識份子興趣，但到了「告別革命」發展主義時期，毛陳作為革命者的神聖性被逐利的犬儒心態冷待。由此可見，陳獨秀與毛澤東的革命形象猶如幽靈，於不同歷史時期，因不同政治需要而被召喚、挪用、抽空，甚至編造。然而，這種符號式詮釋難以尋獲形象的真相——一種不屈服於懷疑論及意識形態霸權的真相。為了重新發掘毛陳二者於官方論述之外，擁有其歷史淵源和內在邏輯的革命思想，我們訪問到了英國漢學家班國瑞教授，就陳獨秀與毛澤東的思想構成與當代影響作出比較。

問：時人比較陳獨秀和毛澤東的革命思想時，往往將焦點放在兩者的「中」「洋」元素構成上。比如中國托派領袖王凡西於《雙山回憶錄》裡就寫到，陳毛皆「把粗糙的外國上層建築建立在中國堅實的基礎上」；猶太馬克思主義作家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就認為「毛主義更深地滲透著本土的風俗習慣」、「毛的習慣用語較陳獨秀更為古舊，後者的文字更接近前斯大林時代歐洲的（尤其是俄國的）馬克思」。你會如何看待陳毛思想中「外來」與「本土」的元素？

班：陳獨秀與毛澤東皆在少年時期就接受儒家經典的教育，成年後二人都背棄了儒學轉向吸收西方知識，但比起陳，毛受西學的影響較少。毛本質上是一個行動者和實用主義者，他對理論的興趣不大，對他來說理論價值在於其實際用途。陳獨秀也是一個行動者，亦因此屢受牢獄之災，但他骨子裡是一個學者。對比毛，他對西方批判思想有更深的認識和研究。評論家也因陳獨秀對西學的欣賞——尤其他於1910年代末擔任《新青年》主編期間，而將他視為一個西化人士。但由於他不會英文或俄文——他主要是透過日文學習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知識，他也不是一個西學專家。毛在中國革命完成前不願到國外學習，人們往往將他於 1920 年代末拒絕到蘇聯留學一事視作愛國之舉，而從不批評他為全盤擁戴西化或追隨史太林的王明之徒。但這是否代表陳獨秀就是一個崇洋媚外之人？不，他鄙視那些在西方國家，包括俄羅斯面前磕頭的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歐洲的布爾什維克份子如荷蘭人馬林主導黨內決策，而對於中共 1927 年革命失敗的指責很大部份都歸咎於他們錯誤的決定。陳獨秀對他們的領導深感不滿，但就如當時其他中共領袖，包括毛，他欠缺能力和自信於行動上反對他們的決策，如國共合作。作為一位矢志不渝的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歸信馬克思主義後繼續堅持民主原則，他痛恨強加於黨的極端中央集權制，但他一直沒有公開發表批評。他被驅逐出黨後，陳獨秀便成為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反對派陣營於性質上與官方共產黨不同，托派內部有著形形式式的政治立場和激烈的辨論氣氛，而陳獨秀於當中對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張深感同情。儘管如此，陳獨秀並非盲目擁戴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張。例如，托洛茨基認為史太林極權下的蘇聯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在 1930 年代末，陳獨秀則視史太林的蘇聯幾乎無異於希特拉的納粹德國。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國際主義學說，雖然馬克思支持受壓迫的貧國反抗施加壓迫的強國，但階級壓迫對他而言比民族壓迫更為重要。陳和毛都是國際主義者，但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陳獨秀由於其留學日本的經歷和和擔任《新青年》主編期間結交的人脈而更親西方思想，亦因此較毛疏遠中國父權文化，但這並不損他的愛國情操。他堅拒帝國主義的侵蝕與蘇聯的外來干預，如在1929年，當蘇聯欲阻止中國收回中蘇管理下東北的中國東方鐵路，他批評中共當時的口號「武裝保衛蘇聯」為不愛國，在這層面而言他比毛更愛國，雖然毛最後也公開抵抗蘇聯的霸凌。陳和毛皆對蘇聯的霸凌感到憤慨，但陳在被逐出黨後更無後顧之憂更敢言，1930年代，毛澤東私下拒絕了斯大林通過他在中國的跟班王明強加給中國共產黨的建議。然而，他總體上還是順應了這些建議。他以斯大林建立蘇聯黨的同樣的專制方式建立中國共產黨。當史太林提出與列寧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對著幹的「一國社會主義」時，毛澤東也附影附聲，中共於是變得更國族主義，並以蘇聯模式正當化此改變。陳獨秀則與托洛茨基同見，反對「一國社會主義」，並從一而終堅守國際主義立場。1949 後，毛澤東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組成國際聯盟，而西方大多數毛支持者視此為新國際主義，在某程度來說，的確如此，然而，當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其他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發生衝突時，中國共產黨人旋踵就放棄了他們的國際主義。如在1971年，北京向其在錫蘭政府的朋友提供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的同時，錫蘭政府粉碎了一起由錫蘭革命者領導的民眾起義。

陳與毛受傳統思想薰陶，二人皆難以擺脫一些舊有思維。儘管如此，毛年輕時積極提倡婦女解放，他深信中國人民所受的壓迫札根於父權傳統，並堅決要剷除此傳統，而後來的土地改革運動也移除了其根基。就在他死前不久，他發動了文革要「打倒孔家店」，但不自覺間，毛比陳獨秀要更深受儒家父權文化影響。毛及其同伴於 1949 年前農村及 49年後全國各地所創建的社會制度仍保留著許多專制的儒家階級制度特徵。而陳獨秀與農村和古舊思想的疏遠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發展。陳獨秀及托派份子無法將他們的基地延伸至中國廣大的鄉村地區，他們在城市的政治計劃亦遭慘敗。比起他們的革命事業，他們作為作家和翻譯家的影響力更大，而他們在蔣介石牢獄待的時間比待在工廠裡組織工人的要長。他們之所以堅守城市，是因為他們與托洛茨基一致相信，農村革命，就如歷史上所發生的，下場只會是另一種專制統治。因此，他們著手打破這種迴圈，召集現代城市階層，特別是無產階級，支持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然而，他們的運動失敗了。他們缺乏毛派的資源，也缺乏毛派與農民同聲同氣的能力。

當陳獨秀與李大釗在 1921 年建立中國共產黨，他們歡迎各路激進份子，從無政府主義者到社會主義者及激進國族主義者。這種多元主義隨著1920年代俄國人對中共的 「布爾什維克化 」而結束，但民主仍是陳獨秀激進政治哲學中至死不渝的「初戀」。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在毛於 30 年代末擊敗其反對者後變得更單一化。然而，在西方激進份子的圈子中，毛澤東在 60 年代與社會主義民主，甚至無政府主義扯上關係。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看似要解放群眾民主與創意力量打敗其反對者，這也深深影響了巴黎、倫敦與柏林的青年運動，以及美國的反戰運動。但當紅衛兵在 1968 年已接近完成任務，並漸變得不可控制後，毛便出手打壓青年的激情，就如他與鄧小平在 1957 年以同樣理由結束「雙百運動」。為甚麼毛願意冒暴亂的風險以達到他的目的？因為他對大多數中國青年對他的忠誠有信心，他們不滿中國於 49 年後所採取的方針，並視毛為他們的領袖。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國以外的親毛激進份子誤解了毛主義。儘管他容許青年人於 1966 年享有一段表面的自由，但一般而言他仍使用史太林的方法維持其統治，只不過他比史太林更大膽與富領袖魅力。

問：在最近上映的一套獻禮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被塑造成愛國的創黨偉人，而毛澤東則為其繼承者。儘管毛本人承認深受陳獨秀影響，但他也籍攻擊陳的「反革命」與「托派」錯誤以正其政權之名。在後毛澤東時代，陳獨秀思想重新引起中國年輕知識份子興趣。陳獨秀對當今群眾解放運動有何歷史意義？

班：陳獨秀死得太早，未能對中國革命主要階段帶來影響。他與毛有共同重要目標。一方面毛主張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共產主義，陳獨秀則堅持中國應按自身情況進行革命。然而，陳不能接受毛以「國際主義」之名行屈從史太林路線之實。陳與他的戰友托洛茨基同齡，並不像毛澤東敬畏史達林那樣敬畏他。陳和托洛茨基都是世界共產主義主流的棄兒，沒有史達林所擁有的物質支持，也沒有毛澤東那種通過史達林獲得的物質支持陳獨秀最終在 1942 年逝於四川，死於貧困與孤獨之中。他的同志繼續持守其志願，但在陳與托氏離世後，他們便無法保持團結。在 1952 年的十二月，倖存下來的中國托派遭遇大肅托，被圍捕囚禁，並要在接下來的 27 年背負著「反革命」的罪名（在中國革命時期則以革命份子之名於蔣介石牢獄中度過）。他們有為後人留下任何遺產嗎？有的。陳獨秀於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賽先生，德先生，你好？」重現於 80 年代的群眾運動。毛死後，群眾甚至包括紅衛兵，因在文革期間倍感被黨領袖背叛而對毛政權幻滅，而隨著陳獨秀支持者陸續在 1976 年後被釋放，回復正常生活，年輕的歷史學家們尋訪他們，詢問有關過去的一些事情以及它們對現時的影響。「毒藥」侵蝕了 被奉為正朔的黨，但對一些人來說，長期背負 「叛國份子」 與「親日漢奸」 汙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卻似乎沒有受到這種毒害。全盛時期的托派有兩大互相緊扣的主張，一是「不斷革命論」，而不是史達林及毛派所贊成的階段性及被操縱的革命。在中國托派於 1952 年被捕之前，大部份托派仍視蘇聯為工人國家並支持它，儘管蘇聯在史太林統治下日趨墜落，而他們也以同樣方式看待中國——一個誕生於革命的工人國家，一個誕生于革命的工人國家，但由於蘇聯的影響，它從一開始就已經變形了。這種性質的改變也是由於它所採取的農村道路，而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所贊成的現代城市道路。今天，沒有多少個獨立左翼份子會視中國為工人國家，大部份會認為它行的是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斷革命論」早在 1949 年建國後就不再獲關注。然而，二十世紀末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巨大的不平等，並爆發了一連串工人運動，這正是托派希望見到的。儘管托派從未在中國發展成具體的政治勢力，而大多老托派已不在人世，但托派貫徹始終的民主主張與革命經驗仍能為當今反官僚、反資本主義及支持國際主義的左翼，以及工人運動帶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