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這專題勾勒了這十年通識幾個重要的議題，〈選課沒選擇〉反映了當年部份通識學額不足，令同學不能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另外，也反映了同學對書院通識的存在價值懷疑。而事實上，書院通識的質素在〈低b通識試題〉一文中亦可略見一二。

近年，由於大學學系撥款以「人頭」計，即多收一個學生，就有多一筆撥款。各系為了爭取資源，爭相開辦通識課程。其中一個惡果就是為了吸引各多學生報讀，課程鬥容易，鬥輕鬆。〈「翻炒」試題下不為例〉、〈越快樂越墮落〉二文的例子便是對這現象很好的說明。中大通識提供的「自由」展現了一個辯證的發展︰由以往求過於供，同學要在選課前一晚開始通宵排隊，選課沒選擇，到現在課程繁多，但卻多是同類型或欠缺質素的科目，也是另一種選課沒選擇。

另一個重要變動便是學院通識，〈學院通識，shake shake!〉勾勒了學院通識的出現和當中引起的討論，也訪問了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看看三年後學院通識推行的成效。

縱有完美制度，然若同學（或者老師）樂於道術為天下裂，甘心抱持一孔一管窺天下的心態，通識教育的精神還是不能在制度中融凝為一。〈疏於美麗〉的作者樊善標把他的教學經驗道出，讀者或可對通識的理念有更深入的思考和體會。

中大通識精神與通識制度同樣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從學科的質素到同學學習的心態……一直讓中大人引以為榮的通識教育，究竟該何去何從？相信這是今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原刊於《中大學生》99期，1995年10月

大學通識 學額不足

近兩、三年來，當選科過程完全完畢後，很多同學都怨聲載道，叫苦連天。原因有二，其一就是修不夠學分，其二就是修不到其有興趣的通識科目。根據中文大學的規定，大部分本科生都必須在三或四個修業年內修讀十四至十五個學分的通識科目，其中十個學分是大學通識，其餘的四至五分是書院通識。而且大學還規定一學年內不得選修兩個以上的大學通識科目，即是說，若果每個「大通」都是三學分科目的話，同學必須選修四科「大通」才可以畢業。

但現在問題是「大通」的學額往往都供不應求，引致有不少同學在首學年，甚至第二個學年上學期都修不到通識科目。而且這個問題更隨著大學學位的增加而漸趨嚴重。所謂的「供不應求」並非只指「大通」學額不能供所有同學修讀，而是指「大通」的學額和科目種類未能足夠地給予同學選擇其感興趣的科目。

當大學通識的目的在於令同學擴闊其視野，實踐「均衡教育」的理想，鼓勵同學選修一些自己從未讀過而又感興趣的科目時，試問學額這麼少又怎能叫同學成功地修讀自己喜愛的科目？甚至不少同學為了遷就學分的安排，被迫修讀一些「冷門」但自己毫不感興趣的通識科。這無疑是他們的痛苦，亦是大學通識教育的悲劇，有時更促使他們抄功課、走堂或「碌過」便算。既然如此，又怎能使同學達到「均衡教育」、「增廣見聞」的目標呢？[1]

[1]
編按︰但同學是否一定要修讀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才不違大學通識的原意？修讀一些自己本來沒有興趣旳科目，會否也是培養另一種新興趣和關懷的契機？所謂「興趣」會不會狹隘一個人的視野？有關種種思考可參考〈疏於美麗〉一文。

書院通識仍有存在價值嗎？

除大學通識外，我們還要修讀書院通識。從課程的設計，得見書通的目的是讓同一書院的同學有機會一起上課和討論題目，從而建立對所屬書院的歸屬感，同時探討大學生活的意義，以及學習各知識範疇的入門概念。但，究竟我們實際上學到什麼？書通在今時今日是否仍有存在價值？

在書通的課程設計上，崇基、新亞、聯合的書通大同小異，同學均須在一年級修讀一個課程，另崇基及聯合要求不同學系的畢業班同學，以三或四人為一組，自訂題目做一個研究報告，新亞則在修業年內再修讀一個兩學分的課程。

一年級的書通課程，有兩堂是所有同一書院的同學一起聽講座，內容關於大學生活的意義，以及各知識範疇如藝術、歷史、科學、心理健康、翻譯等的入門概覽。崇基及新亞再加上一堂STOT，內容因應不同老師而異，有訂題目做口頭報告的，有教找資料、寫論文等技巧的，也有純粹聊天的。

三院的書通課程均缺乏選擇（除新亞可自選一個兩學分的課程，但可供選擇的課程也不多），一年級的講座更是完全單向式。因此，同學對大部分講題均不感興趣，在漆黑的大禮堂內，舒服的梳化椅上，不少同學都遇上了周公。聽過什麼？離開禮堂便忘得一乾二淨了。而且講座的內容太表面化，這是否真能擴闊同學的知識領域呢？也許上書通對同學的意義，便是提供了一個「大O」組聚的好機會吧！反正考試只須答年年差不多的選擇題及／或「吹水」文章（輔導處還照顧週到，備有各次講座的錄音帶供同學借來聽！）最多加上一份學期末論文，便算功德圓滿！難怪一般同學都只是抱著「碌過」的心態對待書通，只為滿足畢業要求而不可不讀。讀完整個課程後，究竟學到什麼？

讓同學適應大學生活及了解大學生活的意義，是一年級書通課程的主旨，但其實每個同學都須要在不斷的摸索中，逐漸適應大學生活，建立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方式以及它對自己的意義，書通所灌輸的一套對同學的幫助實在有限。

四院中，逸夫的書通課程較獨特及多元化，同學只須在修業年內選修一個三學分的課程，且有十多個課程可供選擇，包括社會福利、環保、科學、商學、兩性等。這樣，同學能在一個自己較有興趣的範圍學到較深入的知識的機會較大。

究竟書通到今天還有存在價值嗎？同學需要它嗎？抑或課程設計者須要更新書通的內容及形式，讓同學有更多選擇，以切合同學的興趣及需要？（逸夫的模式也許值得參考吧。[2]）

[2]
編按︰正如作者指出，書院通識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培養同學對書院的歸屬感，而逸夫書院提供的書院通識縱使比較多元化，但卻難說出在設計上與大學通識有何異。書院通識今後發展路向究竟應是更多元化，還是深化其獨特性，這或許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原刊於《中大學生》109期，1998年2月

上周五，新亞書院在邵逸夫堂為一年級生舉行書通考試。試罷一肚悶氣，不吐不快。

考試方式是全答五十多條選擇題和一條短題目。五十多條選擇題中混合了只有一個答案的傳統選擇題和一些不知會有多少答案的多項選擇題，而全部選擇題均不會言明自己只有一個答案或多個答案……開始時的確有點無所適從，只怪自己缺乏適應新事物的能力吧！

再答下去就真的有點摸不著頭腦。一向以為這類考試以考核學生對講題的理解為主，誰知才不是這麼一回事！甚麼「舉出上一年銷量第三位的報紙名稱」，此類鑽牛角尖的題目俯拾皆是，教人拍案叫絕！可是最經典的還是那條短題目——把十次講題的題目背出來！

差不多每次書通課的開首，新亞職員都會叫大家認真看待這節課，靜聽講座內容；同學嘗試認真理解內容，書院卻叫我們背題目，又不告訴我們把十條講題背得滾瓜爛熟有何意義……

天地良心，我不是想說這類試題侮辱應考者的智慧；但「列出十次講題名稱」這幾隻字，委實傷透些嘗試理解內容以充實自己準備考試之學子的心。

鄙人考試生涯十五載，嘗過苦澀艱深的刁難試題，也答過顯淺簡易的送分題目，就是未見過「背出全部課文文題」一類的奇怪的無以名之的令人感慨的叫人搖首頓足的所謂的試題！眼見我新亞書院為新一代試題風格開創先河，哈哈……哈哈哈……

甚麼樣的撰卷者，出甚麼樣子的試題。

如此考試，哭之笑之。

九七年新亞書通十大題目

題目　　　　　　　　　　　　講者
1.　資訊科技及在大學之使用　徐耀明先生
2.　中西哲學比較　　　　　　劉述先教授
3.　體驗建築　　　　　　　　何培斌教授
4.　中西畫比較　　　　　　　莫家良教授
5.　歷史的研究　　　　　　　張學明教授
6.　中西醫學比較　　　　　　梁秉中教授
7.　香港消費者運動的發展　　董何淑貞教授
8.　戲劇123　　　　　　　　 蔡錫昌先生
9.　中英翻譯在香港　　　　　金聖華教授
10. 香港報紙面面觀　　　　　蘇鑰機教授

—————————————————
據學生報的報導，在一九九七年考試期間，一名新亞書院的學生在大字報欄上張貼了一張對新亞書院通識考試題目的批評一—〈這也算是試？〉。學生報其後向新亞書院通識教育部門跟進有關問題。

有關部門解釋該次的考試題目是由十位教授每人出數題選擇題，然後由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並合併成數十題選擇題，最後再由委員會出一題短問答，即「列出十次講題名稱」。

有關部門指，出該選擇題的教授於課堂上和新所派發的「handout」講義也有提及有關內容，所以如果同學溫習過的話，回答該條問題是不會覺得困難的。至於短答題，因為他們不想出一些令同學不知怎回答的問題，所以選擇出那條問題，他們也不否認有送分的成份。

但學生報記者發現只有選擇題的問題是由教授們出的，他們每人各出大約五、六題，然後交給通識委員會，因此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各教授是會不知道其他教授出了什麼選擇題。至於短問答，則是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擬出的，教授們事前也不會知道題目內容。學生報記者訪問有關部門，他們也承認此試題是未經正式開會通過，至於試題能否全部通過，都是由此委員會主席一一黃榮春教授一人所決定。只要主席同意，試題就能通過。在制度上，黃教授就能出一條送分的題目。

中大通識教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創校初期由書院各自負責籌辦通識教育，後因書院無力獨自負責教學工作，遂有大學「七範圍」通識課程與書院通識；到九一年因為四改三，故「七範圍」改為「三範圍」通識課程，再加上書院通識；這種基本上是由大學通識部協調，學系提供課程，加上書院提供部份通識課程的模式，到近年有一個極重要的變動，那就是學院通識的引入。在這篇文章，筆者希望能勾勒當中的變動，和其間的討論、爭議[1]。

[1]
這篇文章主要是改動《中大學生116》的一篇文章〈我們需要，或者要這樣的「學院通識」嗎？〉，並經原作者同意。在此筆者感謝柯柏堅校友的意見，王耀航先生提供資料及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本刊訪問。

九六年李國章校長就職後，委任梁秉中教授為教務會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而梁教授在一九九八年通識教育檢討報告提出過往通識教育存在「課程太多、質素參差、同學不認真、學系不支持」等問題。報告雖然肯定過往的成績，但認為以往所花的資源與預期成果不符，因而提出改革。

改革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根治課程太多太蕪雜的問題，所以自「學院通識範圍」於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零年分別經通識教育委員會[2]和教務會通過後，所有於二零零零年及之後入學的學生，必須按其所屬學院列出的通識科目名單中，選取一科作為學院通識科目。

[2]
「通識教育委員會」有別於「大學通識教育部」；前者為直屬於教務會的委員會，負責制定中大通識政策；後者則負責推廣通識教育，為開辦通識的學系擔任顧問的角色。

梁氏認為過去通識的問題是課程太蕪雜，不夠系統，故學院通識的主要目的便是設計合適該學院學生的通識課程，吸引該學院的同學。另外，透過學院自己設計通識科目，能給予同學更多的指導。課程多由該學院的老師設計及教授，若有需要，則會向其他學院邀請協助。梁秉中教授認為這做法並不會減弱通識的「通才」教育理念，因為學院必須設計一些非本院的科目，而且通識教育委員會亦會成立一個課程委員會來評定這些課程，委員會的成員會來自四間書院和不同學院，以及通識教育主任等。另外，通識教育辦公室也會加入評核的工作，以確保課程符合通識的理念。

學院通識希望透過限制選修範圍，減少同學過份任意的選擇，但仍會預留相當空間讓同學彈性選擇︰學院通識只佔三學分，為目前選修部份九學分中之三份一，尚餘三份二讓同學自由選擇。

書院通識其實是參照了醫學院的經驗︰由於醫學院的學生長期在外間醫院實習，很難配合中大的通識課程，一直以來，是由該系的老師兼教通識課程，所以梁教授希望將這種形式推廣到其他學院。另外學院通識也有讓同學選修其他的課，以輔助學習本科知識的用意[3]。

[3]
這是據張燦輝教授的理解，《迎新特刊‧中大使用手冊》，2001年夏。

梁教授曾在《大學通識報》澄清，並沒有發展「低級專識」的意圖。學院通識課程受到某些學院的歡迎，而各學院的負責人亦已初步同意此一構想。他更指出，如工程學院本身就有一種院內溝通的需要，正好藉此機會推動各系間之溝通。

贊成與反對[4]

[4]
資料主要來自《中大學生》116期。

（1）學生自由度減少

反對的主要理由是懷疑推行學院通識會扼殺同學的選擇空間，因為學院提供的科目好可能是與同學本科相近的。另外，這選修範圍的劃定也縮減了同學選課的自由度。

何秀煌教授便指出如果這二十多個課是同一性質的，那麼這個所謂選擇的空間便是假的，因為這已在制度上限制了學生選擇的範圍。已故的陳特教授也認為，如由學院開辦課程以作通識學分，可能出現一個弊病，就是學生選讀自己系開辦的課程來當作通識，這樣則違背了通識教育的理念。因為「通識是大學生的通識，而不是由學院來決定。通識教育並非指理學院的通識，也非文學院的通識；過往醫學院的做法只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通識教育應以大學教育的眼光來設計課程。」陳特說。

對此，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有如下解答︰學院通識範圍只是每學院向該院學生提供的菜單，讓同學選擇。學院和各學系商討，在制定學院通識科目名單後，便會提交學務會議上通過。其後給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屬下的課程委員會審閱，最後於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張教授指出，如果課程委員會覺得名單的編排有問題──例如太少學院以外的課程──課程委員會是會和有關方面商討的。但張教授也承認，學院通識所提供的課，是學系的決定，通識教育部無權干涉[5]。

[5]
〈通識教育討論會〉，《迎新特刊‧中大使用手冊》，2001年夏。

梁秉中教授亦認為，學院通識不影響同學的選擇自由。現在只是讓學院介紹同學選讀通識科目，老師的輔導多了，也能讓同學了解哪些通識科目更適合自己。由於選科權仍在同學手中，故不影響自由選擇原則。他又認為同學若要求低，無心向學，仍可自暴自棄。

但零零年的學生報發現當年學院通識中學院所選擇的科目名單，多偏向於學院本身的科目。何教授明確表示，這根本違背了通識教育的精神，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爭取資源分配。雖然制度上學院通識科目的名單需要有關部門審議，但他尖銳地指出：「這是沒有人會輕易反對的。哪有人會輕易去反對別的學院的決定？」他又反駁梁教授推行學院通識後，老師的輔導會多了的說法。他指出若需建議學生修讀哪些課程，應由老師或academic adviser提出，而不是硬性加以制度化。他說：「這樣的制度化是不尊重學生的。尊重學生就應考慮每一學生都是獨特而個別的。」

（2）學院不是教學單位

第二個反對的理由是學院並不是教學單位，由學院負責一部份通識，似乎不會是一個好的方法。何教授便指「如果由學院主理的通識教育能夠成功，那麼改由學系主理的也能成功。其實學院比學系在主理教育方面，顯得更加困難，因為它不是一個教學單位，而是行政單位，學系才是教育單位。」

（3）爭逐資源

另外，學院通識的推行令人懷疑純因學系想借此爭取更多資源。

根據張燦輝教授的說法，自實行一筆過撥款後，現行學系的資源由學系自己負責，而修讀通識教育科目的學生經費是計算在學系收入裡面的。張教授指出：「簡單地說，一個學系越教得多學生，系內資源就越多。」如果多了學院通識，學系便多了一個途徑去爭取資源，這也解釋了何以梁教授的建議受到熱烈支持[6]。

[6]
梁教授在學院通識設計期間，已諮詢所有系主任、所有通識主任及同學代表，他們都同意嘗試，各學院也熱烈支持此計劃。

陳特教授也不否認「學院通識」的設立與現時校方資源分配有關。但他認為「學院通識」的設立並不應簡單地視為通識教育部在教育理想上的妥協，問題的根源是由於大學總體的資源分配受制於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即是說，罪魁禍首其實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試試看

改革倡議人梁教授認為現時的改變只是少許，屬於一點嘗試，並沒有改變過往一貫的中大通識理念。張教授同意推行學院通識背後的理由，但他強調，學院通識仍是嘗試的性質，因此每一年都會檢討：「我和其他同事都不覺得現時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是最理想的安排，因為我們希望大學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的時候，能有多一點空間去發展，不論是一般選修的大學通識科目或是學院通識科目。」

何教授質疑學院通識所推行的，只是讓同學符合學院通識表面的要求，將來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可能大後退，到時可能還不如港大自由選修的通識教育。

向前看，向後看

三年後，情況如何？筆者就此訪問了張燦輝教授。張教授表示學院通識將會在來年（即二零零三年）取消，取消的原因是通識教育委員會接受了學系和同學的意見︰同學認為學院通識減少選課的自由；部份學系，如文學院或社會科學院，不像商學院和理學院般可以有同一的科目作學院通識，要她們設計學院通識科目給本院同學，殊不容易。在兩方面反應都不理想的情形下，遂決定取消學院通識。

問到張教授對學院通識三年來的評價，他表示學院通識基本上是良好意念，本意是解決通識科目欠缺方向感的問題。

結語

制度不能一勞永逸，固然要因時制宜，但如果學院通識的理念有問題，那是不是要實踐過才能知道它有問題呢？再看通識教育委員會今天取消學院通識的理由，難道這不是有關當局可以預見的嗎？當時他們有沒有做好諮詢的工作？有沒有仔細考慮各種反對意見？我們希望有關當局今後推出新政策時會有更充足的討論和預備；另一方面，我們或許也該讚賞有關當局能真切檢討推行成果，最後終能把學院通識shake shake[7]。

[7]
‘Shake’，即擺除。

原載於《中大學生報1月號》，2000年

筆者於本學期修讀了大學通識科目計算機概論（GEE242N，由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的Prof. Or Siu Hang任教），期末考亦已於十二月八日舉行。然而試卷內竟有非常多題目轉錄自試前的一份練習，令筆者不得不公開揭示這種墮落現象。

其實在期中試時墮落的先兆已現。一份附上答案的練習就有一半的題目在期中試一字不改地重覆出現，佔了試卷約三成分數。豈料在期末試竟變本加厲，佔四成分數的一整部份的七條題目亦由另一份同類練習一字不改地和盤抄出。注意本科沒有任何家課，只有前後兩份練習，同學可溫習的材料非常有限。

問題已不是試卷的深淺。同學程度再低，試題要設計得再淺，也可稍有變化，要同學思考過才可作答。可惜現在試題搬字過紙，不論同學是否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只要背誦了答案，在試卷上如數家珍，充當寫字機器，連思想的餘地也沒有，就可全取滿分。這是大學的考試嗎？甚至這叫讀書、做學問嗎？

這裏反映了學為求爭取資源（撥款），不惜犧牲通識科目，將之變得愈淺愈好（稱不上「淺」，應是「白痴」），愈「易碌」愈好，來吸引「顧客」。學生多了，自然可以大聲高呼自己學系的科目受歡迎，有籌碼要求增加資源。資源多了，放回通識科目？休想！撥到研究經費好了。通識科目所放的資源愈少愈好（GEE242N連預備功課和批改功課的氣力也懶得花），通識教育的理念更不用提了。

「有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教育」（註）。若大學裏的教授也不尊重學問，將知識淪為商品，教育出來的學生就不可能尊重學問，我們期待這樣的學生將來開創一個尊重學問、學養的社會嗎？

筆者明白大部份同學有「易碌」的「需求」，才有學系「供應」「易碌」的科目。筆者不想深究這惡性循環從何開始，只想質疑該教授作為施教者，有沒有責任去力挽狂瀾，重拾通識教育的理念。若答案是否的話，就讓師生們齊齊快樂，齊齊墮落吧！

戚文鋒

註︰本地關注教育團體「姨媽姑爹」的其中一主調（本文原張貼於中大學生會范克廉樓大字報，經作者同意轉載）

學生報（二零零零年一月號）其後訪問了通識課程主任張燦輝教授，他向電算機科學系系主任了解此事，經討論後有以下回應及解釋：

1.
電算機科學學系已承認在這事上犯了「技術上的錯誤」，試題不應和練習完全一樣。該系保證以後不會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2.
事件不涉及導師故意「放水」或不公平情況，因為所有同學都沒有預先知道試卷內容，他們都須盡力溫習預備考試。
3.
各開辦通識課程的學系不可能故意發放好成績吸引學生。現時，所有通識教育課程的成績等級都必須「常態分佈」（Normally distributed），並以良（B或B-）作中位數（Median）。所以各課程的考核機制必須有效地定學生高低。若課程或考試太淺，讓所有學生都取得高成績，就表示課程有問題，通識教育部會干涉。若有特殊情況，例如修讀課程的學生少於十人，全部都取得好成績，通識教育部會開會處理。
4.
各通識課程的教授，都可因應其課程內容而決定其評考方法，通識教育部會尊重各學系和教師的專業判斷和學術自由，但通識教育部希望各課程都可因應情況用「多樣化」的評核方式，不要只用「客觀考試」（Objective Tests）。

另據《星島日報》在一月八日的報導，柯先生解釋「考試的題目都是他認為的課程重點，希望同學能掌握當中的概念。」他並說「（自己的）工作是教書，對如何爭取資源一概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