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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張歷君

原創文章

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

張歷君

去年八月下旬,中大迎新營的籌備委員在迎新營活動中號召參與的新生呼喊淫穢口號的事件,彷彿是今年中大四十周年校慶紀念的醜聞式預演,提前迎接校慶的來臨。如果說這是一件「事件」,那麼這肯定是一件利奧塔(J. F.Lyotard)式的「事件」(event),換言之,它的出現標誌著幾種不同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或敘事(narratives)之間已發生了無法解決的衝突。對於這一衝突或「事件」,牽涉其中的任何一套語言遊戲或敘事均無法作出完滿的解釋或佔據主導詮釋的位置,以至於這些相互迥異(differend)的語言遊戲或敘事都在這一事件中暴露了它們各自的局限。實在點說,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把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大眾傳媒文化、通俗色情文化和大學機構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邏輯牽扯進一個漩渦之中,最終使這些文化邏輯各自不同的界限在碰撞和磨擦之中顯露無遺。因此,若要認真探討這一事件的意義,我們至少不能略過上述任何一種文化邏輯,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要真正了解這些文化邏輯或語言遊戲的運轉狀況和理路,中大迎新營事件是最好的切入點。從這角度出發,本文希望籍此深入探討由這些不同的文化邏輯所共同構作而成的我們整體社會的「沉默裝置」。

一、淫穢與友誼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主體生產儀式,大學迎新營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為參與者提供一種團結感,把參與的個體詢喚(interpellate)進「大學生」這一意識形態主體位置中。正如梁文道所指出的,迎新營「往往在大學生的生涯之中起著一個儀式性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在數天之內把一幫中七學生轉換成一群大學生。」他認為:「迎新營在賦予新生們一個新身份的同時,常常還伴隨著一個『會籍』(membership)。……而所有這些會籍的取得,都透過『認同』和『排拒』兩種程序的操作。」(梁文道2002)但問題是,如果模塑一種「大學生」主體位置或身份認同真的是大學迎新營的主要功能的話,為何這次迎新營事件的參與者要以淫穢笑話和口號來營造這種認同感?難道他/她們會以為「大學生」的身分認同跟淫穢笑話有什麼關係?

在對這次事件的後續討論中,論者都必定提及通俗色情文化和淫穢笑話的問題。但一貫的論調都不過是以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對事件的參與者大加討伐,其論點不是媒體中的通俗文化毒害青少年,便是現今的大學生質素低落每況愈下,最終得出來的結論當然亦不過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八個大字,可以說無甚高論。雖然這次多了一些新指控,如不尊重女性、歧視性工作者、兩性平等意識薄弱等,但可惜的是,這些時髦的指控卻始終沒有脫離主流性道德的意識形態框架和局限,[1]既沒有對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作出認真的分析,更遑論對參與於事件中的學生的社會和文化處境作深入的探討。[2]在一篇評論中,葉蔭聰估計,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最激進』者可能只是性學權威出來大罵社會性壓抑、性恐懼。」(葉蔭聰2002)但遺憾的是,直至現時為止,在筆者讀到的報導和報章評論中,竟然連這種聲音也找不到。

[1]事實上,要把淫穢語言從我們的社會中根除根本不可能,除非我們希望把這個社會改造成一個像醫院般「清潔」的集中營。因此,面對這次事件,真正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應以衛道之士的身份譴責事件參與者們缺乏性別平等意識,而應進一步質問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自己,為何沒有生產或創造出一些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黃色笑話?為何我們社會的通俗和淫穢「資源」如此貧乏?[2]對這次事件有較深入分析的評論文章包括梁文道的〈這是反動,不是反叛〉、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杜家祁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和馬國明〈擊碎大學殘留的博雅門面〉等數篇。

事實上,在眾多討論中,只有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一文認真論及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在該文中,葉蔭聰借用斯洛文尼亞籍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的理論,談到淫穢語言和團結的關係。他指出:「齊澤克承認淫穢的內容侮辱了女性,但若只停留在以道德壓人的批判方式,則沒有看到言語的形式如何在社會現實中的運作,它是覆蓋在種族矛盾上的外衣,因此,其意義不在內容,而在具體的語言運用處境之中。」(葉蔭聰2002)亦即是說,若要深入探究這次事件的文化意義,問題的重點不在淫穢語言的內容是否侮辱了女性,而在於淫穢語言形式這一癥兆(symptom)的運作邏輯。

在文章裡,葉蔭聰回憶一九八零年代末他曾參與的迎新營的情況,說道:「直至八十年代末,迎新文化仍集中在書院認同,加上仍殘留的少許大學生使命感,所以會邀請學生會、傳媒界、民主派來討論人權與民主……,中間只會夾雜少許無聊的笑話或口號」。依據這一經歷,他進而以問句的形式推論道:「到了今天,甚麼教育理想、大學生自命的精英的認同感、社會政治議題的討論是否已煙消雲散,所以才剩下分享大眾文化裡的『淫穢』來取得團結?」換言之,藏在大學迎新營的「淫穢」文化中的不是甚麼,正是一種身份認同危機。而在我們當下新的社會轉變中,缺乏自我認同、自我表達語言的,除了我們的大學生以外,還有我們的知識份子、大學教師、大學高層和政治精英們。(葉蔭聰2002)葉蔭聰的分析無疑切中問題的要點,但(可能礙於文章篇幅問題)他卻沒有進一步探討他所說的「認同危機」的實質內容。

葉蔭聰在這篇文章中所借用的齊澤克的論點,來自齊澤克專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中文版所寫的序言。在這篇序言中,齊澤克談及一件發生在南非的軼事:在以前南非發生的一次反種族隔離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奮力驅趕黑人示威者,其中一人手持警棍,緊緊追逐一位黑人女士。怎不知,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隻鞋;但那名警察想也沒想,便遵循了「禮儀」,檢起了鞋子還給了她。此時此刻,兩人交換了目光,都意識到了這種情形的空虛無聊。在經歷了這一禮儀性姿態之後,即是說,在把那隻鞋子交給那位女士並等她穿好以後,警察已經不再可能揮舞警棍繼續追擊她了。於是,警察彬彬有禮地向她頷首致意,然後轉身離去。(齊澤克2002:3)

我們一般會把這個故事的寓意理解為,警察如何在一瞬間良心發現,天賦善良如何戰勝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後天訓練云云;但齊澤克卻認為:「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之,從心理狀態上看,這位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在這裡,真正大獲全勝的只是他在禮節方面接受的『皮毛』訓練。」因此,在此真正能突破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是甚麼良心或人性,而是那位警察無意識的禮儀性反應。換句話說,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事實上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象徵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中,雙方沒有進行直接交際的可能。而警察在這一瞬間的禮儀性反應就像一隻來自某個奇異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個日常現實之中,推翻了「日常現實」中隔離了兩個世界的象徵屏障。(齊澤克2002:3)

但齊澤克認為要鞏固這一神奇瞬間所帶來的成果,不能依賴高雅文化,相反,我們必須進一步做的事情是諸如分享黃色笑話之類的猥褻之事。就此,他舉出了一段軼事以作說明:在前南斯拉夫,到處都流傳著有關不同種族的笑話,這些笑話頗具特色,如蒙特哥尼羅人總是懶得出奇,波斯尼亞人總是愚蠢不堪,馬其頓人總是賊性難改,斯洛文尼亞人總是吝嗇成性等。但耐人尋味的是,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來,隨著民族關係的日益緊張,這些笑話日漸衰落。在一九九零年代,隨著民族對抗的加劇,這些笑話更完全銷聲匿跡。齊澤克認為這些笑話,特別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相遇時鬧出的笑話,與一目了然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友誼與團結」這種現實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換言之,在種族矛盾嚴重的地方,共享的黃色笑話非但沒有被用來充當排斥「非我族類」的工具,相反,它更是被用來包裹業已存在的象徵契約的最小值。因此,為了確保眼前的團結,僅靠共同體驗高雅文化是不夠的,我們還得與他者交換淫穢快感,這確是令人尷尬的癖好。(齊澤克2002:3-4)   但種族衝突跟中大迎新營事件又有何關係?事實上,只要我們把當下香港勞動市場中相互競爭和分化的個體關係置放在齊澤克理論中種族衝突的位置上,便不難發現他所談論的種族關係問題跟我們社會中的個體關係問題都依循著同樣的邏輯運作。換言之,中大迎新營事件這一我們社會的癥兆正指示著一個我們社會的嚴重問題:我們社會勞動市場中的個體敵對狀況絕不遜於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種族敵對狀況,以至於我們的大學生之間要以交換淫穢快感來維持他/她們至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 讓我們重頭說起。中大迎新營事件爆光以後,社會齊聲討伐,其中一種評論觀點牽扯上香港當下的經濟狀況。譬如《香港經濟日報》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的社評中有這樣的論調:

面對經濟轉型之痛,不單香港,世界各國都想方設法,維持競爭力。……當大家勒緊褲頭時,都寄望下一代,可傳承港人的刻苦耐勞,靈活「食腦」的精神。現在的大學生,多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成長,當時香港正處富裕階段,家庭經濟環境良好,有點像溫室的花朵,但公眾期望是在溫室的環境下,能培養更好的品種,他們有更聰明的腦筋、更健康的體魄,更多元的技能,更廣闊的視野,下一代的港人及香港可青出於藍。然而,這些大學生卻把腦汁及創意,放在設計低俗色情口號上,難怪不少社會人士感到失望,有些更非常憤怒。[3]

 [3]〈大學生低俗 怎當「精英」〉《香港經濟日報》2002-8-30,A3。

這種論調把現在的青少年和學生視為不識世途險惡的受保護動物,並以「歷盡滄桑」的長者身份對「無知」的後輩曉以大義,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在這一脈絡之中,這些年輕人真的這麼「無知」嗎?遺憾的是,情況恰恰相反,如果以「刻苦耐勞,靈活『食腦』」這種市場競爭標準來衡量,這群懂得以淫穢笑話製造認同感的學生可能比很多年長者更清楚我們社會的遊戲規則,至少他/她們懂得順應迎新營文化的「市場邏輯」,為迎新營的新生「度身訂造」「合脾胃的」「娛興節目」。事實上,我們的大學生很清楚自己將會踏上甚或已經踏上的坎坷路途,他/她們很清楚,在自己將來投入的勞動市場中甚或在自己現在的學習中,身邊的同學都是最實在不過的敵人,而這亦正是葉蔭聰所說的「認同危機」的根源。

過往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前途,他/她們自然也不會出現身份認同的問題;如今時移世易,大學生身在校園之中便已需要考慮如何令自己得以在非人和惡性競爭的勞動市場中獲勝。因此,在同學等如敵人的環境中,唯一能讓他/她們繼續維持最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的臍帶,可能便只剩下淫穢的笑話。換言之,問題不是我們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淫賤」,而是我們的社會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一個非人的生存環境。而當我們的衛道之士高呼他/她們的道德口號以賺取文化資本之際,恐怕得先靜下來想想:如果我們連淫穢的笑話這最後一條「友誼和團結」的臍帶也剪掉,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二、過度曝光的真實   梁文道在〈這是反動,不是反叛〉一文中說道:「今年中文大學的『淫賤』迎新營事件被中大學生會張揚出來之後,一片沸沸揚揚,盡是斥責之聲。所有這些批評,都建立在一個理想的大學生的形象和實際的大學生表現這兩端的差距之上。」他並指出,大學迎新營成功與否,「端看它能不能把實際上和中學生還差不多的人變得比較接近理想中的大學生。這也是為什麼論者會對這次事件如此錯愕的心理原因,因為一個應該呈現出大學生理想風範的活動竟然和大家的『理想』差得這麼遠。更不堪的是,迎新營的搞手可不是新生,而是起碼已受過一至兩年大學教育的同學。」(梁文道2002)把公眾對這次事件的強烈反應理解為大眾心目中理想大學生的形象和實際的大學生表現之間的落差和衝突,這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這個解釋無法解答以下問題,即在這次事件之前,不同大專院校已出現淫穢的迎新營遊戲,而相關的報道亦不只一回,為何偏偏到了今次事件才引起軒然大波?

事實上,這次事件之所以引起廣泛的注意跟傳媒的介入方式有著密切的關係。雖說以往已有淫穢迎新營遊戲的報導先例,但這些報導的材料卻都是記者偷偷攜帶攝錄器材進入「事發現場」,以「偷窺」的方式獲取的。但這次事件卻有一個十分顯著的不同點,即中大學生會就事件公開向校內的「性騷擾政策委員會」提出投訴;如此一來,全港各大報章均獲得了藉口,紛紛以大篇幅報導這次事件,甚至某些向來以「正派」自居的報章,也在「頭版」上刊印迎新營場刊中的淫穢口號以及一些淫穢的標語設計,譬如,其中一幅新聞照片拍下了一個迎新營參與者手持一幅巨型旗幡,該旗幡的設計參照風月場所宣傳海報的式樣,上面並寫上「新亞桑拿」字樣。而這種報導介入方式的轉變則製造了以下效果,即原本以半遮半掩的偷窺形式報導的事件赫然赤條條地展露在我們眼前。最終,這種效果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事情的理解,使原本被認知為「私人的」事情,轉變成「公共的」事情。我們可以從事件的「旁觀者」和「參與者」的不同反應看到這種「公」和「私」的移位。

在〈整頓校園?整頓傳媒?〉一文中,評論者蔡子強說道:「自從中大迎新營淪為三級派對的新聞曝光後,社會上聲討的聲音排山倒海,相信不用筆者多費唇舌。我只想補充一點,這不是性觀念開放與否的問題,成年人私底下的性取向及行為,旁人毋須指指點點,就如我們大部份人(包括筆者)都有看過三級電影、雜誌書籍等,但大家都不會覺得有甚麼大不了一樣。但今次牽涉的卻不是私人行為,而是在大庭廣眾之前,以極為露骨及粗鄙的語言,向他人作出侮辱,……。」(蔡子強2002)換言之,對於蔡子強來說,這次事件是一件公共事件。

以上是「旁觀者」的意見,我們再來看看「參與者」的想法。在一篇題為〈大學生墮落了?干卿底事!〉的文章中,專欄作者曾繁光以大篇幅引述了一位參與了這次迎新活動的女學生寄給他的電郵內容,其中有以下兩段文字:

這不過是年輕人頑皮的玩意,又何用假道學偽君子般肆意批評呢?那只是校園裏的玩意,對社會不曾有任何影響,若不是現今傳媒發達,消息流通得快,世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這些事。

一群年輕人稍為過火的幽默,卻像傷透了社會上各正義人士的心,看來我們應該公開道歉,我們實在辜負了世人對我們的期望。但你們的期望與現實不一樣,便要我們負上責任嗎?我們過分了,不見得對你們有任何影響,卻要向我們來一次道德的審判,干卿底事!(曾繁光2002)

對於這位女學生來說,迎新營中的耍樂是一種私人行為,而批評者的問題則是把一次原屬私人性質的耍樂視作公共事件,並對此進行「道德的審判」。

筆者在這裡並不打算分辨孰是孰非,而只想指明以下事實,即「旁觀者」蔡子強對整件事件的理解和感知,可以說完全建基於大眾傳媒的報導;亦正因著大眾傳媒的介入,構成了「旁觀者」和「參與者」對事件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若略過了大眾傳媒的文化邏輯在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便根本無法真正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

在〈沒有出庭應訊的超我〉(”Superego by Default”)一文中,齊澤克談及到透過雷射唱片聆聽歌劇和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的分別。他認為,在前一種情況中,因著「你無法看到任何東西」這一事實,使你得以運用創造性的虛構填滿由「無法看到」所遺留下來的空隙(void)。而當你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時,卻總是會感到有點庸俗,因為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所有東西」。齊澤克借此說明我們身處的媒體「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的特性。他指出,當代媒體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正迷惑我們,使我們混淆現實與虛構;而在於,它透過侵入象徵虛構空間(space for symbolic fiction)所開放的空隙而產生的「過度真實」(hyperrealist)特性。可以這樣說,我們的社會象徵秩序本身實際上是一種虛構(fiction)邏輯,它只有跟「真實」保持一段最起碼的距離才能起作用。換言之,社會象徵秩序的運轉情況就像我們透過雷射唱片聆聽歌劇時的情況一樣,必須為「虛構」留下最低限度的空隙才能暢順運作。(Zizek 1995:76)

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日常生活的場景來說明這一邏輯:當一名侍應以「今天好嗎?」這一問句跟我們打招呼時,他根本不會期待我們作出任何實質的回答。相反,若我們認真回答他的問題,說道:「我今天真的糟透了!首先,我早上起來便頭痛欲裂。然後……」這位侍應肯定會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換言之,我們若要保持社會象徵秩序的正常運轉,便不能把它全然落實於真實之中。在社會象徵秩序和真實之間需要保有一個空隙,好等創造性的象徵虛構將之填滿;而這一空隙亦即拉康(J. Lacan)所說的慾望的客體—原因(the object-cause of desire),它提供了一個真空的框架,讓慾望得以在這一空間中發聲。但當代媒體「過度」真實的呈現技術使原本開放給象徵虛構的空間變得愈來愈少,媒體影像把這些空間都填滿了,作為慾望的客體—原因的空隙與真實之間過度地接近,以至窒礙了象徵虛構的活動。如此一來,因為距離的消失,真實不再由象徵虛構所結構,最終只會造成真實本身的「非現實化」;情形就像我們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時一樣,最終我們會在「把一切都看清楚」之後發現大量的瑕疵和產生俗不可耐的感覺。(Zizek 1995:76) 在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中,我們作為「旁觀者」實際上深受上述所說的媒體邏輯影響,以至於在「參與者」眼中的私人耍樂最終被我們感知為在公共領域發生的丟人的醜聞,並造成了我們極大的反感和厭惡。但我們不能就此打住,因為這件事件比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更深地觸碰了我們的道德神經。以下我們將會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性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中,福柯(M. Foucault)曾談及學校與性的關係:

以十八世紀的中學教育為例。總的說來大家會覺得,人們在學校生活中並不談論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學校的建築分佈、各種規訓的規則以及所有內部的組織就足夠了。這裡不斷會有性問題,建築師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學校的組織者們也一直考慮這一問題。校長們對此總是保持警惕,調整、預防措施以及懲罰與責任之間的相互作用不斷地被提出來。班級的空間、課桌的形狀、遊戲課的安排、宿舍的分佈(有還是沒有間隔,有還是沒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監督規則,所有這些都不厭其煩地涉及兒童的性。(Foucault 1990:27-28)

事實上,時至今日,我們的學校體系依然循著同樣的模式運作:一方面,在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性」是一種必須被學校體制排除於外的話題和活動;另方面,我們學校體制中的絕大部分規劃和安排都在在提醒著我們「性」的無處不在,致使我們強烈感受到以下的情況,學校的體制建基於「性」的無處不在。

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轟動的效應,恰恰在於它觸及了上述的學校體制的悖論邏輯。可以這樣說,我們社會中的衛道之士對這次事件的強烈反應,正好反證這次事件是我們社會象徵秩序的「幻象」(fantasy)。在近年曾哄動一時的電影《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中有這樣的情節:備受母親「壓抑」的中年女鋼琴教師遭受到一位男孩執迷的性挑逗,為回應男孩的所作所為,這位女鋼琴教師暴烈地向他展示自身的性幻想,寫了一封信給他,內裡詳細列明各種被虐狂式的要求,譬如,他要怎樣把她綁起,強迫她舔他的肛門,掌摑甚至搥打她等等。起初,這位女鋼琴教師暴烈的回應使她自身在男孩心目中的位置從令他著迷的愛情對象物轉換成厭惡之物,因此男孩自然地因無法忍受這一轉變而抽身離去。但後來男孩卻竟然反過來被女鋼琴教師所提供的幻想劇本所吸引,被隱含其中的過度的絕爽(excessive jouissance)逮住。他回去找女鋼琴教師,並按照她信上的吩咐掌摑她至鼻血直流,用力地踢打她,最終在她徹底崩潰之時與她做愛,以此證明他的勝利。最終,那女鋼琴教師因忍受不了男孩的「還擊」而自尋短見。對於上述情節的常識性解讀是,女鋼琴教師最初所展示的被虐狂式的要求不過是她抗拒實際的性行為的心理反抗機制而已,這只表達了她無法讓自身去進行和享受性行為。但齊澤克卻認為事情恰恰相反,女鋼琴教師在信中寫下來的種種被虐狂式的要求正好是構成她存在內核(the core of being)的「幻象」。換言之,這些被寫下來的要求對她來說是一個極度真實的創傷性內核(the traumatic core),以至於她只能將之寫下來而不能直接說出來。(Zizek 2002:20-21)

上述的電影情節有趣地證明了拉康的著名論斷。拉康認為人和動物的最大分別是,動物會被「以假亂真」的事物所騙,但人卻會被「以真亂假」的事物所騙。(Zizek 2002:20)換言之,對於那位女鋼琴教師來說,她寫在信上的幻想劇本並非「虛假的想像」,相反,這恰恰是支撐她的存在的最真實的內核,是「在她之中而多於她自身」(in hermore than herself)的不可能的「真實」(the real)。正因為它是如此「真實」,女鋼琴教師才需要將之偽裝成虛假的幻想之物。我們大可以此邏輯來分析對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的強烈回響。對於這次事件參與者的一個最普遍的指責是說他/她們「品味低劣」,而其中最具想像力的批評則出自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中大的百萬大道,以前孕育過很多學運故事,不少集會和反建制的抗爭都是大學生的良心寫照,怎料現在竟變成了砵蘭街!」[4]他把中大的「百萬大道」比喻為色情場所林立的「砵蘭街」,無論怎麼說也是一個誇張的比喻,但亦正正是這個誇張的比喻以最具體的形象展示了我們社會象徵秩序不斷以種種不同的機制掩飾的真實的「幻象」。換言之,我們的衛道之士以不同的方式重覆了上述女鋼琴教師的行為,他/她們以一種怒斥的姿態清楚地道出了我們社會最「真實」的慾望,也道出了支撐我們社會象徵秩序的「幻象」——學校即「性」的場所。

[4]〈張文光:中大變成砵蘭街〉《蘋果日報》2002-08-29,A02。

三、堅持你的慾望

然而,這次事件的參與者們真的沒有半點錯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卻很少有批評者能精確地分析出這群事件參與者的問題。印象中只有杜家祁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稍稍觸及到問題的所在,以下筆者會以較長的篇幅來援引她的文字:

早晨起床聽到廣播電台批評中大迎新營學生呼喊淫褻口號,結論是現在的大學生水平下降,對社會沒有承擔,也沒有品味。當然現今大學生基本上是這樣,但因為這些年來的經驗,我不太敢完全相信傳媒,特別是和「性」有關的,我見過不少斷章取義和扭曲詮釋的報導。我還在想,有沒有可能是迎新營的同學用「性」為途徑,來引導新生思考社會上文化層面的各種問題。

在論壇和報紙上都看到兩方面不同的聲音,到了今天,終於四院迎新營籌委會作出公開道歉了,承認「訂口號的尺度時不夠謹慎,及未能有效控制當時情況」,但看來看去,總覺得問題癥結的所在似乎還是被忽略了。

我本期望同學辨駁外界指責時可以援用傅科的理論「性的論述是被建構出來的」,讓新生喊押韻的「鹹詩」,大可以是讓各人感受一下現今傳媒無孔不入的以及被強迫接收這些訊息的「受眾」的無力感,我也期望他們可以援用布爾迪爾的「秀異論」(distinction),來解釋「品味」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但是我看到的並不是年輕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建制和主流意識的挑戰、批判和反省,相反的,那些發表的言論(「反映了年輕人的文化」、「同普通人交涉都唔會唔識」,甚至正面的「生命天使計劃」)都正好顯示了,他們是如何的服膺於主流——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邏輯下,文化、社會與意識型態的共生互動——,這個現象和其造成的原因,我認為,才是真正問題癥結所在。(杜家祁2002)

很明顯,杜家祁對這群「大學生」的期望不是向大眾乖乖認錯,然後重新當一名好學生;而是能進一步質疑和顛覆我們社會的既有道德規範,履行一個批判型知識份子的責任。換言之,這次事件的參與者們的問題不是他/她們死不認錯,而是他/她們太容易認錯。若以拉康的語言來說,他/她們的問題則是沒有踐行以下的律令:「堅持你的慾望!」(Don’t give up your desire! )

要真正了解這個律令的意思,我們先得看看齊澤克在解釋「倫理」(ethics)和「道德」(morals)關係時所引入的格雷馬斯式的符號矩陣(a Greimasian semiotic square):

在以上的符號矩陣中,聖人(Saint)和無賴(Scoundrel)構成了縱軸的兩極,其中聖人能兼顧倫理和道德兩者,亦即他/她既能堅持自己的慾望不作妥協,亦能顧及其他人所認同的美德;而無賴則既非倫理又不道德,亦即他/她既會為著快樂(pleasures)和利益(profits)放棄自己的慾望和固定的原則,亦會背離道德的規範。至於佔據水平軸線兩極的則是超我(Superego)和英雄(Hero),其中英雄是不道德和倫理的混合體,即他/她會以更高的生命倫理或歷史的必然性等名義來違反現有的道德規範,這也是拉康的「堅持你的慾望!」這一律令的意思;而超我則是道德和非倫理的混合體,即他/她會遵守社會上非倫理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會為遵守者帶來伴隨的淫穢快感(an obscene enjoyment)。(Zizek 1995:67) 齊澤克曾用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解釋超我的淫穢快感:一位嚴厲的教師在借為學生著想的理由來支持他對學生進行的體罰和折磨時,他已在不知不覺間投入到自身的性虐癖好之中。事實上,在我們被超我的慾力所左右的日常生活中,這類有關淫穢快感的事例可謂比比皆是,譬如大學迎新營的傳統玩意便是一個好例子。梁文道在討論大學迎新營的「認同」和「排拒」機制時,便精確地指出大學迎新營傳統的「家長式威權精神」:「『認同』程序最聞名遐邇的例子就是港大的『玩新生』,強迫新生通過種種不人道的考驗,為的是換取舊生的認可;裡頭貫穿的是一種黑社會式論資排輩分尊卑的家長式威權精神。妙的是受過虐待的人可以在虐待下一年的新人身上得到滿足,所以每一個聽話新生的將來都是有保證的,而不願玩這些遊戲的人就簡單無理地被當作不合群分子。至於『排拒』程序,最好的例子就是眼前中大的『四院互片』,每一個新生都要洗腦般地熟記自己單位的好處,然後學習其他的單位的可笑缺點。」(梁文道2002)換言之,任何一個遵守大學迎新營的傳統「道德規範」的參與者都會獲得保證,日後在折磨其他人的過程中得到伴隨而來的「淫穢快感」。 事實上,如果從齊澤克的倫理道德模型出發理解,不難發現這次事件是一次超我與超我之間的衝突,亦即大學迎新營傳統的超我和社會主流道德的超我之間的衝突。那麼,我們又可以怎樣理解社會主流道德的超我在這次事件中的位置呢? 事件曝光後不久,中大前任校長兼現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向媒體發表了他對事件的回應,形容學生的行為是過份的行為,並說道:「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我們社會是不接受的話,這當然是過份的。大學生在社會上是有地位的,你做任何事情,社會人士都會關注,你不能夠自己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他說今次事件反映大學生質素下降,但不應懲罰學生:「即是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每個小朋友都會頑皮,這樣你是否便不理了?不能夠不理會,但是你說應否懲罰呢?我相信應該是教導。」[5]李國章的回應無疑是「得體」的,他一方面既要求學生要順應公眾的訴求,重回主流道德的懷抱;另方面亦要求社會人士和相關部門不應對學生進行苛刻的懲罰,而應好好「教導」這些學生。而這「得體」的回應也同時是大眾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最清晰的展示,並明確地向學生們發出一清晰的指令:你不能堅持你的慾望。換句話說,大眾對這次事件的強烈譴責的目的是要全面整頓一切與主流道德規範相違背的行為,把這批「頑皮」的學生重新納入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規管之中。而最終,大學迎新營籌委所發放的公開道歉聲明則從兩方面展示了這次事件的社會文化意涵:一方面,這則道歉聲明表明學生們高喊淫穢口號的行徑根本不是在堅持自身的慾望,這些淫穢口號不過是迎新營賞罰機制的淫穢超我所製造的副產品,因為,如果這些淫穢口號是他/她們自身的慾望的話,他/她們便不會這麼容易放棄;[6]另方面,這則道歉聲明也同時標誌著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全面勝利,以及它又一次對社會大眾的成功整編。

[5]〈中大允查淫賤迎新口號 李國章主張教導代懲罰〉《蘋果日報》2002-08-30,A06。[6]在拉康的理論體系中,安蒂岡妮(Antigone)這個戲劇人物可以說是「堅持你的慾望!」這一律令的模範人物。安蒂岡妮是索克福勒斯(Sophocles)所著的同名劇本的主角。

故事講述,伊狄帕斯王的兩個兒子伊狄奧克斯(Eteocles)和波利尼沙斯(Polynieces)為了王位之爭而命喪戰場。在兄長死後,安蒂岡妮來到宮中和妹妹伊斯美妮(Ismene)商議,問她是否願意違抗攝政王克瑞翁(Creon)的命令一起去埋葬其兄波利尼沙斯。伊斯美妮卻認為她只是一個女子,理應服從命令。因此安蒂岡妮決定獨自去完成此一任務。安蒂岡妮兩次私下埋葬波利尼沙斯的屍體,最後被逮捕到宮中,並與克瑞翁發生一場辯論。安蒂岡妮表示:克瑞翁只是一個凡人,她不能因為凡人的法令就枉顧了天神的律法。對於安蒂岡妮的抗命,克瑞翁判以死刑。雖然伊斯美妮前來提醒他,安蒂岡妮乃是克瑞翁之子海蒙的未婚妻,並且又有海蒙的親自抗議,克瑞翁仍然維持原議,安提岡妮必須被生葬於墓穴之中。 最後,雖然克瑞翁收回成命,但在克瑞翁趕到墓穴之前,安提岡妮已自盡身亡。

正如齊澤克所指出的:「在索克福勒斯的《安蒂岡妮》中,我們能夠認同的人物,是她的妹妹伊斯美妮——善良、周到、機敏、準備讓步或妥協、具有同情心、『人道』,這一切都與安蒂岡妮完全相反。安蒂岡妮總是走到極限,她總是『堅持她的慾望』(拉康語),而且在其對『死亡驅力』的固執中,在其對走向死亡的存在、可怕的無情的固執中,她被免去了日常感受和思慮、激情和恐懼的循環。」(齊澤克2002:164;Zizek 1989:117)很明顯,依據齊澤克的格雷馬斯式符號矩陣中的分類,安蒂岡妮是英雄,而伊斯美妮則是超我。換言之,拉康的律令——「堅持你的慾望!」——實際上是一種對「死亡驅力」的固執,這種固執使「英雄」能為了某一「理想」或「慾望」,不惜拋棄超我道德體系所給予我們的一切快感、名譽、利益,以至自身的生命。從這一角度看,急於從迎新營超我的賞罰機制中獲取認同的迎新營參與者當然不是「英雄」。而我們亦不妨再作進一步推論:即使為國捐軀的士兵亦不能算作「英雄」,因為他/她們的死是有報酬的——即能在國家的超我賞罰機制中獲取名譽。

推論至此,或許大家會問:依循主流道德行事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為何需要大費周章在這裡進行詳細分析呢?筆者的回答是,正正是這種把主流道德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近年,在我們的「社會人士」中間流行著一種說法,說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們缺乏「理想」,並就此大加責難。「社會人士」們並認為這跟年青人和學生們缺乏道德感是同一回事。只要我們稍稍回顧一下齊澤克的格雷馬斯式符號矩陣,便會發現這種常識性的說法實際上是大錯特錯的想法。因為主流道德超我的特徵是會為了遵守社會上多數人接受的道德規範而放棄某些倫理的「理想」,而堅持「理想」的「英雄」則會為著某些更高的生命倫理而違反社會上的主流道德。換言之,兩者是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運動的。因此,當我們要破口大罵現今的年青人和學生缺乏「理想」的時候,或許我們亦先得撫心自問:當這些年青人和學生真的有一天成了一個堅持自身慾望的「英雄」時,我們的社會又是否會接受他/她們?我們可以再具體點問,如果有某位年青人或學生像台灣的何春蕤教授般堅持自己的「理想」,積極在香港推動性解放運動,為戀童者和動物戀人士等小眾爭取權益,我們的社會又是否會接受呢? 這樣說來,若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有「理想」的話,我們的社會同樣得拿出勇氣,拆除我們的主流道德規範的無形枷鎖,並敢於鼓勵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堅持自己的慾望。否則,無論我們怎樣高呼「青年人要有理想」,又或如何惋惜「新亞精神的死亡」,最終都不過是無聊的空話而已。換言之,一個真正關心我們社會倫理狀況的公民,其責任並非把社會的違規者重新收編進主流道德超我的管轄領土之中,而是要進一步問這些違規者是否真正在堅持自己的慾望,並幫助堅持自身「理想」的違規者從主流道德超我為我們設下的重重的「沉默裝置」中解放出來,讓他/她們發出「真的惡聲」。

2003/9/29

(編者按:原文附有參考書目,因篇幅計,現刪去,敬請各位留意。)

————————————————-電子版附註:原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1.〈張文光:中大變成砵蘭街〉《蘋果日報》2002-08-29,A2。

2.〈中大允查淫賤迎新口號 李國章主張教導代懲罰〉《蘋果日報》2002-08-30,A6。

3.〈大學生低俗 怎當「精英」〉《香港經濟日報》2002-8-30,A3。

4.杜家祁,2002,〈要怎麼收獲,先怎麼栽〉,《信報》2002-9-6。

5.梁文道,2002,〈這是反動,不是反叛〉,《明報》2002-9-18,D8。

6.曾繁光,2002,〈大學生墮落了?關卿底事?〉,《星島日報》2002-9-4,D6。

7.葉蔭聰,2002,〈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明報》2002-9-4,C16。

8.齊澤克,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9.蔡子強,2002,〈整頓校園?整頓傳媒?〉,《蘋果日報》2002-9-3,E11。

英文部分:

1.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

2.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 & New York: Verso.

3.Zizek, Slavoj (1995).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4.Zizek, Slavoj (2002).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five essays on September 11 and related dates. London & NewYork: Verso.

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樊善標

原創文章

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

樊善標

約稿的同學說,有一次我上完一節和幾位老師合教的通識課,她問我學生的反應怎樣,我答鴉雀無聲,一片死寂,那時恰好一輛響號的警車經過,我說了一句話。她問我你記得說了甚麼嗎?我已經忘記了。「你說:這是來拘捕那些學生的。」──這,當然是她來約稿的原因了。

如果不必顧及實際,我看最吸引人的上課氣氛,就是倚坐在橄欖樹下,陪著蘇格拉底,享受他用「產婆術」把我們不自覺擁有的知識接生出來。退而求其次,跟著孔夫子東奔西跑,師生談談平生抱負,也不失為好玩的遊學旅行。但這些只是空話,因為蘇、孔兩位老師都沒有詳細的教學大綱和課程進度,修業年期不限,也沒有人來查問他們怎樣「裝備」學生以適應社會需要。這和現在太不相同了。

不過,無妨試試在老故事中找出一些可以古為今用的教訓。蘇、孔兩位老師的遺風所以為後世景仰,撇開學問、人格等驟難企及的質素,我想這兩點大概是最重要的:身教、親切輕鬆。兩位老師沒有教室,除了睡覺,幾乎是全時間上課,口說的是教,更有效力的是生活習慣和態度,這是不一定要說出來的。沒有考試壓力,老師又和藹可親,當然輕鬆了。這樣一想,我們嚮往的其實是他們師生的相處,而不僅是上課的氣氛。要是他們每星期只和學生見面兩三小時,學期末又有考試,必定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所以把上課氣氛孤立起來討論,恐怕是沒有結果的;要說就得說師生相處的問題。

我無意開出若干項教師或學生的「必做或必不做(do’s and don’ts)」,因為力有不逮,也因為不相信有這些東西。教師和學生相遇之處是校園,或者更廣義地說,是教育制度,要談論兩者相處之道,必須認清楚校園是怎樣的校園,教育制度是怎樣的教育制度。

從前對大學的定位,有所謂象牙塔與服務站之爭。簡單地說,象牙塔是指大學和社會保持一段省思的距離,服務站可以顧名思義,就不用解釋了。在今天,特別是極端計較短期效益的香港社會,傾心象牙塔者早就全面潰退,值得一提倒是服務站提供的也不是從前的服務了。流行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口號,在原理上是正確無誤的,但落到現實層面,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兩文三語、溝通技巧、EQ、宏觀視野、創意,是我們聽得最多的「大學生必殺技」。主修學科的專門知識?當然是不言而喻。但不言真的是不言而喻,還是認為並非最重要呢?前面列出的幾項似乎可以杜撰一個術語──後設知識──來概括。社會大眾愈來愈認同這種論調:由於知識日新月異,工作所需不能只靠本科或研究院幾年所學,所以大學──中學又何嘗不是──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學會學習」,以便「終身學習」。後設知識就是一般相信有助於學習專門知識,並轉化為工作技能的「幕後」質素,今天服務站主力或宣稱提供的就是這些。我認為這在原理上也未必不妥,問題是矯枉難免流於過當,賣花讚花香說現在提倡的是活知識,變相就是說從前教的都是死知識。「後設知識」並不是一個自足的範疇,它需要通過不斷闡釋、重組或解拆已成體系的知識,來證明它存在的價值。今天我們為了各種所謂迫切的理由,把它相反相成的對立面驅逐到荒涼之地,看似獨尊一元,其實賸下來的一面已經虛化得徒具形式了。而這些事情的底蘊,如果直接地說,我認為就是,衡量一所大學辦得怎樣的尺子,無論如何不再握在學術中人手裡了。

既然我們處身的是全面為社會服務的教育制度,批評大學生沒有求知欲望、學習態度差劣的人要小心了。請先澄清這「知」是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是後設知識。如果說後設知識的精神是靈活變通,現在的學生一點都不遜色:參加系屬會活動換取住宿優先權或其他好處、選科專挑容易過關分數寬鬆的、對閱讀材料的份量討價還價、「捉」考試題目,甚至抄襲功課。要責怪學生上課前毫不準備、上課只求教師說得清楚他們聽得舒服、提問時垂頭噤口假裝看不見、兼職第一活動第二曠課成風……不妨先把陳年的價值觀念放下,平心靜氣問問他們究竟是怎樣權衡得失的。

  • * *

不過上面指摘的罪狀真的很普遍嗎?無論過去或現在,都不乏無聊胡混之徒,也儘有刻苦向學之輩。我也上過令人感動的導修課,十五位同學,幾乎全體都發過言,而且是早有準備,並非臨場現編的,沒有說話的也點頭示意。打開CU Forum課程討論區網頁,上星期主持導修的同學繼續提供資料,補充課堂上沒有時間說的內容。上學期書院通識課的問卷調查結果寄到了,原來有65%的學生讀完了八成或以上的閱讀材料,難怪上課發問時有人回答。我客串過另一個通識科目,在邵逸夫堂演講了一次,後來工作人員告訴我,有些人睡覺,但和鄰座談天的不多,算是反應不錯了,我也同意。

我在中大讀書是八十年代,雖然大學生已不稀罕,但畢業後找份安穩工作沒有甚麼困難。當時有人把university音譯作「由你玩四年」,不過「玩」也有很多種的,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的也有,埋頭書本、不問世事的也有,前者固然是玩,現在看來,後者也太奢侈了。後面這種人,今天也未絕種,但要付出更高代價,得到的認同卻有限。一般學生只好在現實生活所資、將來社會所需、個人學術興趣,以及人類好逸本性等力量的牽扯中,蹣跚找路前進。

畢竟是社會上有希望的一群,在掙扎中尚有餘力,如果教師表達得有趣些、清晰些,他們還是會有反應,甚至用功得令人痛惜的。正因為制度的裂痕給這樣勉力塗飾了這樣,很多人就認為學風問題的癥結在學生和教師身上,這其實是蓄意或無意地把學校抽離於它所在的地方。我不是說社會改善了,課室裡就會長出橄欖樹,最低限度,到時罵起睡懶覺的學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朽木不可雕也」。

  • * *

都說理想的上課氣氛是師生有交流,學生在愉快的心情下學習。但我忘不了劉殿爵教授教的「中國語言學史」。他提著一個塑膠袋緩緩走下中國文化研究所G22室的梯級,放在講台上,從裡面檢出一本筆記簿,背過身把《爾雅》和《詩經》重見的詞語抄在白板上,我們照著抄,他抄完一塊白板,轉過身來講解幾句,我們還在抄,又要記下他的話。整個學期差不多就是這樣似明不明的,說沉悶也真是沉悶極了。直到最後一課,他總結抄寫所得的結論時,我突然像給鎚子當頭猛敲了一記,前面許多個星期輯錄編排的資料,全部指向這個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結論,就像偵探小說的收場,所有線索匯聚到一點,然後兇手現形伏法。沒有前面的鋪敘,我根本不會明白結論的意義,原來最後的興奮要以累積的沉悶和忍耐為代價。

還有陳勝長老師的「文字學」。他抓起一篇論文讀了幾行,又換一篇論文讀幾行,都是挑中間的部份讀,他的評論夾雜其中。我們怎樣也追不上。下課後覆看筆記,翻查論文,仍是不能透徹了解。後來我們幾個同學分工合作,每人負責一個課題,根據筆記和課上提過沒提過的參考資料,整理出一篇篇札記,交換看了,才敢到辦公室向老師請教。必須承認,在仍要考學位試的年代,我們花這些工夫自有其功利的考慮,但在準備期間,我們赫然發現整合資料的能力極限提升了。有人說抄一本書是抄襲,抄十本書就是參考,有了切身體驗,我們知道兩者的分別不是這樣微小的。

十多年後,我自己上的課,論到互動和歡樂,我膽敢說當仁不讓於師。但我得常常警惕自己,學生的熱心發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問題愈來愈淺易的效果?我同場加映的「棟篤笑」能夠引發學生在課後一訪圖書館的興趣,才算沒有墮入惡道。蘇文擢老師教古文的「文章選讀及習作」時,也騰出時間讓我們發問,但他會先評論說「這是好問題」,或者「你沒有留心,我已經說過了」。也許我把學生「妖魔化」得太厲害,後面這種回應我只會在心裡說,以免傷害他們弱小的心靈。蘇老師一個笑話不說,一句閒話不提,仍能把整整兩個小時縮為一瞬間的講課本領,我當然學不來。但他當年說過的《莊子》寓言,我仍記得:郢人在鼻尖塗一點泥巴,薄如蒼蠅的翅膀,匠石輪起斧頭,颼的一聲劈去,泥巴給削掉,郢人絲毫無損,面不改容,後來郢人過世,匠石就把斧頭丟了。要續上一條尾巴的話,我會說:由於缺乏練習,匠石的本領不久就荒疏了。

互動要看在哪一個層次上互動,歡樂也要看為甚麼而歡樂,我當然希望有足夠的學養和信心,用或沉悶或直接的方式滿足我的郢人學生,以他們為我求知過程裡平等相待的伙伴。懷海德(Whitehead)說過,「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這句話我是很多年前在金耀基校長──當時是新亞書院院長──《大學的理念》一書裡讀到的。儘管時移世易,在感情上還是脫不掉成長階段接受的一套教養,可謂慚愧。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的第一百種相同聲音|大組長

原刊於《中大學生》118期,2001年10月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的第一百種相同聲音
大組長

不懂說話的說話
懂得說話的叫人說話
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
辯證的人事運作

舉校無親的女孩新鮮好美
一如那金色的生力啤
近乎解喝與求醉
在7-11隨意拿一枝
然後走到對面四號馬路蹲下
近乎但求一洩

既然你是宿生會主席
所以我要給你icq 號碼
希望可以建立星星威望
和你細說︰
「我同阿邊個都不知幾熟」
等待燎原

有一群人充滿智慧
進行最快和最後的審判
詮釋加上過度詮釋
要為你掛上迷人標籤
有的被界定為禿頭
有的被誤讀為鬥雞
有的被理解為淫蕩
有的被判別為腳毛密布
大審判官高高在上
似乎耳聰目明

遊戲十分奮發人心
所以不會要求稍為理性嚴謹
及有意義
因你未免過分認真
所以罰你行程結束時加句短評
組爸組媽頂瓜瓜
而此概括所有意義

從而可是建設另一種後設或稱為第二序的意義
亦即是超越「爸媽」稱謂與血緣的必然攀索
以中國人某種講法即所謂親娘
不及養娘大

愛我錫我含辛茹苦供書教學的是我老母
讓我能有殘廢體驗卻是
大我一年半戴的老豆老母
基本上我這種講法的形式甚為學術
其實內裡蘊含某種市井元素
這是大學回饋社會的前瞻性做法

頂你個肺什麼獨立思考語理分析
一如畢業禮走上台演講的畢業生
行程結束時會突然真心
「我愛母校」    23/8/2001 1:45

我討厭,我真的討厭|小不點

原為小報,後輯於《課檢事件第一宗:調查報告書》,中大學生會出版,1995年3月

我討厭,我真的討厭
小不點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在杜鵑花開的二月
彌漫著陣陣死屍的氣味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范記來回前後左右浮動的面容
張張殘缺不全 難以辨認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我們有 太多的身分 太少的自我
    太多的理論 太少的實踐
    太多的恐懼 太少的坦然
    太多的謊言 太少的真實
    太多的沉默 太少的開口

我—真—的—討—厭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滿滿的虛 全全的假
發癲亂吠驚嚇著每一個弱小的心靈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我們的師長 偷偷躲在長窗背後
默默凝視 偷偷發笑
身不由己不便評論客觀公正各有對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調查正在進行中
偏偏少了 你的態度

我討厭 我真的討厭
當我豁出去大喊我—討—厭的時候
他媽的發白的天空 發白的大地
只他媽的空虛地回應著

我——討——厭

倒行的鐘|劉芷韻

並收錄於作者個人詩集《與幽靈同處的居所》,2003年

倒行的鐘
劉芷韻 

那是我所選擇的日期,如同初夏的早晨,溫度讓下床的人
著涼然後患上感冒。長廊上昏暗如將滅的燭火
常常有幽靈在廊上跳舞和唱歌,我居住的房子,接通著
一響多年前懸空至今的電話鈴聲。失眠的清晨
幽靈群起出沒,時隱時現,像零碎的樂音不合常規
失序地跳接。把一本讀過的詩集翻開
隨便接上下一頁;把未及磨研的咖啡豆
培出霉菌;把收藏隱密的日記恣意刪改,向所有路過的人覆述
無可追悔的過去
(因為軟弱,而且來不及了)

上一年的夏天,我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
現實的背面窩藏著我失衡的前半生,
呈交論文的期限預兆了荒誕
然而無可否定的人生,我最徹底而真實的欲望,
被理解過吧,然後我還是繼續著
在跳舞的時候忘記把鞋子穿上。
洗澡時,忘了把衣服鎖在儲物櫃的頂層。
像一個把煙點上又隨時把煙忘掉的人。
與記憶追逐著彼此的蹤跡然而永不相遇。
快樂於是隨風飄蕩,無可追念。
在煙蒂的盡頭燃燒剩餘的火光,手指和足踝因而劇痛。
踱步在密封的校園裡,經過細心經營,所有出口被替換
成緊閉的窗戶,所有窗戶急速轉換著它們喜愛的風景
我逼於停留,並且不斷進行無益的思考。

而時間不合比例地延長或縮減,擾亂著我的感覺神經
體重下降的原因,致力追究無故被毀壞的幾件家電
失望的幽靈對視而哭泣
歡愉的幽靈在陽台上調情
我承認,我深感絕望而且氣餒
──這頭髮是不是真的?這尾指
──這床是不是真的?這門
──這房子是不是真的?這牆壁
盤踞我四周,一切未經驗證
(如何想像驗收的過程)
以及已經被印證的人生並列眼前
(如何想像富饒之於匱乏)
我試著一一探詢。

而死亡的陰影一直溫柔地潛伏,我的左後方,微微傾側
緩緩嘆息,像一面倒行的鐘。


20000811 0357pm  
20000812 0316am

時刻——序《中大四十年》|各編委

原創文章

時刻——序《中大四十年》各編委

  1. 前四十

1973年,正值新亞、崇基、聯合三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十周年,當年的中大學生會,出版了檢視當年中大處境的《中大十年》。《中大十年》所載的,不是官方喜氣洋洋或吸引大眾的言辭,也不是三書院創校先輩高舉的理想,而是從反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和批判的視點出發的諸式評論,不論校方和書院,都是《中大十年》批判的對象。當中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和李歐梵〈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更被載於二十年後的《中大三十年》。1983年,中大學生會的「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則出版《中大二十年》,檢討校園文化、學運方向及興衰、中國認同及關懷、中大理想和學制,和校政參與等。按該刊的〈序〉言,「由於資料缺乏,本書絕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十年作品」,並著讀者參閱《中大十年》以補充——此亦奠定了「十年史」的體制。1992年初,學生報內閣「人民廣場」開始萌生籌備《中大三十年》的想法,經接近兩年的編撰工作——其中1993年的工作更受學生報的正常出版工作,學運路線分歧及校內外事件嚴重影響——,《中大三十年》在1993年秋中大開放日前一天,以學生會和學生報的名義出版。[1]《中大三十年》承襲十年史的體制,並以「范記人」——意指以范克廉樓的中大學生會、學生報和國是學會等會社為活動中心,並堅持批判思維及行動的中大同學——的視點,評論校園事件。誠然此舉對近乎壟斷整個香港社會的各式主流觀點,整理及表達了種種異見,但也未能與服膺(甚至把持)這些觀點的機構、民眾和同學好好溝通。

[1]有關《中大三十年》的籌備歷程與編輯經驗,由《中大三十年》出版委員會成員周保松提供。

  1. 出版緣起

2001年12月,周保松學長和陳日東學長在范克廉樓數學生組織的內外提出了編寫《中大四十年》的想法。他們先後邀約了超過二十位同學與舊生,斷斷續續的舉行了一連串腦震盪式會議。這幾乎是一種斷代的傾閣活動︰周師兄正是《中大三十年》的主編之一,學生報畢竟有著強烈的傳承精神。《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終於在翌年七月上旬成立,並為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屬下的法定組織。

顧名思義,《中大四十年》是一部以學生組織為軸心,嘗試抗衡官方論述,延續《中大二十年》及《中大三十年》的校史。隨著四十年校慶的到臨,校方又大灑金錢、馬不停蹄的舉辦慶祝活動,反覆鋪陳單薄的論點,鼓動我們「重溫中大奮進求新的過程」,「分享她成長騰飛的喜悅」。對於中大今天無可迴避的種種危機,編委會相信我們回望歷史片斷之時,必然有跟大學官方截然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們八名編委都相當認同《中大三十年》的成績;但是十年過去,我們更希望提出翻新的構想,反思甚至再打造「傳統」學生組織的聲音。我們懇切地希望這本《中大四十年》,能夠包含各種面貌、不同取向的聲音,成為一本透過關注微觀細節來體現批判思考、反省主流價值的歷史書寫。

  1. 編輯方向與選題範圍

在某種意義上,《四十年》可稱是在《中大三十年》的基礎上推進的——毋庸置疑,《三十年》以傳統學生組織的理想主義為中心,作出了系統嚴謹而完整的論述。《三十年》肯定學生組織「放認關爭」的傳統取向,抗衡商業社會的價值觀,對(政府及校方的)官方論述持批判態度,立場鮮明而詞鋒可稱銳利。然而,這種統攝式的編輯方式,在今時今日顯出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因為它總是著重對其他價值觀作對立式的批判,大部分的議題均著重突顯過程中雙方的衝突,往往只能從「學生組織的他者」之角度理解被學生組織批判的一方;不從屬其中心價值觀的事件與思考,難免在這種論述中缺席。近年學生組織日益小眾化,對同學失去號召力,對社會失去影響力,對學生組織而言是難以忽視的問題。近年學生組織漸漸被外界標籤為自我中心、有勇無謀,編委們均曾為學生組織成員,不可不謂感觸良多。

以《三十年》的批判精神為基礎,同時作為對傳統學生組織思維模式的檢討,《四十年》的起點是嘗試尊重「組織以外」的價值系統並尋求對話與相互的深化,冀能對各種議題作出更有深度的省思、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點。我們反對各種順滑堂皇的大論述(grand narrative),並傾力尋找其中的矛盾︰就像校方將中大四十年蜿蜒曲折的過程抹平成「騰飛四十」的荒謬神話,《四十年》編委會願意提出異議。我們著重呈現同一課題之下的對立的深刻論點,亦希望各種細碎、零散的歷史枝節,能夠拼湊出一幅嶄新的思維地圖。 我們固然會在本書紀錄十年來的重大事件(如李光耀獲頒榮譽學位事件、合併關注等等)、並對學生組織關注的議題作深入探討(如「新」「舊」學運的蛻變、師生共治理念的反省);但同時,相對於《三十年》的重視政治與社會面向、學生組織事件,我們還會嘗試在《四十年》中,開拓較新的議題,包納學術、藝術、體育、個人等等面向,捕捉種種看似瑣碎次要,但其實是構成完整豐富的大學生活的元素︰探討如宿舍生活、鬼故、電影、動植物等題目——希圖在種種似乎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中體現批判與反省的可能性。

另外,我們也會疏理近年中大人或中大組織的社會運動參與(如廿三條,基層關注小組),從大學生活的視野,思考回歸中國前後,中大人的國族身分(如昇旗禮、中國就業計劃的探討),回看校園生活中各式「認祖」「關社」的傳統。當然,作為學生組織的一員,我們也會持續追認、反省種種我們多年來念茲在茲的信念——對中大理想、教育理想、反對教育商品化等信念——並對它們作更深刻的討論。

  1. 次序

我們想,次序、編排、分類方式,是認識事物的一種方法。

當初構思時︰Iconic(標誌式)的編排方式,與層層推進、由輕到重的強調推論的方式不同。它是以一個核心放射出去的聯想方式,涉及不同方向的範疇——例子還有《1:99》和《他們的911》——當中不會強調因果關係、又或嘗試更新「因果」的詮釋。核心未必就是重大的理念;因此屬於不同範疇的論題會在同一個題目下並置,這是一種聯想方式的更新,希望藉此撞擊出認識我們週遭環境的新方式。

由於這個編排理念,對編委會而言,是指引性多於規範性的。我們並沒有規定所有稿題的處理都必須和「傳統做法」對著幹;而各編委對「icon」的理解也有不能統一的細微處;種種微調式的差異我們都保留下來了,因為我們認為,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整本書也是一個大的icon,以「隨意」、放射性的聯想組成;因此,不同的處理方式會令本身的多樣性更豐富。

另外,開始時︰我們還打算將本書劃分為iconic與專題兩部分,以較著重系統性的專題部分(有「教育商品化」和「學生組織歷史」兩個部分),給予本書(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必要的)某種重心。但因為專題部分出現了許多合併、取消、增生的情況,後來許多題目的處理方式亦不能達到「系統性」的目標,所以最後將專題部分取銷,將製作好的專題分拆為icon。

經過差不多十六、十七個月的製作,現在成書的模樣,與開始構想的圖像,並不算接近。其中一個不同,就是我們構想中的「小型icon」其實沒有製成多少,或是因為時間人力等問題而流產,或是膨脹成了中或大型icon。最後製成的icon有六十個,字數最少的大約二千,最多者二萬餘。

目錄中分為上下冊共13個部分。Sound of Silence中聯想的關鍵是「聲音」,而「聲音」的不可或缺的映襯反面是「沉默」;Sound of Silence題下的文章,往往既出現尖銳或亢奮或激昂的聲音,但同時也肯定(即使是以缺席的方式來肯定)著巨大而難以打破的沉默存在。「1與0」,暗示的是「對立」,其中首三個icon涉及針鋒相對或流矢橫飛的論戰,而「課檢」則是希望打破某些表面上的對立。「暢銷書」中,集結了一部分近年中大常被議及的論題,另一些如「美的教育」、「中文」,即使較少被議及,但回心想想,其實也是合情合理地應被重視的。「聚會」裡的「昇旗禮」與「反戰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國,和國的邊界;而「週會」和「搞搞震」,則不約而同地指向大學教育中的權威與反叛。「有野睇」讓我們看中大的展覽情況與同學自發的電影放映會。「校園結構」是以校園裡各種我們熟知或不熟知的物與事作為聯想的關鍵詞。

下冊中「群落」裡有各種不同的組織或非組織,不同性質的它們並置在一起,可能會讓我們對(校園、社會)生活的方式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成年人」裡面有老師、李國章——雖然大學生也是成年人,但相對而言,我們覺得「成年人」指的總是他們而非我們——而「政制」也通常被認為是「成年人」的玩意。「講錢的感情」裡面有些活動明火執杖地講錢,有些則否;但這些活動也不能不涉及一些(彷彿)與金錢對立的元素,感情/理想/熱誠……有時講錢傷感情,有時則否。Event以具體事件為主體,「六四」和「廿三條」都是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重的事件,而「合併」則是中大當下面對的重要問題。「我地——」指的是「學生身分」,「你好,同學仔」是十年來幾篇中大學生的思考;「drop,out」討論的則是「放棄大學生身分」這一行動。「打開眼睛」大約就是增廣見聞,所以有「電子通訊」和「大通識的小圖像」。「好易(中大)通」裡有一大堆名詞,它們的詮釋與意味著什麼,或許是有趣的問題。

編排的標準並不複雜,但也並不具體:我們考慮的是讓不同的題目能有參差對照之美,也考慮到如何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這種編排本身可稱鬆散——我們的本意,是在表述自己的編排方式之同時,指出這種編排並非唯一可行的,並鼓勵讀者為本書繪製自己的地圖。我們本想在每個稿題後再加不同的聯想路線(就如小時那種自己決定結局的「抉擇叢書」一樣),但限於時間人力,胎死腹中。希望本書(假如可以)重印之時,可以圓此心願。

另,每icon之前言由負責編輯撰寫,經編委會通過,可以代表編委會立場。至於輯中文章則只代表作者立場,其中除註明出處者外,均為作者應編輯邀請而撰,對此我們衷心誌謝。

  1. 歷史性

好的歷史書寫——不論其是否假設只有唯一版本的真實和準確——要求我們弄清楚一些關係,一些人物、機構、外圍政經、社會環境,和其中改變和反抗改變的動力之間的關係。它能仔細和詳盡地協助我們理清對以往的一些偏見;告知我們「現在」是怎樣編織出來的,和將來在甚麼情況下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還有為甚麼。

對以發掘、微觀等旗號引令的《中大四十年》而言,純粹收集已發生、有記載的事,以一條時間軸將它們串起來固然並不理想。然而,盲目收集同一時段之內,關係似有還無,似是而非的大小事,我們也不會滿意——雖然礙於資料所限,這不易做到。以上兩種形態所描述的情況也許是兩個極端,而本書的稿題便在這兩種取向之間以不同成份組合而形成的。當然,用這兩個形態所連成的一套座標來評價本次歷史書寫不過是其中一種方法,更多稿題是不期望給這套座標來評價的。

猶有更非歷史的稿題——例如「寂靜」、「語文精修」,當中有一些價值觀或提議在稿題中孤獨地豎立,質疑拷問現有的價值觀或現象。這種論述的進路並沒有嘗試考慮到其批判之問題的歷史構成過程——純粹概念上的辯論,對我們理解該問題的所在未必有太大幫助,更遑論提出改善的辦法了。這些現在還不是歷史,將來或者可能。

  1. 黃金十年

十年之前,《中大三十年》出版之時,正正就是中大落實三年制的時候;十年過去,恢復四年制的呼聲又出現了。照理解,九十年代初期,不少新學系(像工程、建築)成立,不多不少都倚靠四年制變三年制所省下來的錢;今天,政府赤字當前,教育經費快將大幅削減,人類學系已馬上有反應,找來歷史系合併,確保將來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在這種幾乎可算汰舊換新的更迭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整套大學建制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可能;我們的學術自由最終還得取決於官僚短線的教育想像跟他們有份營建的財政形勢。三年四年固然牽繫到中文大學的教育理念,但現在我們似乎回到一個共識︰四年制比三年制好,可並非因為四年制可以容納更深入的學術探研、鼓勵更多課堂以外的思考與學習,而是因為四年制之下經費削減的幅度較小——一個與人文理念無關的邏輯。政府說學習是投資是增值,報章說我們唸大學所耗費的四十萬要三年才「歸本」。財政資源,成為了我們去論述教育最不可迴避的語言、考量教育最常用的焦點。

九七以後房地產市場的大幅滑落與科網企業的旋起旋滅多少證明了我們整個城市犯了過度擴充的錯誤,教育體制也許也要付出代價;政府大幅削減副學士生資助的情態,就活像一個蝕讓離場的負資產業主。近日多間大學學生會都就政府的彈弓手大肆抗議,但問題也許未必可以這樣直接的去衝擊︰政府企圖將教育成本轉嫁到同學身上,將教育一刀切地講成投資——「今日蝕少少,聽日賺番,總之用者自付」——的抽離姿態固然卑鄙,而且不能容忍;但如果我們不顧一切的去反對削資,會不會本身就忽略了教育裏的其他與資源無關的元素,甚至多少地認同了政府選擇性的「多一分錢,教育就會好一分」的商品式論述?如果我們看看大學生對今天財赤風雲下削減綜援、削減公用醫療福利的反應,我們會否覺得自己的發聲姿態有點遲鈍,有點自私呢?我們不可沉默,但追問的也許應該是︰教資會「不把錢花光就冇下次」的撥款政策有否鼓勵大學浪費?如果有人得減薪,哪減薪的是誰呢——會是月薪數千的低級職員嗎?大學會否因此批出更多外判合約、催生更多剝削工人的僱傭關係?為什麼首當其衝給欺壓的會是學歷本來就沒有得到社會好好承認的副學士生,而不是本科生呢?進一步而言︰眼見大學令人困擾的問題這樣多,即使政府不削資源,難道我們就會有很美滿的大學生活嗎?

《中大四十年》的歷史書寫與論辯取態正是要把種種看似對決的價值組合的難題嘗試講清楚︰我們不講錢嗎?我們講錢呀講錢錢呀錢呀;但我們也不應無視其他價值。And vice versa. 可能有同學仔覺得有人搞學生會是好的,總有人要站出來,談談理想,和其他不怎麼「實際」的問題;但他們也覺得,學生會的聲音與他們無關,因為他們沒有那樣「清高」,他們樂得見到學生會擔起了「清高的理想主義者」的角色,而他們則繼續過一些「功利」的生活。《中大四十年》正正希望爭辯,這裏還有別的可能︰一個學生組織,又或一個同學的理想形象可以是一個「功利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處身一個非此即彼的處境,但更多的情形是只要願意理清事情細節,我們還有足夠的空間想像一個又一個不存有偽對立陷阱的情況——一個讓我們可以設想更多可能的位置。在歷史的紀述之中,我們希望可以更仔細地理解關係與關係、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種種張力;在議題的論辯上,我們嘗試還原各種被抑壓的價值,質問讓我們窒息的、黃金萬歲的意識型態。

  1. 新的校長.新的展望

籌備出版《中大四十年》的兩年間,中大經歷了李國章、金耀基及劉遵義三任校長。雖然這位來自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劉校長,並非由學生、校友選出來,獲委任前更連一次公開諮詢也沒有,但我們仍希望,向這位將於04年7月才正式上任的中大第六任校長,提出幾項期望。

一個能夠成功為大學籌募資金、吸納優質師資、力爭學術排名,將中文大學推上跟國際競爭軌道上的大學校長,真的可以回答社會給我們的問題與要求嗎?中文大學走上這樣的道路真的可以培養出知性基礎與人文關懷俱備的同學嗎?我們的學府應教出怎樣的學生?應有甚麼理想?追尋甚麼真理?

我們希望,在當今鼓吹「資源增值」、「成本效益」的社會洪流下,大學不致淪為職業訓練所,論文不致重量不重質,科研不只為謀取贊助。我們希望,在這個教育經費緊縮的關鍵情勢,劉校長願意尊重每一位中大人的貢獻,考慮每位中大人(以至社會公眾)的利益與感受,公開與師生、跟員工商討中大的前途。我們希望,在一個官權持續壟斷社會資源與政策的背景下,劉校長會願意,擺脫官方那種近乎自欺的聲音,深思具體歷史中的中文大學的成長,跟大家一起思考過去與將來的,種種,隱憂的時刻。

同樣都是描述校園的寂靜,小不點的〈我討厭,我真的討厭〉則充滿憤怒,要求他人的回應。這首是在94年「李滿全事件」(詳見〈簡而秘.課檢史〉)中的一篇小報,指向著校方及師長對事件的拒絕表態。〈我〉詩中的世界,對比〈倒〉來說,黑白分明且容易理解得多。這就涉及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品要製造影響和力量(尤其正面、積極、廣泛的動力),是否就需要簡化?簡化到什麼程度才叫適當?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第一百種相同的聲音〉充滿了聲音與話語,表面上與「寂靜」似乎截然相違。但根據詩題,在作者看來,這些聲音與話語都是「相同」的;詩的第一節且說「不懂說話的說話/懂得說話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即(迎新營中)被說出來的話語都是愚昧、無意義的;不妨說,這樣喧嘩的世界,其實等同沒有聲音。近年持類似觀點批評迎新營的文字其實不少,〈迎〉的出眾,在於詩中的轉折接合流露出作者對字詞與邏輯的敏感,對不同類型的語調的控制力,及極出色的幽默感。另一項難得之處是詩末隱含自我批判的意識(當然反過來說也有點過於面面俱圓);據筆者觀察,幽默感和自我批判,其實是近年一眾迎新營批判論述照顧得不太出色的兩方面。

曾有一位教授在課上說,他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時,學生都很主動發言,他很奇怪香港的學生上課為什麼這樣沉默。聽過類似說法的人相信不少,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的人相信也不少。那麼,我們的教授,對校園的寂靜也該有自己的體會了。邀中文系的樊善標教授撰文,是因為他相當懂得邀請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又似乎常遇到課室裡沉靜的空氣(大概他的學生都是對他靜靜地心生好感,卻不發言?)。無疑是希望學生們能在課堂上更活躍主動,但又不願把學生全體一棒打死為緘口不語;對現況有較為體貼的評價而且不忽略例外情況,但又嘗試提出批判——這其中顯見了作者令人敬佩的細膩和小心翼翼。樊文指出,課堂討論氣氛是師生關係、校園學習情況的重要病徵(symptom),前者的衰頹表徵了後兩者的衰頹。而衰頹的關鍵在於,大學教育(及衡量其得失的標準)已經不是掌握在學術中人的手中了——而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各種校園現象,無視其與整體社會的互動。

張歷君〈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文題已經表現了與樊文的契合。02年夏天的中大迎新營「新亞桑拿」事件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報上文章多表現各種對大學生的失望和不滿,其中呈現了社會對大學生的微妙凝視(gaze)——部分剛畢業不久的學生高舉「老鬼」身分,大嘆世風日下,在自己畢業後大學生突然就變得不可救藥了,正是最傳統的踩低人地抬高自己。張文沒有捲入當時的混戰,但無疑是對該次事件最詳備、後設、學術的分析。張文的分析工具、姿態十分(嚴肅地)學術、精英,但其論述過程、對斯洛文尼亞理論怪傑齊澤克的大幅引用、對各種論述的拆解與還擊,都可稱妙趣橫生、可以理解。像交叉呼應著樊文和〈迎〉詩,張歷君以相當理論化(表面上並不平易近人)的方式指出,喧鬧的「迎新營(事件)」其實是沉默的,是一次社會以各種機制將大學生消音的事件。而張文對大學生的同情姿態最為突出,他期望大學生能從社會的沉默裝置中掙脫出來,發出真的「惡聲」——而社會也應該醒覺到,它在要求大學生獨立思考之餘,同時在拑制著後者。個人世界的寂靜,校園的寂靜,無法與整體社會脫離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樊文和張文兩篇邀稿,約稿日期接近而收到稿件的日期相隔超過半年,其中表現的(兩種方式的?)尊重,編者衷心感謝。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歌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歌
林以亮(詞)
黃永熙(曲)

開了山 闢了地 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
我們還要不停地 我們還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

迎著風 對著浪 在學問的大海中向前航
吸收新知識心胸要開放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替大眾鋪路的橋樑 
有信心 有理想 從五湖四海聚首在一堂
我們懂得了友愛的真意

兄弟們 姊妹們 兄弟們 姊妹們 兄弟姊妹們
讓我們大家為美好的將來 為美好的將來
為美好的將來齊歡唱

「寂靜」前言|鄧小樺

寂靜—無聲音—隔絕,往往令人聯想到封閉(且也許憂鬱)的個人世界。中大校園內每日有近萬人絡繹來往,理應眾聲喧嘩;但身處其中的個人,卻是經常感到沉寂、孤獨的。劉芷韻〈倒行的鐘〉或者便是這種對校園生活(以至外在世界)感到無法理解、缺乏投入感之心態的一幅細碎而細膩的素描。劉芷韻在進入大學之前已出版過一本個人詩集,現在已經被認為是本港青年詩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持續受到年輕一代的認同,其詩風甚至頗為廣泛地影響到年輕寫作者的取向與風格。而劉芷韻作品中著墨最多的,就是對外在世界的無力感,而詩中的敘事者的自我形象幾乎都是低落的;另外,詩裡的世界並不具體但十分豐富。當然,不少人會認為這種無力的寂靜是一種近乎奢侈的自溺。然而,必須考慮的是,如果規勸者完全不能同情地理解這種心態的話,或者是未必能和這類人溝通的——而這類人通常被假設為年輕人。而對於被指斥為自溺者,如果也去嘗試接近一下對立的想法,或者對人生會有不同甚或更好的感受?

同樣都是描述校園的寂靜,小不點的〈我討厭,我真的討厭〉則充滿憤怒,要求他人的回應。這首是在94年「李滿全事件」(詳見〈簡而秘.課檢史〉)中的一篇小報,指向著校方及師長對事件的拒絕表態。〈我〉詩中的世界,對比〈倒〉來說,黑白分明且容易理解得多。這就涉及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品要製造影響和力量(尤其正面、積極、廣泛的動力),是否就需要簡化?簡化到什麼程度才叫適當?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第一百種相同的聲音〉充滿了聲音與話語,表面上與「寂靜」似乎截然相違。但根據詩題,在作者看來,這些聲音與話語都是「相同」的;詩的第一節且說「不懂說話的說話/懂得說話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即(迎新營中)被說出來的話語都是愚昧、無意義的;不妨說,這樣喧嘩的世界,其實等同沒有聲音。近年持類似觀點批評迎新營的文字其實不少,〈迎〉的出眾,在於詩中的轉折接合流露出作者對字詞與邏輯的敏感,對不同類型的語調的控制力,及極出色的幽默感。另一項難得之處是詩末隱含自我批判的意識(當然反過來說也有點過於面面俱圓);據筆者觀察,幽默感和自我批判,其實是近年一眾迎新營批判論述照顧得不太出色的兩方面。

曾有一位教授在課上說,他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時,學生都很主動發言,他很奇怪香港的學生上課為什麼這樣沉默。聽過類似說法的人相信不少,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的人相信也不少。那麼,我們的教授,對校園的寂靜也該有自己的體會了。邀中文系的樊善標教授撰文,是因為他相當懂得邀請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又似乎常遇到課室裡沉靜的空氣(大概他的學生都是對他靜靜地心生好感,卻不發言?)。無疑是希望學生們能在課堂上更活躍主動,但又不願把學生全體一棒打死為緘口不語;對現況有較為體貼的評價而且不忽略例外情況,但又嘗試提出批判——這其中顯見了作者令人敬佩的細膩和小心翼翼。樊文指出,課堂討論氣氛是師生關係、校園學習情況的重要病徵(symptom),前者的衰頹表徵了後兩者的衰頹。而衰頹的關鍵在於,大學教育(及衡量其得失的標準)已經不是掌握在學術中人的手中了——而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各種校園現象,無視其與整體社會的互動。

張歷君〈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文題已經表現了與樊文的契合。02年夏天的中大迎新營「新亞桑拿」事件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報上文章多表現各種對大學生的失望和不滿,其中呈現了社會對大學生的微妙凝視(gaze)——部分剛畢業不久的學生高舉「老鬼」身分,大嘆世風日下,在自己畢業後大學生突然就變得不可救藥了,正是最傳統的踩低人地抬高自己。張文沒有捲入當時的混戰,但無疑是對該次事件最詳備、後設、學術的分析。張文的分析工具、姿態十分(嚴肅地)學術、精英,但其論述過程、對斯洛文尼亞理論怪傑齊澤克的大幅引用、對各種論述的拆解與還擊,都可稱妙趣橫生、可以理解。像交叉呼應著樊文和〈迎〉詩,張歷君以相當理論化(表面上並不平易近人)的方式指出,喧鬧的「迎新營(事件)」其實是沉默的,是一次社會以各種機制將大學生消音的事件。而張文對大學生的同情姿態最為突出,他期望大學生能從社會的沉默裝置中掙脫出來,發出真的「惡聲」——而社會也應該醒覺到,它在要求大學生獨立思考之餘,同時在拑制著後者。個人世界的寂靜,校園的寂靜,無法與整體社會脫離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樊文和張文兩篇邀稿,約稿日期接近而收到稿件的日期相隔超過半年,其中表現的(兩種方式的?)尊重,編者衷心感謝。

關於__的二三事|奔離

原創文章

放JUPAS結果當晚正在旺角,一打開報紙發覺派獲的Major代號的頭一個數字是4!唔係呀嘛!我想入港大呀!在預科時期,心中覺得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兩間大學,而其實心中又只得一間港大,因為近西環一帶舊區和有hall住。當然,後來明白這只是一些細佬仔奇奇怪怪的想像。

當初一心想入hku的archi,但會考成績唔夠好,即使寫信叩門都沒有機會參加aptitude test,之後就轉bu ctv,但我到現在都覺得在interview時答錯野,講左d怎樣透過電影去講一故事去做一d野,無講電影本身作為藝術之類……雖然我一心想入archi,但我當時都諗唔通咁多人無屋住,做乜仲要花咁多錢設計起埋d只有一小撮人住的屋呢……

最後入了中大,這三年遇到的人和事,真係「改變」了我,亦對我的成長非常重要。(雖然唔知係未真係有成長,哈)

蕉皮踩實屎:

1.BU:CTV(cinema and television)
2.HKU:Earth Science
3.HKU:Mechanic Engineering
4.UST:Industrial Engineering
5.CU:Physics

迎新營第一天,呀組爸叫我唔好俾人知我5th choice入來(????),都有少少感覺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唔同(自己想像的),因為2/3同學是一心入物理的,而自己就碌入來咁。入到O’Camp,都唔知d人做乜係度片人。大學生就係咁?開學之後,覺得要讀好d,之後(就)可以轉系,archi,jlm…

預科時期老師建議讀下《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令我對大學和大學生都隱隱有一些模糊的幻想,大學生應該做番d野咁,大O一晚吹水,我地討論做乜要唱院歌,因為冇乜歸屬感,又唔識唱,又代表唔到d乜……傾o左成晚,呀組媽就係咁話「你地要去學生會啦,xxxxxxx」云云。

當時都只係諗大學生應該做乜,學生會應該做乜的問題,學生會可能給我答案,之後就走左去學生會的傾莊坐下。無乜出路。之後識左一些學生會的人,當時正值公安法事件,聽多了很多平時自己無聽過無討論過的野,同埋一些思考問題的方法/方式。點思考?點諗野?點諗問題呢?

第一次去了遊行,重係無申請的,初時去到都驚驚地,諗住o係側邊行下,搵下個識得o既舊莊員,行行下,已去到政總門口,好覺得遊行都係行下姐,又唔係咁大件事,洗乜搞到咁誇張,又拉人,又要申請呀?

最後,學生會正式傾莊的時候,我諗過上莊還是讀好書轉系,到最後都係決定唔傾莊勒。我斷斷續續到學生會hair下,睇下有冇野幫下手,八下咁……反而上左系會,搞下活動,玩下……都好開心架,但好少有傾得埋的朋友,對於時事、理想、社會……

year 1 1st sem全是take PHY course,2nd sem報了一個新傳系(jlm)COM course ,諗住轉系時好睇一d,2nd sem期間,去了art centre讀一個有關film的短課程,睇下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電影,因為都仲想轉去BU的CTV。

到了(01年)3月是物理節,文康活動衝了一大輪,2月又和沒見七年的小學同學出來玩了2次,之後讀書的心情沖淡了,頹了下來,都無乜上課,抄下功課咁啦。1st year兩個sem的GPA分別是2.8、2.4

放暑假前,看到學生報有個有關大磡村的專題,而我某個小學同學居住的地方又剛遇上政府要清拆。都引起我的注意和關心。我遇到中大報社的編輯,向佢拿一些資料,又到報社找了一些資料,又在這時看了一套有關大磡村清拆的紀錄片《大陷之路》。坐在觀眾席的我,見到片中房署拆屋、收地的做法,驚覺香港竟有這樣(我那時不懂形容)的事發生。記得映後分享時間,我第一個問題是「佢地房署真係咁做野架?……」難得工作人員抵死回答:「我諗錄影力量都冇咁多錢去拍出咁o既場面o既。」

之後問了好多關於大磡村的背景、清拆當時的情況,還留下了我的contact給那朋友,希望有甚麼發展就通知我。自己也去訪問了那小學同學和一些村民,寫了一份稿,有關清拆的影響(重點講社區網絡的破壞)。之後到JLM department辦轉系,有和系主任傾過下,佢都係話我成績唔夠好(係phy既成績喎)而拒絕了申請。之後份稿就投左去報社。

期間又參加了一個去廣東清遠的服務團,主要為幾間小學成立圖書館,給我們這班大哥哥大姐姐為三間小學當一天老師。一大堆「我們城市人到鄉村去會帶給那裡多大影響」的問題纏繞腦海,點解有同學會覺得自己好似好偉大咁「幫」緊他們?你「幫」佢定佢「幫」你呀?大學生覺得自己在暑期做番些有「意義」o既野,洗滌心靈,覺得自己好偉大,點解係你「幫」佢?……最後一日入村過夜就更複雜,人人係咁拿個相機影影影,當時諗,我們會否帶了一些「城市」d o野入來,帶來唔知會係點的impact給他們,佢地可能都未見過相機,點講呢……記得一位朋友在內地工作,協助農民建設水利,一位村民問她:「香港?好遠架喎,同埋好似好發達架喎,你屋企養o左幾多隻豬呀?」當時我覺得我可能做緊一些很錯的事,後來才發現之前已有香港學生來過,屋企睇廣州電視,有香港劇集,甚至聽緊謝霆鋒,都安樂d,就和村童上山,落河,落田,買冰條……

回來,因為大磡村的事而認識的朋友﹕報社的朋友、videopower(錄影力量)的朋友、學生會的朋友……在一個叫八樓的地方連繫晒這班人(事緣錄影力量的朋友話我知大磡村街坊會搞個大食會,我就去左大磡村,後來臨時改左另外一個地方,我就跟埋去,那裡就是八樓。)。

01年7月中,九龍城何家園面臨清拆。清拆最後限期前一日,我與八樓的朋友去到現場。當時,自己覺得以3rd person的位置、心態去睇下(參與)件事,作一些記錄。當晚四圍走去同居民傾偈。第二天,即清拆當天,我在現場,感受到居民的無助,房署的無理,警察的暴力的時候,心中很強烈的感覺要用錄像將它們拍下來,同時藉著拍攝不讓暴力發生,不讓警察房署亂黎。我已是站在居民的一邊,希望他們爭取合理的補償。(始終你拆了人地屋企呀……但其實居民沒有say去話拆唔拆這地方……)

之後參加了八樓的video工作坊,認識多一些八樓的朋友。「功課」係拍了四天的大O,訪問同學對O’Camp,大學生的想法等等。拍了七餅DV,已封塵……

就這樣過了暑假。呀,還有籌備Physics O’Ccamp,玩得好開心架!2nd year轉不了系,報CTV又過了期,也就索性希望碌碌下拿PHY degree。由始至終,我都喜歡physics,只是唔係咁讀囉,得閒睇下書就好,唔想係咁計計計。

02 7-8月期間也上了一個由之前art centre film course的導師為我們一班同學而搞的video production workshop,學攝影燈光製作上d o野,10-11月期間拍攝我們那30mins的故事,12-1月剪片……

而10月中又開始參予film course老師一齣關於老人家籌辦舞台劇的電影工作,每星期協助他拍下和長者綵排的情況,搜集資料……

當然還有系會的活動、學科(上課,功課)只是無乜心去上堂,take多了GEE(大學通識課),2nd year 1st sem有GEE的中哲主流思想+GEE的GPA Media+other PHY ,最後fail 1 phy course,GPA 1.47……12月尾至1月的時候正是拍攝時間,很多時間去了場地收拾打掃、協助拍攝,02年1月開始走了很多堂,也忙著剪自己的片……後來更除了experiment和一科Phy外,其餘的已走了很多堂,當然功課都沒做,也沒抄(過不了自己嘛)……

而期間接觸多了八樓,認識了一些可以傾到社會議題的朋友,諗法也多了,後來更做了八樓管委會的中大代表(八樓實為學聯社運資源中心),傾全年計劃、分工……year2 2nd sem全take phy gpa 0.18=四科3 credit的phy fail,一個1 credit的phy有c+。03年3至8月忙八樓的「工作」,主要搞video workshop,還有參與多了一些社會行動的action,討論、實踐、嘗試很多o野。這裡有班人和你一起去諗去砌去度去實踐。

3rd year暑假,department 和中大輔導組都找了我傾計,問我有咩事,當時,我已決定唔會讀physics (唔take physics course)而去take 有興趣的科目,ANT(人類學)、SOC(社會學)、COM(新傳)、GPA(政政)、MLC(文化研究)、PHI(哲學),想法、社會……諗住讀完year 3再睇下有無機會轉系……同一時間也報了APA (即演藝,無收到我,可能又犯了CTV interview的錯誤)。

期間,忙八樓的工作,有關居留權、公共空間(西洋菜街街站)、我的家園計劃、workshop、talk、文化節、放映、報紙、展覽……

year3 1st sem ANT、SOC、COM,是比較專注讀書的時間,開始自己一個食飯,在校園找資料、睇文,得閒搵人傾下計、八下……本來是很不慣一個人的,慣左食飯有人一起食,當然,慢慢慣了,更唔想多人一起,食飯都係下午茶少人的時候去吃,到了 2nd sem,ANT、GPA、SOC、COM,most are theory courses。

慢慢,路開始出來。我如果仍轉系,最可行的是ANT或SOC,但其實最好都係似HKU ba faculty的制度,在Social Science Faculty裡任我take(有關social science course),夠分就可以grad.,但現時在中大唔可能。而轉系至少都要讀多兩年,同時因為之前有fail course,讀phy又要至少讀多兩年。讀了physics已兩年,都沒有為自己這三年作過甚麼安排和計劃……有同學6個sem take 爆 21 credits,double minor,全副精神讀書,而我是不可能的。當時我覺得很想做八樓o既o野,希望未來都能花時間在社會運動上,能夠做自己喜歡想做的是人人的希望。希望生活工作都是循咁樣方向去……

我想為自己創造一個形勢,一個situation。

我成日「形」住一個學位會令我安全、得到保障。

但而家我唔想自己咁安全,生活穩定、安飽,因而也就「舒服」,為了自己的「舒服」,我已用上很多時間。

而其實很可能我的「舒服」位就是「唔安全」的狀態,但這「唔安全」可能對於我來講可能就是一個「安全」的位置,去講o野、做o野、去砌o野。(社會運動)

我想脫離錢的系統,或者怎樣不被它牽扯我的生活,(還是我正正被它牽扯著?)但我又想自己盡量牽扯這社會(車!人身在這社會,無時無刻也是影響和被影響架啦——),其實諗唔通。

有朋友對我講她有個中大讀藝術朋友也是讀了兩年後quit U,而佢在quit out前已安排好生活、工作,怎樣和家人交待……

Oh,I just don’t wanna be safe, man!

我就係唔想過咁「安排」的生活……

家人呢?家人對子女大學畢業的期待呢,花了咁多錢,唔覺得o徙咩,你讀過d書,有些諗法,就就著自己意願去決定,點向父母交代?有冇關顧父母的感受期望?這是知識霸權!

這是我的死位,一方面了解父母的期望,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當時有一股勁連父母希望子女的未來要有「安穩」的生活的觀念都要拆埋,最後都係盡量說清楚想法,但其實真係很仆街!

書院都有問我點,有咩安排去向,我回應說我已有了打算,唔會讀了。
擔心讀書的錢、時間,或者我唔想成為一個大學生……
我心中可能對大學生有一定想像,而我是不符的,我也唔想有這個身分。
雖然這個身份其實係無乜野~
不想在一個安全的位,每刻有時面對自己的生活、人生、社會。(雖然這是人人面對,同係唔係大學生冇關係。或者我已拿到我想要的。講左咁多o野,諗諗埋埋,其實我都讀o左3年大學,過左三年時間。)

簡單來講,想做一份喜歡的工作,有時間搞SM。這身分我唔需要,很想證明無這身分也有一些作為。

八樓 文化 住屋文化 人事 金錢 共管

公共空間 壓迫 管理 家人 情人 音樂

自給自足 社會運動 消費 剝削 生活 緣色

共享 自主 電影 anarchy 浪費 環境 有機耕種 資源

zaptista activist 民主 社會行動 社區 建制

攝影 Punk 簡樸 自由 性愛 錄像

現在我正在耕田,其他時間搞8樓o既o野,搞工作坊、8a報、放映、電影節、講座、演出、網頁、電台、百無聊賴……

這只是抵抗?是反抗?還是逃避?我不清楚——我為自己創造一個形勢,再走下一步。
28/8 3:11am

排版時再睇一次,發覺得自己講得幾清楚)(?)……唔……應該是冇乜講得錯……
最中的一句都係「為自己創造一個形勢,一個situation」我現正正處於這situation……  5/2/04 2145 於面臨被學聯關閉的八樓

自殺有「價」│阿勇 怨怨 阿見

原刊《中大學生》114期,2000年3月

我們曾以問卷形式訪問了百多位中大學生,問卷內容是給受訪者看一些「自殺新聞的標題」,只讓受訪者看標題,是希望受訪者能就著標題所反映的自殺理由,而表達其看法。

問卷數目: 收回問卷:121份 有效問卷:115份

分析法:我們共分了六個項目來把受訪者對「自殺新聞標題」的看法歸類。1-5表示程度之分,回答3代表無意見。

例子
1)「箍煲不成女友前跳樓亡」
注意:(很不注意)  1○ 2○ 3○ 4○ 5○ (很注意)
理解:(很不能理解) 1○ 2○ 3○ 4○ 5○ (很可以理解)
同情:(很不同情)  1○ 2○ 3○ 4○ 5○ (很同情)
惋惜:(很不惋惜)  1○ 2○ 3○ 4○ 5○ (很惋惜)
抵死:(很不抵死)  1○ 2○ 3○ 4○ 5○ (很抵死)
接受:(很不接受)  1○ 2○ 3○ 4○ 5○ (很接受)

問卷中的十六個「自殺新聞標題」:

1. 賣玉石老翁不堪被判無牌擺賣法庭內自焚身亡
2. 不堪同窗嘲弄其母兼職副業中一女生跳樓亡
3. 托子保良局 癌漢了卻心願自殺
4. 家庭主婦炒「孖展」跳樓亡
5. 愛郎醫院病逝 婦跳樓伴黃泉恩愛夫妻同年同月同日死
6. 疑丈夫「包二奶」跳樓亡
7. 迷信女生要上男孩身跳樓亡
8. 遺書沒做功課對不起父母 品學兼優升小六男生墮斃
9. 情侶失業 東堤小築燒炭亡
10. 警長吞槍死 妻哭責爛賭
11. 長髮遭母剪 女生跳樓亡
12. 箍煲不成 女友前跳樓亡
13. 憂慮讀書成績不理想 大學女生寓所跳樓亡
14. 新移民優異生自殺亡 遺書控訴港人歧視
15. 留學生失業跳樓自殺
16. 中年漢傷妻跳樓亡

綜合分析

我們歸納了幾種受訪者釐定一個自殺者是否值得同情,是否較「抵死」的標準。以下是問卷結果的綜合分析:

個人抉擇

咎由自取者不被同情

「家庭主婦炒『孖展』跳樓亡」、「警長吞槍死,妻哭責爛賭」均被列入最不同情、最不惋惜及最抵死之列。其實我們都未必那麼討厭「賭」,我們或可接受「小賭可以怡情」,只是不接受賭術不精,賭至欠下鉅款,所以「炒孖展」、「爛賭」而自殺似乎亦應被列入不同情及最「抵死」之項目內。

「荒謬」的自殺原因

「長髮遭母剪,女生跳樓亡」、「迷信女生要上男孩生跳樓亡」都在最不理解、最不接受或最不同情之列。除了因為自殺的原因不尋常(非為情,為學業等),最重要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們「不合理」。

大概大家也會贊同這些自殺者的自殺原因很荒謬,但想深一層,又是否有所謂「合理」的自殺原因?還是我們對無法明白的事,難以投入同情,便歸其類為「不合理」?另外,「長髮遭母剪」的女生情緒上的失控是一次事件所造成的嗎?「迷信女生」的事件,在廿一世紀的今天發生,還發生在我們的年輕一代身上,又為什麼?

社會的錯?上天的錯?

社會的錯──情有可原自殺事件

新移民、老翁及大學女生的自殺,似乎都歸咎於「社會責任」多於「個人責任」。新移民備受歧視與老翁不滿法庭判決而自殺,也可反映他們對社會的控訴,而大學生承受讀書壓力,則表現了個人期望與社會期望的混合。

另外,「新移民優異生」、「品學兼優小六男生」都在最同情、最不「抵死」及最惋惜之列。試想,兩者皆為品學兼優生,而都竟然選擇自殺,大家自然會容易把責任推到社會身上,即將焦點轉離內在(個人)因素,而集中外在(社會)因素,使自殺者之死變得合理和可以諒解,故大家也會特別同情。

你可以理解嗎?

1. 「愛郎病逝跳樓伴黃泉」的婦人與「箍煲不成,女友前跳樓亡」的男友,同是殉情而死,但卻同自殺不同命,前者很受同情,後者則待遇殊異。前者自殺是「真愛」,後者自殺是「無鬼用」?

2. 「迷信女生」相信人死後可以上人身,為驗証此事,她自殺死了。而「愛郎醫院病逝,婦跳樓伴黃泉」的妻子大概也是相信死後能與丈夫一起吧?這樣又算不算迷信?算不算因迷信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