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 典型

典型前言│鄧小樺

原創文章

所謂「典型」,大概指我們聯想、描述某一群體時,所採用的概括性形象、傾向、表現等等(在本專輯中,被描述群體就是「中大生」、「大學生」、「年青人」)。這當然是一種知識,它幫助我們在無限的表象與符號中,抽取部分,成就論述,作出批判。然而,它也必然是簡化的,「典型」即使作為一種洞見,是在(各種程度的)無視被描述群體的例外例子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的;於是,便有可能在遇上例外情況時,無法理解,以至造成錯失。但我們又始終需要著作為典型的知識。這該怎麼辦呢?

馬傑偉面對這問題的方式最徹底:他沒有採取編者向他約稿時的題目「CU仔女年代差異」,而是以自己讀書時(70年代)的親身經歷,一個個別故事中的男子和女子形象,去概括自己對「中大生」的印象、「中大記憶」。這種善意、感性的方式無疑是馬氏近年的一貫取向。這既是一種正面的形象(且是一個朦朧的愛情故事),其簡化也就不那麼礙眼和令人如坐針氈。

與此相反的是小門報的「標準CU仔」,其諷刺極端化、極端漫畫化、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所立足處正是「典型」論述中最暴烈的部分。本來,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始,「典型」論述多數都是意在批判的。在90年代中的小報潮裡,我們能看到的,或者是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正統血液——那種策略性的極端,及對出版事業作用的信仰。

李少南的文章無疑也意在批判,但李文是本輯文章中,最小心翼翼的。文首先以傳播學的概念,反省了典型論述必然具有成見的部分;此後,李氏對大學生的批評與建議,都是一步一回顧的——直至文末,談到大學生拍畢業照時開始手抱鮮花、毛公仔,李氏大概再想不到如何為自己的「成見」作平衡(但又不吐不快),於是便稱自己無法理解,轉向其友呂大樂教授求救,請之作社會分析——換言之,李氏在批判九十年代的大學生的種種情狀之餘,始終不願訴諸「一代不如一代」、「人的素質」這樣單純的結論。如果小門報式「典型」論述面對著千夫所指的艱難,李氏瞻前顧後的文章也讓我們看見另一種艱難。

呂大樂的文章比李少南的文章晚上差不多十年,且不知兩文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直接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不過也是一個小心翼翼地批判年青人和大學生的範例。呂文還隱隱觸及了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批判者本身的位置(position)何在。批判者的批判,會不會只是為了抬高自己——像呂氏文中引出的各種成年人搞的年青人調查,調查報告把年青人踩得一錢不值,只為了把成年人自己放到一個超然的高位,可以永遠對年青人耳提面命?呂氏本身面對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批判年青人不夠反叛,叫年青人更努力地脫出成年人的權力網。有趣的是,這種說法是因為作者呂氏意識到本身的權力位置(成年人)而作的反省(或開脫?),於是正造成了兩種現象:一是令呂氏個人添上了一種時時想要掙脫成年人身分的超然物外般的氣質;二是呂氏作為一個成年人的形象非常突出、甚至公眾化了。這就像呂氏作為社會上最常作公眾性父親論述的人,說「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他同時成就著自己「大眾父親」的形象,又時時顯示著外於這種身分位置的思考方式。

另一種(更)常見的反省自身權力位置的批判方式是,將自身放入被批判者群中,藉批判自身而批判群體中的常見現象。遠草的〈非我.非非我〉寫於93年,詩作諧擬﹝亞﹞弦名篇〈如歌的行板〉,取的正是〈如〉中一再重複的「必要」二字。遠草希望表達的是,一個唸哲學的人,在日常的瑣碎生活中,感到無所適從,無法找到重心,可重視、執著的事物一一被分解(連1997也只是「大無聊」)。遠草可被視為呂大樂所說的「fluke」,她對自身的描述乃是從頹廢中反彈的嘗試。

蘇湘的〈關於典型(和非典型)〉寫於2003年(非典型肺炎洗禮香港之後,所以便有了「非典型」一詞)。驟眼看來,〈關〉與〈非〉非常相似;不過,兩者的決定性分別是,〈非〉詩中提及的名牌(當時社會上具代表性的名牌是Esprit、Benetton、無印良品等),是構成日常生活之瑣碎的元素之一;而在〈關〉中,名牌(姑慈,應指Gucci,想想它和Benetton等在價錢上的分別)被突出,代表著商品化社會的無限複製(同時自稱是個性化的),個人已不能具有個別面貌甚至不能被認識,所以在這個層次上來說,並無所謂典型和非典型的分別。由於焦點清晰,蘇文能夠得出較積極的結論,並賦該文的隨筆式文體以社會批判式的視角。〈非〉與〈關〉的比較還可提示我們思考典型的另一角度——90年代至21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商品化大概是愈演愈烈;因而我們應更能警醒到社會商品化的病徵——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典型論述」,能夠怎樣地描畫出當時社會的什麼特徵?這些論述本身有多大程度上是典型的?再進一步,這些作者有沒有、如何地嘗試提高或者迴避自己的典型性?

這個專輯,尤其是這篇前言,不知是否應該負起探究社會結構演變的責任。然而,因為編者(同時是本文作者)並不能承擔自己的盲點以及缺乏概括、簡化演變過程的能力和勇氣,於是也沒有形成有關的洞見。於此,讀者應可更能體味到那些作出負責任的批判的典型論述的勇氣。

中大記憶│馬傑偉

原創文章

一九七九年帶著興奮的心情入讀中大。有說中大男女比較土,不及港大生的洋氣與貴氣。我想這其中有階級背景:中大生出身普羅階層的好像比較多,我身邊的同學,有些是來自工人家庭的,衣著談吐反映市井品味。又或者,是我自已生活圈子窄,身邊一個「貴人」也沒有,看出來的中大風景就比較低下階層。我家住油麻地,父親在官涌「開檔」,早上我在濕滑的街市幹活,下午乘70號巴士從佐敦返中大,在「四條柱」下車,看見同學時打個招呼,依然帶著小販的口吻道:「你條友!幾日都唔見人……」眼前的那位同學,已經是穿得比較新潮的了——燙了個爆炸頭,緊身「搾腰」恤衫,牛仔褲包緊屁股,褲腳大喇叭,還露出高跟皮鞋。他不像港大的中產優皮,只像個鄉下牛屎飛。印象最深,是他寫了篇文章故意誇張在宿舍「吞雲吐霧、飲啤酒、剝花生」,被中文老師黃維樑教授在課堂上公開朗讀,他就強作不可一世,擺出一副特立獨行的模樣。可惜他這種新潮飛仔,在中大很難奪得女同學歡心。那個年代,女生比較純品,花襯衣,牛仔褲,記憶中,從未見過性感明艷的女同學。而男生,新潮的只是少數。在校園常見男同學踏著拖鞋,T恤波褲,就像公共屋村「波地」上的街坊,只不過換了個場景,在中大飯堂以至課堂,隨便「踢拖」不會面紅。我那時就穿涼鞋西褲,鬆身恤衫,看上去十足文藝青年,還要是土頭土腦地讀魯迅的那一種,而不是抽駱駝煙飲巴西咖啡的那一種。中大生土,除了階級因素,也是地理使然。中大位處新界馬料水,單看名稱,已經沒有港大半山的殖民英氣。環境與心境,總有相通之處。在中大的第一個學期,印象最深的三兩個景象,都帶有鄉郊的文藝感——深秋明月,半掛在聯合書院外的山崖;幽暗的一條辮路,總有令人屏息靜氣的水聲與蟲聲;從火車站吐露港的小艇上,偶然會飄來一陣〈我的祖國〉的笛聲。中大的山川人物,並非摩登的城市風景。學生在實驗室埋頭苦幹,深夜一打開門就是清風明月樹影婆娑。所謂夜生活就是宿舍煲糖水,沙田吃大排檔消夜,真要新潮一點泡酒吧呢,亦只有大埔的鄉下吧可以供同學把酒論國情。說到鄉土情調,不能不說的自然是中大旁邊的赤坭坪村——一排排小屋雜亂地建於山坡旁的平地,多年來都是中大學生的另類宿舍。我是七九年入住的,一住就是兩年。深秋時份,我常常帶睡袋在天台睡到天亮,四五點夜最深的時候,天上的星密麻麻,而且像被子一樣,蓋在天上,幾乎觸手可及。那滿天的星,不知是夢見還是半睡半醒時看到的,比喝醉了還要疑幻疑真。中大的青山、高削的崖石,吐露港閃爍的陽光、八仙嶺的俠氣、馬鞍山的傲慢不群,人物地理互相牽引,令中大人傾向於理想主義,談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神秘的,人與物的記憶交織,想起中大、想起中大的日子,美善的地景總是混和著人生美好的景願。說到理想主義,赤坭坪的暑假也可一記——村內樹木茂密,蕉樹尤多。盛暑的正午時份,赤坭坪靜止的蕉葉泛著油光,暴烈的太陽令蟬聲更加響亮。學生多回家了,在暑假留在赤坭坪的,不少是學生運動的積極份子。村屋門前的空地,學生會的領袖,坐在竹椅上,手上那面白色的大摺扇,以至門前那「家事國事天下事」的對聯,都是正氣凜然,給我這個不關心國事的頹廢派做成一個強烈的心理對比。那年趁同往的宿友都不在,我把赤坭坪小屋內所有的鐘錶也撥亂了,買了足夠的食糧,借來一大堆小說,沒有時間沒有電話沒有跟任何人交談,時間停頓了,一個星期日夜顛倒,直到有天中午醒來,把關閉了多天的門推開,眼前又是那暴烈的太陽、靜止的蕉葉、響亮的蟬聲,赤坭坪的世界好像沒有改變過。中大的牛屎飛、逍遙派、文藝青年、學運領袖、以至頹廢青年,都有與別不同的泥土氣息。我在中大的社交圈太窄了,看不見優皮雅士。我所遇到的朋友之中,就連愛情故事也土氣得像鄉村傳說。話說赤坭坪住了兩個男孩,兩人份屬死黨,卻愛上同一個中大女生。那個女生我也見過,花布裙、長髮、踏著平底布鞋,笑容甜美安靜,當然她不是真的鄉村姑娘,她會跟你談一點存在主義,但討論硬崩崩的學術時仍然有樸實的溫柔。那天她來了赤坭坪,我們一伙人都不知道她究竟是來看兩個男同學之中的哪一個。黃昏時份,我們到馬料水划艇去,三男一女走下山,氣氛曖昧甚至乎有點緊張。她跟他說話時,眼睛常常張望著另一個他;她跟另一個他說話時,身邊那一個他總是心神恍惚。我在他們三人之中,只好乖乖做一個旁觀者。最後他把與女孩子划艇的權利送給朋友,當他看見他最好的朋友拖著甜美的女孩登上晃動的小艇,我見到他臉上凝重的神色。那天是秋月明艷的晚上。兩個大男孩都沒有回家。那個快樂的他送女同學離開中大到九龍去了。那個失落的他獨個兒在百萬大道徘徊。這些都是我在赤坭坪居住期間耳聞眼見的微不足道的小故事,但多年以來,我對中大的記憶,都停留在那幾個夏天和秋天純樸簡單的人生定格。

我眼中的九十年代中大學生│李少南 中大新聞及傳播學系高級講師

原刊《中大學生》93期,1994年4月20日

中大學生報老編約稿,請我談談中大學生的印象,這題目對我來說可說是易,也可說是難。易的是這個題材是我日常接觸的,可說是我生活的一部份,理應很多可以說。但難的一方面,可能是接觸中大學生頗長時間,有點過於習慣了,在沒甚麼比較的情況下,反而又覺得沒甚麼特別是我想說的。所以在久思之下,只能從兩種比較之下,浮現出現今中大學生的不同處。這兩種比較是與我自己是中大學生那時候作比較,還有就是自我回中大任教授後,八年來中大學生之前後不同之處。

在傳播學上有「鑄模成見」(Stereotype)一詞,意指我們對一些事、物、人都經常有一些簡單而不全面的印象,而這些印象也往往與事實有距離,但差不多任何人在溝通時,都不能擺脫這些「成見」的影響。因此,以下中大學生的印象也應被視我的「成見」。

首先我覺得九十年代的中大學生比較現實,理想主義的人較少。我記得我做學生時,常有些師兄跟我談理想,有一次更有位師兄問我有甚麼理想,我當時回答說我是沒有理想的,但他說怎會沒有,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的,例如希望畢業找份好工作,希望考試成績好,又例如找到自己心愛的人,這就是理想,當然為社會貢獻,為國家民族或人類做些事,亦是理想。這話給我印象很深,因為它警醒了自己原來沒有一份自覺性。我感覺(請注意是感覺,不一定是事實),九十年代的中大學生比較少談理想,不論是小理想或大理想,似乎很多同學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及為甚麼而做。

趕緊要補充的是:當然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並不一定是好事,俗語有云:「無知是幸福的」。相反來說,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可能是壞事,因為這種知覺可能是痛苦的。我只是指出這個年代與我那個年代的中大學生(1973-1979)的一些不同之處。但要說明,即使我的那個年代,「現實」的學生還是比「講理想」的學生要多很多,但沒今天的多。「現實」不是壞事,因為假若社會上太多人在談理想,這個社會通常都是處於一個動盪時代。「現實」對社會穩定十分重要。

其次,九十年代的中大學生與社會關係太密切。我的意思是受社會的主流影響太大。大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除了傳授知識外,就是推動社會進步。所謂「當局者迷」,與社會太過融入有礙推進社會。此中關係非三言兩語可交,我的看法是大學生(新聞人員亦是)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Detachment),會對社會的進步起更大的作用。趕緊補充一句是:不是要閉門造車,把自己關在象牙塔。

最後,我觀察到一點有趣的現象,就是九十年代的中大學生喜歡畢業時手拿鮮花及毛公仔拍畢業照。這是香港大學生的獨有現象,美國畢業生就沒有這回事。我們那年代根本沒有見過手拿鮮花拍畢業照的光景,在我八六年回來中大任教時,也只是少數人會這樣做,至今每逢畢業禮,鮮花遍遍,甚至男同學也花開處處,近兩年更出現毛公仔,大鐵鎚等等陪襯物,蔚為奇觀。請注意:我並沒有任何貶意。但這種獨特現象(Uniqueness)我一時未能解釋,花、毛公仔、大鐵鎚背後的象徵意義是甚麼呢?它們一定代表了一些「意義」。或許同學們能給我解答箇中原因,不然,社會學家呂大樂兄也應能給予我一點啟發。

笨與頹.年青人的罪│呂大樂

摘自《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呂大樂,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2年8月

笨與頹.年青人的罪
呂大樂

(編者按:下文分別由呂大樂先生《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呂大樂著,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8月)一書中的兩篇文章〈年青人為甚麼總是有罪〉及〈大學生的笨與頹〉摘錄結合而來。讀者如欲覽二文全豹,請參閱原書。)

年青人為甚麼總是「有罪」

在《明報》「文化長短打」這個專欄的作者之中,我應該是對年青一代最尖酸刻薄的一個。﹝…﹞

問題是:尖酸刻薄如我者,亦開始對時下有關本地年青人的評論(最常見的是甚麼年青人心態調查)愈來愈看不過眼。雖然年青一代有很多(或者應該說是太多)要改善的地方,但再差勁也不應該每次都被定位為輸家。總之,無論年青人講些甚麼話,都不會得到好的評價。

千般分析一個結果

近年每逢周末、長假期總會有一些社會團體公開發表甚麼調查報告,而年青人心態、行為模式等都是社會受落的話題,所以在各方各面互惠互利的情況下(有關的團體可以有機會曝光,傳媒則樂得有個百講不厭的話題),每個星期天都一定有批判年青人的記者招待會。關於這些調查的科學基礎和可信性,在此暫且不談。好些負責調查的機構均有頭有面,所以有關人員會嚴格執行科學調查,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假設。令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調查的統計結果,而是那些所謂「以事實為基礎的分析」。

曾經有調查顯示,本地年青人對前景並不樂觀,憂慮升學及就業機會有限。調查的分析認為年青人缺乏自信,不懂得為自己創造機會。

又有調查結果顯示,本地青年認為自己的競爭條件不遜於亞洲其他地區的年青人。他們以為自己頭腦靈活、善於應變,可以有一番作為。結果調查的分析認為本地年青人過於自信——甚至自大,沒有正確估計自己的競爭條件,容易自滿,不思進取。

最新調查資料告訴我們,大部份年青人仍以香港為他們發展事業的首選地方。調查的分析認為本地青年缺乏外向發展的視野,無膽面對中國大陸日漸開放所提供的發展機會云云。

我敢肯定,今天我們用同樣的問卷訪問上海的青年學生,問他們會以大西北、菲律賓還是上海作為發展個人事業的地方時,大多數人的答案會是上海。那又顯示些甚麼「問題」?

我從不明白負責這些調查的高層人士心中所想何事。本地年青人表現得樂觀時被認定為自大,表現悲觀時缺乏自信,總之無論怎樣的答案結果一樣「有罪」。本地的年青人永遠不會因為樂觀而表示有自信,悲觀而表示審慎。要指定他們有問題,怎樣的統計數字一樣可以帶來同樣(事先設定)的答案。﹝…﹞

大學生的笨與頹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大學生(更準確地說,大學生的質素)成為了社交應酬的一個話題。讀過大學的人在酒會上碰面,可以大談「一蟹不如一蟹」;而沒有讀過大學的人,則可以暢談怎麼現在的大學生讀了大學等於沒有讀過。無論是怎樣的組合,我們都可將時下大學生作為一個話題——而談話內容通常都是圍繞著他們是如何不濟。

其實,我很怕這類社交應酬的交談。不替學生講一兩句好話,好像對他們有點兒不太公平(真的,校園裡叻人不少。至於我是否喜歡這些醒目仔女則是另一個問題),但要舉出例子,說明他們應該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是未來的社會希望,又真的有點吃力,因為他們某些作風不一定容易為二十五歲或以上的人所理解。

所以,遇上這類場面,我都會顧左右而言他。這並不是因為我想迴避,而是要討論時下的大學生,應從另一個切入點入手較好。

坦白說,新一代大學生令我感到憂慮的,倒不是他們比不上上一代(這個代與代之間比較的討論,是一個熱門話題,卻又最沒有意思),而是他們的自我倒退。

我想說的是,這一代大學生比不上他們中學階段的自己。

近年我留意到一個現象,就是一些在中學階段當過領袖生的同學,走進大學後便明顯地減少了社會參與或社交活動,生活退回到一個很細小的圈子裡去。我又見到一些在中學時期曾經辦書展、搞社會服務的同學,踏進大學校園之後,卻可容忍那些賣文具、書籤、海報多於推廣讀書的所謂書展,或者對世事漠不關心。

直接的說,我們的大學生似乎每天在退步,愈來愈遠離他們昔日的自我。

這是今天大學校園及校園文化最嚇人的地方。那些由同學、屬會一手一腳計劃、籌備、聯絡、安排,到實際執行的交流團、訪貧問苦、認識社會的活動,差不多已經從校園完全蒸發。更常見的是各類大件夾抵食的「套餐式」活動。同學的主動性、承擔、投入減至最低,他們參加的都是由別人安排妥當的活動。

由學生及學生組織為主體的校園以及超越校園(例如到內地交流)的活動,已日益罕見。甚至連同學暑假外遊,都是一起報名參加「豬仔團」(吸引之處也是大件夾抵食,而購物亦是重要考慮),而不是三五知己攜著背囊,乘夜班火車遊神州大地或遠走歐美。

曾經在中學期間努力爭取學生活動及社團享有更多的自主、自由的空間,曾經很有衝動去見識一個更大的世界的前中學活躍份子,一踏進了大學校門,便參與了這個集體自我倒退的過程,令今天大學校園學生活動的內涵與質素,比不上近年在本地中學所見的情況。我敢說:有些中學生組織所辦的活動,比我在大學校園所見到的,更能體現同學的心思和參與。

令我覺得奇怪的是,為甚麼大學生甘心如此。論活動的參與,時下的大學生樂得有校方或其他組織為他們提供服務。「從過程中學習」的教育概念已不再是時髦,特別是那些考驗個人耐力的雜務、不斷重複的常規工作。大學生所追求的是「即食式」的參與。論學術方面,現在的同學們流行「鬥頹」。

怎樣才真真正正算是頹,我暫且不理。但頹並不是fluke。前者是放軟手腳,後者多少會要求大學生有點小聰明,懂得走精面,知道(儘管可能只不過也是一知半解)如何將論點、意見有系統地表達出來。頹是一種半放棄的態度,fluke則是自覺考試只是一場遊戲,要懂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頹是主觀上覺得有很多事情已不再在個人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內,而fluke則仍有反客為主、反敗為勝的念頭。

大學生的頹之所以令我感到憂慮,主要是因為大部份同學頹得一點兒也不快樂。這也是說,其實頹並不好玩,同時也不能給同學帶來滿足感。可是,儘管如此,以「鬥頹」為榮者,仍然大有人在。

在我個人看來,之所以愈來愈多大學生「樂」於「鬥頹」,那是因為他們太笨——笨得竟然會相信成年人所講的說話,以為大學教育的真諦在於為他們到勞動市場搏殺作好準備,為他們提供入職前的訓練(所以一定要主修與未來理想職業對口的學科),為自己未來事業的前程準備一份光彩的履歷。

整個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基本上都是與大學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馳的。表面上,特區政府及各界社會人士講甚麼要趕上知識型經濟,要大學生提高競爭力,但實際則是將大學教育全面功能化,任何沒有經濟效益或實質回報的均受到排斥。

難得的是,大學教育機構樂於奉迎。更難得的是,大學生也自願趕上這種社會主流,恨不得愈快趕上愈好,只怕讀過大學之後,無法打印出一份夠體面的履歷表。現在的大學生就是在這樣完全自覺不快樂的狀態下,度過他們的大學生涯。

說來奇怪,他們對自己處於一種不快樂的狀態有著非一般人所有的能耐。愈來愈多大學生覺得每年迎新期間的活動很無聊,例如Happy Corner,但翌年他們當迎新組長時,又帶頭照玩可也。

有些學生覺得上了大學之後仍要為成績唸書毫無意義,但結果還是安全至上,免得日後成績表不夠體面。憑個人興趣來決定選科的同學,已變成了校園裡的異類。

時下大學生就是有著這種莫名其妙的逆來順受的本領。

儘管逆來順受,儘量滿足成年人對他們的要求,但最後仍沒法享受傳說中「玫瑰園」的美好。放棄了興趣、理想,選讀了一門所謂的實用學科,以為這會對未來前途會有所保障,結果只是撲了一個空——對不起,宏觀環境改變了,一切都再無甚麼保障、確定性可言。在大學的幾年裡,機關算盡,過去這樣可以炮製出一張最具競爭優勢的履歷表,但最後發覺也無法滿足僱主的要求——對不起,隨著社會的轉變,已出現新的標準和要求。

現在大學生的困境是千方百計遷就各界的要求,因而放棄原來的自我或個人的興趣、性格,同時頓覺前路茫茫,焦躁不安。

沒有想過的是:他們這一代是否應另尋新的價值、新的人生道路?

他們對成年人所設定的人生大計毫無懷疑,但無論如何努力,都是幾面不討好。努力學好兩文三語、往內地做實習、到過外國交流,卻被嫌棄欠缺社會關懷,個人性格模糊。一心以為做義工可以配合學校的要求,同時可在履歷表上包裝形象,到頭來又嫌所唸學科未夠專業,與職業不對口。他們大概還未明白,「真理在敵人手裡」,不斷將龍門門柱移位的,是有話事權的成年人。

與其向一個不斷會移動門柱的龍門射球,不如做回自己,找尋自己真心所想的。

非我,非非我!? Beings–>P^~P│遠草

原刊於《中大學生》88期,1993年4月

戀愛之必要
床之必要,Condom之必要
失戀之必要,扮不在乎天長地久之必要
希望與失望,還有絕望之必要

著ESPRIT,買SHISHIDO,逛逛LOFT之必要
無印良品與無良印品之必要
迴轉壽司之必要
沙爹牛肉之必要
LEVI’S 501之必要
BENETTON之必要

走堂之必要
寫PAPER之必要
無聊之必要
好很無聊之必要,大無聊1997之必要
自言自語之必要

拉屎AND PK之必要
上帝與菜肉雲吞之必要
魔鬼與嘉綠仙之必要

曖昧,糾纏,無奈,疲倦之必要
荒謬與白痴之必要
叛逆,加野花之必要
飄泊,傾倒,輕鬆,悲劇之必要
抓緊,永恒,沉重,輝煌之必要
反對媚俗卻又無法根除媚俗之矛盾之必要

虛弱之必要

因為我真的很虛弱,真的!
但總落在扮堅強,扮灑脫之必要之中
其實是我不敢再執著,不敢去要求——係!Fine!好呀!
唔緊要!無所謂!是但!求其!你話啦!

……其實,我很累了!
但生活仍然,依然,應然,定然,實然的飄盪在大氣之下,
uncertainty之中
……鬧鐘響了,起床,刷牙,洗面,梳頭,拍緊膚水,塗口紅,
一切……一切……
是必要之必要or非必要之必要
我——實在分不清——真的!
*而既身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註)

註:﹝亞﹞弦先生〈如歌的行板〉詩句

關於典型(和非典型)│蘇湘

原創文章

典型在盒子裡被制造,貼上標籤,並放在大型超級市場裡出售。典型的顧客來到,以典型的手拿取典型的貨幣,購買,帶回典型的家,成就典型的風景。

非典型在牆角裂縫裡生長,孜孜地伸展。非典型的腳步經過,非典型的眼光看上,拿取,到了非典型的窗台上,向著典型的街道示威。

這天,典型和非典型隔著街互相望見,一剎驚疑不已,怎麼好像在照鏡?!

旺角百老匯對香港電影節。好景、家樂和中環Soho。蘋果東方信報明報號外壹本便利龍虎豹Him。一支卡地亞珍珠還是萬寶路,甚至紅雙喜、中南海?幾米火拼黃玉郎。Nike Adidas Polo Camper Red Wing Burburley……艾慕杜華、王晶、家衛、埃索、無比、拉闊、綠田園、深圳、台灣、法國、斐濟…

和平、自由、愛。

有什麼還買不到?有什麼堆不上我的身,妝不了我的臉?有什麼還沒有被包裝出售,平賣大平賣?

我站在街角,看見Hip Hop少年,看見師奶,看見麻甩佬,看見靚仔靚女,看見有型人士,看見老土怪,看見……十蚊一件的T恤,嗯,不過著得好好睇。哇,姑慈新裝!不過carry唔到呢……

亞嬸,我認識妳嗎?
路人,我認識妳嗎?
同學,我認識妳嗎?
朋友,我認識妳嗎?
情人,我認識妳嗎?
自己,我認識妳嗎?

我生活在這個嘈雜的時代,想像著過去很美,想像著未來很美,從中找到多少理由憤恨現在,厭棄眼前的…,…,和…。時間就是這樣過去,我只剩下自己,在滾滾泥石流中孤單地仰望飛昇離去的路徑。

觀望—假想—批評—發表—消費—滿足—失落—退縮—站起再原地坐下—自說自話—牢獄。所以,抵死!

但是,我還是有一點點不想死得這樣抵死。所以我遠遠地拿來別人的話語︰
「當你在一塊鏡的另一邊砍一下,這鏡便不再是鏡,而成了一塊水晶。鏡只能讓你從這一邊看,水晶卻讓你從不同的方面都可以看得透。
鏡是要來砍的。
水晶呢,水晶是要來碎滅的…這樣我們才可到達另一面,再另一面,再另一面……」

一條墨西哥靚仔,查巴達遊擊隊副指揮官馬高斯的話語。
別人的話語,是否可以成為我的話語?
原地站立痛;碎滅當然也是痛的。我,又會不會真的容許
別人的話語成為我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