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文:梁瑋庭

廿九年過去,我們無法抹去赤裸而沉重的歷史脈絡,我們不曾忘懷血腥而駭人的暴力鎮壓。然而紀念八九不僅旨在回顧當時,更要藉箇中啟示窺探前路,延續此場波瀾壯闊的社運之歷史意義。近兩個月的天安門佔領中,種種細節均值得日後的運動作借鑑。

一如其他佔領運動,天安門除了充斥著激昂呼喊、嚴肅絕食,還孕育了所謂「嘉年華」——白晝時肅穆正經的廣場,夜晚時一片喧鬧輕鬆,彌漫著狂歡痛快的氣息。在搖滾音樂會裡,平日生活和白天佔領時壓抑的情緒通通釋放:青年抱起結他,指間傾瀉出奔騰澎湃的樂曲,旋律疾馳到在場群眾心中;音樂注入學生、工人體內,他們全都按著節奏搖擺、拍手,盡情地用力高歌,拉起身邊人一起跳舞。當時天安門四君子之一侯德健肯定了這部分對整個運動的價值 [1] ,甚至一度稱八九民運為「自我解放運動」,深信如斯活動能讓民眾表現被規限的自我。然而,相似的情景在今天的香港卻被批評為掩蓋抗爭目的和本質的「嘉年華」。為了尋找運動中「嘉年華」的重要性,筆者訪問了2011佔領中環時被指責為「被社會遺棄」的一群「唔正經、無訴求」的人——在匯豐樓底嘗試共治社區後,一起經營自由定價「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蘇波榮)的幾位成員:Denise、Yentl和陳寧。
[1]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所謂「嘉年華」,不過是佔領中的日常

2011年10月,香港幾個左翼團體響應佔領華爾街的全球呼籲,在國際金融中心舉辦了反資本主義論壇。部分參加者聚起來討論應如何部署下一步,於是佔領的想法逐漸形成。他們移師至匯豐總行大廈,Denise、Yentl和陳寧都參與其中,在那裡逗留了十個月。既然開闢了一個短暫屬於他們的空間,他們便不斷作出嘗試,希望體驗平日難以實行的天馬行空。那些幻想頓成真實,他們在花叢裡耕種、於扎營處培植芽菜、舉辦自由學社;也有將此精神帶離匯豐,去認識不同的勞工團體和義工、聲援罷工和反國教等。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改變空間本身的用途,跳出日常的運作,聚集起長時間逗留的人群。於特定的佔領期間,此區域本質上已被顛倒,這裡發生的一切也同樣在本質上具顛覆的意涵,讓人活出正常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模樣。

受壓抑的生活形態,佔領中自我解放

佔領中環的六四聲明指,他們堅持想要發掘的是「這個一直質問生活是否必要如此、不斷向既定的『現實』尋釁的可能性」 [2] 。
[2] 〈《要求平反,不如造反》——佔領中環六四聲明〉

所謂可能性並非為試而試,而是為了向平日的規限挑戰,釋放被囚禁的自由。正如侯德健所講,青年藉瘋狂的搖滾樂吶喊,在歌聲和舞動中展現對靈魂被釋放的愉悅與渴望,因為「文化和大陸制度都想用集體主義扼殺個人」 [3] ,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讓人民只懂得為國家服務,而從來不會亦不敢思考自己的事情。今日的香港,同樣受資本主義、權力分佈、教育制度等規範抑壓,讓人看不到社群關係與個人的其他可能性,又或者即使對此清楚明瞭,亦缺少打破框架、實踐未知的機會。
[3]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在社會架構底下,群體與個體的可能性被收窄。你我之間總是因高低有別而得到不一樣的對待,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注定薄弱;可以選的也不多,個人能力和意願總是被迫趨向「大眾化」。我們有的像Denise、Yentl,一直以為小時候聽到爸媽回憶互信互助的鄰里關係是童話,從不相信可以和身邊的人凝聚起來、共同為某些東西奮鬥,然而二人卻透過佔領看到突破現狀的可能。Yentl過往以為佔領就是坐著發呆,在現場卻發現整件事和自己參與的更多可能,發掘到不曾留意到或重視過的能力,例如主動與其他人聊天、討論,或是將大家的想法寫成字句,讓更多人接觸和理解。我們有的像陳寧,即使一早已意識到所謂「集體精神」、「常規」只是以制定「成功」所需的條件來剝奪個人的自我認同,卻難以在社會制度內作出自己喜歡的選擇。他指平日生活中要「打工、搭地鐵、食唔好食嘅茶餐廳」均讓人抑鬱,而佔領的空間、時間、同伴卻讓可能性得以發酵。Denise指佔領匯豐時開始尋找全職工作以外的可能性,有時接零散工、有時兼職或無業等……在佔領區認識到更多人、更多的示例,促成這些一直蠢蠢欲動卻以為不可能的想法。

佔領區中的點點荒誕、狂野,正是日常中被壓抑的可能性,然而它們的本身都是我們每個人需要釋放的情緒和思潮。侯德健這樣理解八九時青年的搖滾樂:「青年人沒感到被四九年的建國『解放』,向毛澤東、鄧小平要求時卻被拒絕,當時只得發泄:為什麼你能解放我,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4] 每一次的佔領亦有這樣的一部分,解放既是訴求,也是在特定場域內嘗試實踐的行為。如果沒有高歌代表自己想法(而不受政權認可)的搖滾,也沒有實現日常中被制度埋沒的生活方式,那麼這個訴求根本沒有被完全地表達、展現,佔領的空間亦沒有發揮其意義——只是呆向綑綁你的人空呼口號,卻沒察覺自己也在綁著自己。
[4]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不單一的抗爭

抗爭本身就不只一個目的,既是在爭取政府回應,也是在佔領中尋求可能。這些嘗試不一定被大眾認同,正如2014年佔領旺角時他們打邊爐、打乒乓球,有人批評他們行為不當,不符合佔領唯一的目標:爭取真普選。但Denise卻指不會主動剔除「嘉年華」的行為,因為這些生活化的場景不單是自然而然,更是她會留守佔領區的原因:探索可能性。不幸地,摻雜娛樂性的佔領區卻被定性為狂歡的嘉年華,抹去了領域本身的可塑性。

問題往往不是出於一個大魔頭身上,也不可能是點對點解決後就一切變得美好。陳寧表示無法認同一種政治思考的過程,凡事只從目的和策略入手,以為是完善的解決方法卻忽略了其他因素。很多運動都是指向改善政府的政策,於是只衝著政府反抗,卻忘了還有其他持份者影響著事情的發生。即使我們爭取到真普選,但民主必然會發生嗎?實際上種種因素阻礙了人們參與民主決策,譬如是保守家庭中的女性沒有發言權、工人的聲音總是被資本家掩蓋⋯⋯所謂真普選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制度上的變革根本不足以達成民主。我們應整體地去理解社會脈絡,也應整體地去理解自己、改變社會。正如Denise所指,抗爭沒有單一的敵人,變革的起點應該源於自身,著手「做一個自己覺得正嘅世界出嚟」,重新塑造一個有各種理想條件的社會,而不是執著於現況中的每一零件逐件修理。何謂理想世界?陳寧指,佔領匯豐的十個月都並非為達到單一政治目的,而是努力做溝通的工作——抗爭的多元在於:摒棄對社會的單一理解,透過溝通去發現各種問題、並一同商討符合大家想像的社會。

共治生活可以這樣發生

佔領,如陳寧所言,其實是「創造一個大家一齊傾、一齊尋找生活方式嘅空間」。除了生活方式的本身可被重塑,與人溝通相處的模式亦值得重新思考與實驗。佔領匯豐時,他們早、晚都會各開一次會,一個處理瑣碎日常事務,那些一起住要留意的衛生、煮食問題等;另一個處理一些與意識形態相關的,從概念、實際層面分析共同生活的目標、方法等。每次都會通知在場所有人開會,只要願意參加都歡迎與會。從來沒有誰是當然委員,也沒有誰是被排除在外。不論人數,少至十幾個也好,多至四十個也好,甚至是七十個,只要圍成大圈,手執麥克風便可抒發意見。他們人多,但也不採用投票機制,不願以多數人的意見剝奪少數人的聲音。經過討論,大家理解共識機制會耗費時間解釋清楚、商討方案,但也同意最起碼無人反對的才能算是共識。有人嫌棄低效率的機制而離場,也有不斷加入的人且作嘗試。

改變必需共同參與

如果抗爭要為世界尋求改變,那麼每一個體的聲音都必須被聽見、調和。「溝通重要,因為想改變世界要同其他人一齊改變。」陳寧如是說。每個人看到的社會都不一樣,每個人理想的社會都不盡相同。抗爭之中,不少人覺得要代表自己,所以不要大台、不必討論,只需要衝著自己的目標。然而他人卻能補充自己的不足,例如看到自己沒見到的目標,或會補足我們以為完善的社會構想,使改變計劃更為整全。也有人知道溝通重要,卻無法放下成見真正溝通,正如在佔領匯豐的初期,大家只是滔滔不絕地各自表述偉論,急著把各人按立場、派別標籤,卻沒有聆聽過彼此的想法和原由。事實如斯,我們無法否認他人的存在和聲音,反而在開放自己、接觸他人的過程中,對身處的社會撞擊出更多的理解、更不一樣的想法。如Yentl所言:「最理想就係唔同人、唔同嘅小群體,都努力去試自己相信嘅方法,然後大家可互相參考、互相刺激。」

生活與溝通纏繞並生,共同建立堅實的並肩關係。佔領之中朝夕相對,身旁的陌生人頓成朋友,閒聊生活間了解各自口味、喜好,在開會討論中理解彼此的價值觀。生活之中,討論不斷發生。佔領匯豐期間無數次談至深夜,從個人的背景、條件去理解不同人的分析與判斷,了解彼此對衝的理念和方式有何想法、底線何在。他們不是與一班似乎有著相似想法的人在抗爭,而是互相有整全的認識、理解身邊戰友的血和淚,一同為大家共同而各自希望建構的社會作戰。Yentl說,這是真正的「一齊」,是「堅實」的感覺——這份從生活和溝通而來的熟悉連結起每一伙伴,他們都知道大家為著甚麼而奮力,清楚身邊的那個是一個怎樣的人。她說她也是從「菜園村」的街坊關係中學習和理解堅實,「有事發生時唔使單打獨鬥;前線衝完,後面係有人可以補位,或是有人會煲個涼茶大家下下火;甚至被拆村、傷心失望嘅時候,都可以走埋一齊嘗試共同搬村嘅可能」。即使運動最終沒有成功爭取「不遷不拆」,凝聚起來的集體卻沒有被瓦解,一同面對接踵以至的難關。共同生活、彼此理解,讓抗爭的組織仿佛自動完整,連情緒也會被照顧到——一切一切,都是基於溝通的基礎。

即使是急速而激烈的衝擊行動,也需要事前的溝通。行動者在不斷累積溝通下,培養出默契。Yentl指「運動中必然有熱情、直覺時刻,同哩班朋友可以係一個眼神就一齊衝」。這不單是因為本身的熟絡,而是建基於經驗和溝通所累積的信任。每次衝過後再聚必然會交換大家的想法,在各自的位置留意到甚麼、對下次衝的建議等。在來回的溝通過程之中,對彼此的理解和關係不斷加厚,讓嘗試的可能性能持續擴大、延續。

佔領從沒有完結:抗爭回到生活

佔領運動完結,對生活可能性的想像與討論卻未結束,他們決定搬到別處,延續實驗。匯豐清場後,友人租借的社區二手店遂成Denise、Yentl、陳寧等人的聚腳點,後來他們將友人的舖位發展成infoshop,找來偏門的書讓人借閱,藉由分享資源與社區建立連繫,再建立素食合作社。在這裡他們繼續開發生活的可能性,讓食客自由定價,又一直作各種嘗試,譬如是開始種菜而減少買菜。Yentl指出這裡成了一個平台,來吃飯的人似乎都在期待著一點點不同;繼續在此處與不同的食客溝通,未有停止發掘生活方式。他們的日常生活顛覆著固有的規範,仿佛成了抗爭。最令他們意外的是,與社區產生連結,和街坊變得熟絡;那些本來只有很少人信奉的「可能性」,始埋下種子,逐步扎根。

德昌里素食合作社內有一橫幅:「如果燭光沒點燃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紀念六四,所謂延續並不止於每年一次的憶記,更在於如何承傳當中的精神。若燭光也點亮八九當時搖滾音樂的畫面,讓我們聽到他們解放自我的吶喊,那我們也應當察覺到內心的悸動,嘗試衝破眼前處處的鎖鏈。不然,我們的紀念就只是把它視作歷史事件,把他們的靈魂永遠埋葬於那夜。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