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不是佔領的口號，而是佔領的本身

訪/文：梁瑋庭

廿九年過去，我們無法抹去赤裸而沉重的歷史脈絡，我們不曾忘懷血腥而駭人的暴力鎮壓。然而紀念八九不僅旨在回顧當時，更要藉箇中啟示窺探前路，延續此場波瀾壯闊的社運之歷史意義。近兩個月的天安門佔領中，種種細節均值得日後的運動作借鑑。

一如其他佔領運動，天安門除了充斥著激昂呼喊、嚴肅絕食，還孕育了所謂「嘉年華」——白晝時肅穆正經的廣場，夜晚時一片喧鬧輕鬆，彌漫著狂歡痛快的氣息。在搖滾音樂會裡，平日生活和白天佔領時壓抑的情緒通通釋放：青年抱起結他，指間傾瀉出奔騰澎湃的樂曲，旋律疾馳到在場群眾心中；音樂注入學生、工人體內，他們全都按著節奏搖擺、拍手，盡情地用力高歌，拉起身邊人一起跳舞。當時天安門四君子之一侯德健肯定了這部分對整個運動的價值 [1] ，甚至一度稱八九民運為「自我解放運動」，深信如斯活動能讓民眾表現被規限的自我。然而，相似的情景在今天的香港卻被批評為掩蓋抗爭目的和本質的「嘉年華」。為了尋找運動中「嘉年華」的重要性，筆者訪問了2011佔領中環時被指責為「被社會遺棄」的一群「唔正經、無訴求」的人——在匯豐樓底嘗試共治社區後，一起經營自由定價「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蘇波榮）的幾位成員：Denise、Yentl和陳寧。
[1]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所謂「嘉年華」，不過是佔領中的日常

2011年10月，香港幾個左翼團體響應佔領華爾街的全球呼籲，在國際金融中心舉辦了反資本主義論壇。部分參加者聚起來討論應如何部署下一步，於是佔領的想法逐漸形成。他們移師至匯豐總行大廈，Denise、Yentl和陳寧都參與其中，在那裡逗留了十個月。既然開闢了一個短暫屬於他們的空間，他們便不斷作出嘗試，希望體驗平日難以實行的天馬行空。那些幻想頓成真實，他們在花叢裡耕種、於扎營處培植芽菜、舉辦自由學社；也有將此精神帶離匯豐，去認識不同的勞工團體和義工、聲援罷工和反國教等。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改變空間本身的用途，跳出日常的運作，聚集起長時間逗留的人群。於特定的佔領期間，此區域本質上已被顛倒，這裡發生的一切也同樣在本質上具顛覆的意涵，讓人活出正常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模樣。

受壓抑的生活形態，佔領中自我解放

佔領中環的六四聲明指，他們堅持想要發掘的是「這個一直質問生活是否必要如此、不斷向既定的『現實』尋釁的可能性」 [2] 。
[2] 〈《要求平反,不如造反》——佔領中環六四聲明〉

所謂可能性並非為試而試，而是為了向平日的規限挑戰，釋放被囚禁的自由。正如侯德健所講，青年藉瘋狂的搖滾樂吶喊，在歌聲和舞動中展現對靈魂被釋放的愉悅與渴望，因為「文化和大陸制度都想用集體主義扼殺個人」 [3] ，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讓人民只懂得為國家服務，而從來不會亦不敢思考自己的事情。今日的香港，同樣受資本主義、權力分佈、教育制度等規範抑壓，讓人看不到社群關係與個人的其他可能性，又或者即使對此清楚明瞭，亦缺少打破框架、實踐未知的機會。
[3]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在社會架構底下，群體與個體的可能性被收窄。你我之間總是因高低有別而得到不一樣的對待，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注定薄弱；可以選的也不多，個人能力和意願總是被迫趨向「大眾化」。我們有的像Denise、Yentl，一直以為小時候聽到爸媽回憶互信互助的鄰里關係是童話，從不相信可以和身邊的人凝聚起來、共同為某些東西奮鬥，然而二人卻透過佔領看到突破現狀的可能。Yentl過往以為佔領就是坐著發呆，在現場卻發現整件事和自己參與的更多可能，發掘到不曾留意到或重視過的能力，例如主動與其他人聊天、討論，或是將大家的想法寫成字句，讓更多人接觸和理解。我們有的像陳寧，即使一早已意識到所謂「集體精神」、「常規」只是以制定「成功」所需的條件來剝奪個人的自我認同，卻難以在社會制度內作出自己喜歡的選擇。他指平日生活中要「打工、搭地鐵、食唔好食嘅茶餐廳」均讓人抑鬱，而佔領的空間、時間、同伴卻讓可能性得以發酵。Denise指佔領匯豐時開始尋找全職工作以外的可能性，有時接零散工、有時兼職或無業等……在佔領區認識到更多人、更多的示例，促成這些一直蠢蠢欲動卻以為不可能的想法。

佔領區中的點點荒誕、狂野，正是日常中被壓抑的可能性，然而它們的本身都是我們每個人需要釋放的情緒和思潮。侯德健這樣理解八九時青年的搖滾樂：「青年人沒感到被四九年的建國『解放』，向毛澤東、鄧小平要求時卻被拒絕，當時只得發泄：為什麼你能解放我，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4] 每一次的佔領亦有這樣的一部分，解放既是訴求，也是在特定場域內嘗試實踐的行為。如果沒有高歌代表自己想法（而不受政權認可）的搖滾，也沒有實現日常中被制度埋沒的生活方式，那麼這個訴求根本沒有被完全地表達、展現，佔領的空間亦沒有發揮其意義——只是呆向綑綁你的人空呼口號，卻沒察覺自己也在綁著自己。
[4] 卡瑪（導演）：〈六四 天安門（3小時紀錄片）〉

不單一的抗爭

抗爭本身就不只一個目的，既是在爭取政府回應，也是在佔領中尋求可能。這些嘗試不一定被大眾認同，正如2014年佔領旺角時他們打邊爐、打乒乓球，有人批評他們行為不當，不符合佔領唯一的目標：爭取真普選。但Denise卻指不會主動剔除「嘉年華」的行為，因為這些生活化的場景不單是自然而然，更是她會留守佔領區的原因：探索可能性。不幸地，摻雜娛樂性的佔領區卻被定性為狂歡的嘉年華，抹去了領域本身的可塑性。

問題往往不是出於一個大魔頭身上，也不可能是點對點解決後就一切變得美好。陳寧表示無法認同一種政治思考的過程，凡事只從目的和策略入手，以為是完善的解決方法卻忽略了其他因素。很多運動都是指向改善政府的政策，於是只衝著政府反抗，卻忘了還有其他持份者影響著事情的發生。即使我們爭取到真普選，但民主必然會發生嗎?實際上種種因素阻礙了人們參與民主決策，譬如是保守家庭中的女性沒有發言權、工人的聲音總是被資本家掩蓋⋯⋯所謂真普選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制度上的變革根本不足以達成民主。我們應整體地去理解社會脈絡，也應整體地去理解自己、改變社會。正如Denise所指，抗爭沒有單一的敵人，變革的起點應該源於自身，著手「做一個自己覺得正嘅世界出嚟」，重新塑造一個有各種理想條件的社會，而不是執著於現況中的每一零件逐件修理。何謂理想世界?陳寧指，佔領匯豐的十個月都並非為達到單一政治目的，而是努力做溝通的工作——抗爭的多元在於：摒棄對社會的單一理解，透過溝通去發現各種問題、並一同商討符合大家想像的社會。

共治生活可以這樣發生

佔領，如陳寧所言，其實是「創造一個大家一齊傾、一齊尋找生活方式嘅空間」。除了生活方式的本身可被重塑，與人溝通相處的模式亦值得重新思考與實驗。佔領匯豐時，他們早、晚都會各開一次會，一個處理瑣碎日常事務，那些一起住要留意的衛生、煮食問題等；另一個處理一些與意識形態相關的，從概念、實際層面分析共同生活的目標、方法等。每次都會通知在場所有人開會，只要願意參加都歡迎與會。從來沒有誰是當然委員，也沒有誰是被排除在外。不論人數，少至十幾個也好，多至四十個也好，甚至是七十個，只要圍成大圈，手執麥克風便可抒發意見。他們人多，但也不採用投票機制，不願以多數人的意見剝奪少數人的聲音。經過討論，大家理解共識機制會耗費時間解釋清楚、商討方案，但也同意最起碼無人反對的才能算是共識。有人嫌棄低效率的機制而離場，也有不斷加入的人且作嘗試。

改變必需共同參與

如果抗爭要為世界尋求改變，那麼每一個體的聲音都必須被聽見、調和。「溝通重要，因為想改變世界要同其他人一齊改變。」陳寧如是說。每個人看到的社會都不一樣，每個人理想的社會都不盡相同。抗爭之中，不少人覺得要代表自己，所以不要大台、不必討論，只需要衝著自己的目標。然而他人卻能補充自己的不足，例如看到自己沒見到的目標，或會補足我們以為完善的社會構想，使改變計劃更為整全。也有人知道溝通重要，卻無法放下成見真正溝通，正如在佔領匯豐的初期，大家只是滔滔不絕地各自表述偉論，急著把各人按立場、派別標籤，卻沒有聆聽過彼此的想法和原由。事實如斯，我們無法否認他人的存在和聲音，反而在開放自己、接觸他人的過程中，對身處的社會撞擊出更多的理解、更不一樣的想法。如Yentl所言：「最理想就係唔同人、唔同嘅小群體，都努力去試自己相信嘅方法，然後大家可互相參考、互相刺激。」

生活與溝通纏繞並生，共同建立堅實的並肩關係。佔領之中朝夕相對，身旁的陌生人頓成朋友，閒聊生活間了解各自口味、喜好，在開會討論中理解彼此的價值觀。生活之中，討論不斷發生。佔領匯豐期間無數次談至深夜，從個人的背景、條件去理解不同人的分析與判斷，了解彼此對衝的理念和方式有何想法、底線何在。他們不是與一班似乎有著相似想法的人在抗爭，而是互相有整全的認識、理解身邊戰友的血和淚，一同為大家共同而各自希望建構的社會作戰。Yentl說，這是真正的「一齊」，是「堅實」的感覺——這份從生活和溝通而來的熟悉連結起每一伙伴，他們都知道大家為著甚麼而奮力，清楚身邊的那個是一個怎樣的人。她說她也是從「菜園村」的街坊關係中學習和理解堅實，「有事發生時唔使單打獨鬥；前線衝完，後面係有人可以補位，或是有人會煲個涼茶大家下下火；甚至被拆村、傷心失望嘅時候，都可以走埋一齊嘗試共同搬村嘅可能」。即使運動最終沒有成功爭取「不遷不拆」，凝聚起來的集體卻沒有被瓦解，一同面對接踵以至的難關。共同生活、彼此理解，讓抗爭的組織仿佛自動完整，連情緒也會被照顧到——一切一切，都是基於溝通的基礎。

即使是急速而激烈的衝擊行動，也需要事前的溝通。行動者在不斷累積溝通下，培養出默契。Yentl指「運動中必然有熱情、直覺時刻，同哩班朋友可以係一個眼神就一齊衝」。這不單是因為本身的熟絡，而是建基於經驗和溝通所累積的信任。每次衝過後再聚必然會交換大家的想法，在各自的位置留意到甚麼、對下次衝的建議等。在來回的溝通過程之中，對彼此的理解和關係不斷加厚，讓嘗試的可能性能持續擴大、延續。

佔領從沒有完結：抗爭回到生活

佔領運動完結，對生活可能性的想像與討論卻未結束，他們決定搬到別處，延續實驗。匯豐清場後，友人租借的社區二手店遂成Denise、Yentl、陳寧等人的聚腳點，後來他們將友人的舖位發展成infoshop，找來偏門的書讓人借閱，藉由分享資源與社區建立連繫，再建立素食合作社。在這裡他們繼續開發生活的可能性，讓食客自由定價，又一直作各種嘗試，譬如是開始種菜而減少買菜。Yentl指出這裡成了一個平台，來吃飯的人似乎都在期待著一點點不同；繼續在此處與不同的食客溝通，未有停止發掘生活方式。他們的日常生活顛覆著固有的規範，仿佛成了抗爭。最令他們意外的是，與社區產生連結，和街坊變得熟絡；那些本來只有很少人信奉的「可能性」，始埋下種子，逐步扎根。

德昌里素食合作社內有一橫幅：「如果燭光沒點燃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紀念六四，所謂延續並不止於每年一次的憶記，更在於如何承傳當中的精神。若燭光也點亮八九當時搖滾音樂的畫面，讓我們聽到他們解放自我的吶喊，那我們也應當察覺到內心的悸動，嘗試衝破眼前處處的鎖鏈。不然，我們的紀念就只是把它視作歷史事件，把他們的靈魂永遠埋葬於那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