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nternationale
(受訪者均採用化名)

悼念烏魯木齊死難者是Akirua第一次參與的政治行動,「國內都敢示威了,如果我在香港都不做的話,我會對不起自己良心。如果國内沒有人説話,我是不敢參與的。」他提到在國内讀書的朋友也在校園塗鴉,被抹去之後再噴,後來校方乾脆圍上水馬,「他們在這種環境下都敢做,在香港也好像沒那麼可怕了。」他調侃道。

關注烏魯木齊死難者是出於擔憂和同理,自從2020年官方開始以焊門鎖門管控,禁止居民離開住所,加上自己家裏也曾經被圍封,「大家知道早晚會出事,現在是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今天不是我,明天也可能是我」。

Akirua本來預想本地人會對內地議題冷漠,更加害怕會有「小粉紅」攻擊,跳出來撕走海報,這次經驗卻有這麼多本地生和內地生參與,全是聲援的聲音,是與預期不同的感動。「因為人多勢眾吧,很多人有勇氣站出來。」

//政治化//

Akirua的家人屬於自由派,曾參與八九民運,在耳濡目染下,自小對官方説法有所質疑。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身在内地的他特地從學校自習溜出去,看蘋果日報的網上直播,「示威者佔據馬路,當救護車來了,人群就像拉鍊一樣,救護車過去,人群就在鼓掌,我印象特別深刻。」——他發現運動與內地的主流宣傳不一樣,也因此產生來港讀書的想法。

「選擇中大也有一點朝聖的感覺,當然這不能跟家人說。」雖然因為運動而來到中大,但在2021年的香港,社會和校園氣氛相對寂靜,Akirua也沒有參與過直接行動。去年12月,他看到民女附近有圍欄施工,產生不祥預感,但最終也因為要忙功課而只是路過悼念現場。

從旁觀者到今次的參與,Akirua直言恐懼,「我之前也不敢出頭,不想做第一個跳出來的人。老實說之前還想local同學先幫我們出頭,因為中印象是local同學被找麻煩的機率會小一點,後來才知道大家都一樣。這件事還是靠我們内地同學做。」

情緒驅動下,Akirua準備了文宣在現場派。他的手微微顫抖,着急匆忙地散一大疊白紙,不是因為熱情或積極,而是恐懼——擔心會被搜查到身上有一大堆紙。但他忘了別人也會派傳單,沒辦法下只能把多出來的紙放在物資堆中。

Akirua認為很多人被社會重擔壓倒而不敢發聲,他作為既得利益者更加要站出來。編輯不解,「我當然是個既得利益者」,父母有體面工作,有能力支持他從跨省讀高中,每年花20萬在香港讀書,所以更加應該發聲,不應沉默。雖然Akirua半開玩笑地說「投胎投得好本來不是他的錯」,但既然權力與義務是對等的,在不損害自己的利益下,他會辦法幫助別人。「坦誠地說,如果我看到警車,我也會跑。但既然今天我的利益沒被威脅,那為什麼我不多做一點?」

//未來//

「現在可能我們看到的人還不多,大多數人都很軟弱,但總有一刻會覺得可以隨大流(發聲),大家都在等這一刻。一開始可能沒有這個契機,但它一旦出現,就會變成我應該做什麼、我要和別人做什麼、要拉動和我類似的人一起做,就會像滾雪球一樣。

這次的示威可能已經結束,但是每一次都是被看到的種子:上次是逛Twitter和BBC的人會看到四通橋消息;富士康逃離工人回到村子裏會口耳相傳;今次是亮馬橋、烏魯木齊中路、海珠廣場附近的居民,也會如一顆種子般埋在心裏——還能幹這種事?」

回應來自香港的惡言,「我做這些事是為了内地同胞,不管誰怎麼罵,只要我問心無愧就夠了。許多中國人,包括我在內,19年對香港都不是仇視的心態,只是迫於環境不敢出聲。也因此如果有香港人把中國人的一切行為劣化為「民族性」加以仇視,那我還是會在心裏罵你的。而且我相信在民主社會,這種人站不住腳的。」「我也能理解香港人,如果是我,看到内地這麼多污言穢語,我也會血壓高,這都要互相理解,在互相對罵一句傻逼之後,然後想一下能不能取最大公約數,始終我們有共同的訴求,一起爭取。如果你實在不願意來,我也只能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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