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繁華社會沒告訴我的
文:very melon

記得去年入學時,十分慶幸自己終於考進了醫科。自幼家中不是很有錢,很多想買的東西卻沒有錢。現在只要好好讀書,趁在還不太忙時盡情玩樂,畢業後便可以變成「中產」,和家人過一些豐足的日子。當時會有這樣的想法,與我的家庭背景十分有關。

母親和姐姐鮮少提及政治,更不會去投票或遊行。抱著只想安穩渡日的心態,普選、高鐵那些都彷彿與她們無關。一家人看新聞時,看到罷工、反遷拆等等議題,便會說那些人「阻住經濟發展」,投以不贊許的目光。耳濡目染下,我自然也成為了政治冷感的人。記得有一次在七月一號搭車到銅鑼灣,卻恰巧遇上遊行隊伍,結果遲了整整一小時才能下車。那時我氣得不得了,毫不明白為什麼香港天下太平,那些「on9仔」還一年又一年地上街阻住地球轉。

直到上了大學, 我還是抱持著這種心態——畢竟大學裡頭不是讀書便是玩樂消費,我也樂於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開學近半年以後,我也變成了我先前所說的「on9仔」。

那是從第一次到學生報傾莊開始的。其實我並不太感興趣,只是陪友人去看看。只是覺得那裡的人好像挺有趣的,便又孤身多去了幾次。他們談的議題很廣泛,性別、房屋、政治都有,我對這些認知很少,故近乎沒有發言,只是在一旁聽著。慢慢地,我開始意識到這些議題的切身:我們日常所遇到的問題如塞車、高樓價、學制……都是政策實行的後果,而我們透過參與政治,是可以改變這些政策的。所以政治和民生其實密不可分。

因為開始有了興趣,我上了學生報的莊。記得那時剛剛才上莊,就遇上了貨櫃碼頭工潮。我與碼頭工人一起訓街,一起生活,看著他們如何抗爭,如何被老闆壓迫,我不願從碼頭離去,結果在碼頭待了整整十天。與碼頭工人相處的時光,讓我終於理解那些上街遊行的人的心態。

香港從來都只有表面的繁華,在城市陰暗面活著的那群人,每天長時間在做著高強度的勞動,換取微薄的薪酬過活。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與休息,就只有一點點時間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根本就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這種情況是我從來也不曾理解或仔細想像過的。那刻開始,我第一次確切地想幫助他們——這群一直被壓榨的弱勢。一方面是因為,作為一個未來的醫生,我將不用為基本生活擔心,所以自覺對基層有一份虧欠;另一方面,我為他們所面對的種種不公深深感到不平。雖然有了這份決心,但要如何開始向目標進發,是在報社裡學到的。

行動是一種直接的方法,所以我們會去五一遊行、六二六居港權集會;寫文章是種間接一點的方法,但卻可以改變其他人的想法,我們在學生報寫了不少文章,希望可以讓同學關注勞工等議題。我的生活習慣也慢慢改變了:開始不喝可樂,不買Starbucks,減少買百佳……種種改變都和一年前的我是多麼的不同,我甚至連對將來的看法也改變了。

從來以為只要醫術精湛便足以成為一個好醫生,可以在中環開家診所,休閒過活。但原來一個不問世事的醫生,根本就像不曾在這個社會裡活過。看著基層醫療服務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為什麼大家又會想把診所開在中環賺錢呢,為什麼就不可以開在屋村裡頭?錢少一點,但起碼我會活得開心。

我從不覺得現在的我為工人們做了什麼,或許我只是從什麼都不做的人,變成一個會出力的人。有時候去遊行,看見街上的清潔工人汗流浹背地工作時,我會感覺到無力,彷彿做的事情都不能改變些什麼。但我想我不能放棄吧,因為那些繁華社會沒告訴我的,不時在我腦海裏迴響。

一切從做義工開始
文:愛因思考

相信很多人都會做義工,上到大學有很多機會「上莊」搞活動,由學生當組織者,我便上了一支做社會服務的莊,希望身體力行幫助他人。不少人或會以為策劃活動、幫助別人是簡單的事,包括我在內;但當我策辦第一個活動之後,卻大大改觀。

那時我打算舉辦一個以印巴裔中小學生為對象的活動,考慮到他們往往難以適應中國文化,我便想到跟他們在中秋節一起玩,順便教他們一些廣東話、成語故事。我打電話去一間服務多元社群的機構,希望跟機構合辦活動,豈料負責人小姐向我潑了一臉冷水。她告訴我,現在的少數族裔學童,很多都是土生土長、讀普通學校的,雖然日常生活還是依照他們自己的傳統,但中國文化對他們而言絕不陌生。另一方面,他們的中文可能較差,但是日常溝通問題不大,只是在考試時才特別遜色。這就關乎教育和考試政策有沒有充分照顧少數族裔的需要,不能透過一兩次節日活動改變的。負責人小姐叫我再想清楚,少數族裔真正面對甚麼問題,怎樣才算幫助到他們。

這件小事讓我上了一課,原來幫助別人不是想像中簡單。中學的時候通常是由老師組織活動,我們當參加者,學習不同人會面對甚麼問題。可是輪到我們自己去籌備活動,如果對不同群體的認識不足,就很容易想出不切實際的構思,到頭來只是完成一個又一個愉快的探訪、遊覽、義教、義賣,形式化卻幫助不到人,浪費大學裡的資源。

我意識到,必須裝備好自己的腦袋,了解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情況,搞義工服務才有意義。所幸上到大學,接觸社會議題的機會幾乎俯拾皆是,包括課堂上可以學到社會理論,每星期都有針對不同議題的講座,學生會又會邀請同學討論時事。而且,升上大學後時間多了,容許我學習很多以前不曾關注之事。

暑假期間,我到了一間關注綜援和低收入人士的社區機構實習。這類機構的主要工作是接觸街坊,跟他們討論政策。有一次我負責帶一班中學生去探訪一個住劏房的基層街坊,跟她談了半個小時。她說,不管是食物銀行、租金資助,還是電費補貼等等一次性措施,幫助都不大,轉眼就花光了。只希望政府多建公屋,實施長遠生活補貼,才是對他們有用。我回家後反思,做義工通常都是一次性,長期一點也不過一兩個月,有些深遠的問題是幫不到手的。譬如說住劏房捱貴租,哪個義工幫得了手?而他們面對的問題愈是深遠,義工的幫助就愈顯得無力。解決辦法,只有從政策層面著手,拆解導致房地產價格高昂的地產炒賣。如果我們有幫助弱勢的心,應該只去做義工,忽略背後的政策或社會問題嗎?

回想一開始上義工莊,想法很簡單,就是覺得有空餘時間就去幫助他人。後來發覺,需要對社會不同群體有充分認識,搞活動才有意義,但愈認識得多,便愈看到做義工的不足。這好像很矛盾,但其實不然:做義工可以幫助人舒緩表面的問題,或者帶給人快樂;但要根本地解決問題,就要從政策入手。這是程度深淺的分別而已,道理其實很簡單。

大半年過去,現在我覺得做義工只是最基礎的一步,值得去做,但很多不足。大學生既然有時間、知識,應該去思考怎樣推動深層改變,做得更多。

我實在不明白…
文:林君穎

你哋喺度做乜鳩?

我總結一年大學生活,得出這一句話。

由副學士升上大學,我由社科轉到夢寐以求的文化研究系。記得一位講師曾說:「選擇文化研究的人,都有改變世界的熱忱。」正在細聽的我,心頭為之一震,因為他正正道出了我的使命,而我亦期待與文研同學一起改變世界。

不過很快我便認清了事實,感到失望無比。的確,系內有一些熱衷社會事務的同學,但只屬少數,更多的,是「平時唔係點理,大事先企吓出嚟」。姑勿論社會,就算是本科的學術,也不見得有多少人認真研讀。學習氣氛薄弱,導修課dead air是常態,提出讀書會、討論會往往只有幾個回應。不少人勤力讀書,但只是為了考試和做功課。

心灰意冷之際返回宿舍,只看到嘻哈玩樂的景象,牆壁貼滿活動宣傳照,宿生會又竭力遊說你參與這比賽、那活動…吖,點解加宿費又唔見你遊說宿生去諮詢會嘅?回到房間,倒臥在床,打算小休一會,怎料才合上眼睛,樓下就傳來擾人的dem beat聲。我真的很想呼喊:你班大學生攞咁多資源喺度做乜鳩?

我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但我確實對這種氛圍感到不滿。在這樣的氣氛下,多有抱負的人也會被惰性侵蝕,與社會愈加疏離。其實我都想玩,但周遭總有事情令我「哽住哽住」,不能灑脫地拋開。我相信每人都有類似的經歷,心裡藏有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需要多,一個就夠。我亦是從一個課題起步的。

幼年探索身體的經驗奠定我在「性別」的長征。不論是刺激下體的快感,還是同性成可慾對象,都和我學習的「常識」不同,我覺得自己唔係好對路。這個疑惑纏繞我好幾年,其後透過不同途徑蒐集資料,才令我對性別議題有更深刻的領悟。隨著成長,我對性別以外的問題起了關注,由青年至教育至政制。雖然種種問題的構成原因不同,但我面對的心態都一樣:遇見不公,先是憤慨,繼而渴求改變。與此同時,我與家人的價值觀起了衝突。

我出身於中產家庭,父母退休前是公務員及教師,家姐做過民建聯,現職中聯辨。在這樣的家庭成長,正常來說我會被「訓練」成建制右派,我卻完全相反。成為家裡唯一的「叛離份子」後,我時常與家人爭論,例如曾就爭取民主和父親吵得面紅耳赤,但這也驅使我閱讀不同新聞和文章,務求反駁他們的觀點。梳理不了的,我以為能帶到大學與同學討論,從中得到啟迪,殊不知…

幸好還有報社。打開報社大門,彷如到了另一個世界。不論是環境還是人,都使裡面的氣場與中大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相碰之下,我自覺學識淺陋,十分渺小。以前我對基層和勞工缺乏認知,只會遊遊行,抗抗議,十足「離地中產」。進入報社後,我才接觸更多「落地」議題,例如重建、居港權問題,並參與碼頭罷工,嘗試填充空白的一塊。有了傾訴的對象和疏通的渠道,我的「哽住哽住」舒緩了些,不過轉頭又因認識增多而有了新的糾結。

我總以為,只要有顆求知的心,就會看得見社會上的荒謬,就會有追求知識的慾望,就會有改變世界的衝動,好似美少女戰士咁,「替天行道,儆惡懲奸」,締造更平等的社會。眼見大學的氛圍,無力感油然而生。你們不是看不到不公,又不是沒有感受,又不是沒有機會行動,卻只安坐於此,甘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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