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改變生命，生命改變世界── 訪問楊秀卓老師

訪問：陳秉鳳／郭英東

整理：陳秉鳳

楊秀卓老師，於基督教信義會心誠中學任教藝術教師十五年。在教育生涯以前，他是一位藝術家，舉凡油畫雕塑裝置藝術行為藝術都有涉獵，以藝術批判社會而被廣泛認知。他亦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今年的八九民運特刊，我們請他談談在他眼中的藝術、教育和社會。

八九六四．不再離身的民主運動

八八年，楊秀卓三十多歲，剛辭去十多年的會計工作。同年，他的父親患上癌症，他與父親在八九年春夏之交，花最長時間就是在電視前收看北京民運的最新消息。父親因病不能說話，看著熒幕只能搖頭。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八號風球。中共將北京天安門示威定性為「動亂」，他在電視前再坐不下去。及至維園，人頭是黑壓壓的一片，每人頭頂著風雨，往新華社進發。那次遊行和以往楊的遊行經驗不同，滿城風雨、國內告急的同胞、同路人一樣激憤的心情，他覺得自己成為了當時民運的一份子。以往楊也有關注中國事務，看《七十年代》、《百姓》雜誌，以藝術作品回應民運人士被捕事件，但都止於關注。八九民運之後，他看著中國多少學生和年青人以性命作賭注以求國家改進，才認真思考了有關自己、香港與國家的問題。

藝術．社會．紅色楊秀卓

七十年代的金禧事件、八零年反對兩巴加價，楊秀卓已有參與其中。若說社會關懷是楊一生不曾改變的核心，藝術則是他往後才發現的伯樂。廿七歲，楊重拾幼時所愛，修讀了一個港大校外進修課程，學習藝術創作。後來更認識到藝術判批社會的龐複歷史，致令他往後一直專注於這個範疇。 1980年魏京生被捕，他的回應作品取名《1984》，於籠內有一個真人大小的人像，頭被斬掉，半邊腦袋不知何去何蹤，表達極權底下人的生存狀況。另一件雕塑作品主角是一個高大的男人，在下陰部用避孕套套上棉花，寫上「繁榮」和「安定」，題為《大阿哥有兩條小小的賓周》，諷刺香港人在中英談判其間完全沒有發聲的位置，硬是被人套上強盛的幻象。而對本土的生活形態，他也有嘗試作出描述及批判，1984年他的畫作《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就在密密麻麻的房子堆裡，繪上像鬼的一個又一個人臉，沒有希望的生存空間，和沒有希望的人們。

政治性強，意識大膽，是楊作為藝術家被注目的開端，但作品多半放在博物館裡展出，他對讀者又有何想像？楊說他開始創作後幾年，也有意識到博物館是有階級投射的場所，一班有閑階級，在感覺高雅的藝術館閒逛觀畫，不見得有多少願意面對社會問題。於是他也以作品回應藝術場所的階級性。1986年，他畫了一幅高八尺的畫，一個男人在接著自己排出的糞便，名為《The Artist》，另一件作品《籠中的自戀者》，則有一男一女，男的含著自己的陰莖，女的把頭塞進陰道，楊指，要來看展覽的人，看清楚自己的面目。1992年楊做過一件名為《對話》的藝術品，放在香港藝術館，兩個相對而立的收音機，中間地面鋪上鏡子，每天保安員都要開著收音機，一個播中文電台，一個播英文電台。來到藝術館的人得不到安靜，走進藝術館內被迫面對藝術館外的世界。

1987年他做了他生涯裡少數一次行為藝術，該作品一直被視為他的代表作。在八九民運發生前的十幾年，楊秀卓在同一公司當會計文員，訪問時他仔細地畫下辦公室的平面圖給我們觀看，三百呎的辦公室裡只有一面牆上有一扇不能看到外面的磨沙窗戶，室內擺滿辦公桌、傳訊機器、文件櫃和互不溝通的人，那是他被「牢禁」的年代。

早前楊所創作的裝置藝術作品，無論題為如何，都會以籠包裹，不停重覆「牢禁」的意象。到87年他希望為這個意象做一個總結，於是將最後一個物件──自己，也放到籠中，兩天，他把自己塗成野獸，對著拿紅酒杯的觀眾發狂咆吼。在他心中無論是個人前境、文化藝術氛圍、香港前途都在一個進退失據的困局之中，作品一次過釋出他的「困獸」能量。

Cage & People (1987)

楊的創作時期亦是香港政局最不穩定的時期（1980-1997）。他的作品不斷回應中國極權統治及在港的民生困苦，兩者以中港關係的不明朗，及港人身份的模糊貫穿，並以困局的意象一次又一次讓讀者進入無處可逃的空間，共同思考現況與未來。這就是楊秀卓作為藝術家的運作邏輯，他希望透過藝術品作為中介，批判社會，改變觀眾的想法，帶來社會進步的契機。

作為一個藝術教師

當了十多年藝術家，楊在九六年踏進人生另一個階段。無疑，他多年積累的社會批判透過豐沛的創作力放在香港人眼前，可是當時間過去，他覺得社會並沒有變得更好，或許透過藝術品去接觸觀眾仍不夠直接，於是他決定把「楊秀卓─藝術─社會」裡的「藝術」拿走，建立「楊秀卓─人─社會」的另一種模式。

於是他去了當教師。

四十三歲，他再次從大學走出來，人到中年，一頭長髮，零教育經驗。友人介紹楊到心誠中學任教，面試成功，他二話不說從坪洲搬到粉嶺，十五年教學生涯由此開始。

初教學的十年，楊老師爭取教中一生，他希望從少時開始教好學生。很快他便看到現實，學生不懂分數加法、啪丸、跟大佬、家庭破碎。他除了教學外還擔起陪伴他們成長的角色，跟學生午飯、和學生到處去、端午節和學生補習英文、家訪時聽父母哭訴、甚至替學生向家長爭取多一點點零用錢。一天工作十幾小時，他眼中的目標是教好每一個學生。

他和我們談起上年要學生做的幾件作品。開學第一件作品要同學做張慰問卡，給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死難者家屬，他希望學生懂得關顧苦難中的人。第二件作品以玻璃做素材，他在泥頭車工會的朋友口中聽說以回收玻璃做環保磚，他希望學生找更多使用玻璃的可能，同時讓他們思考環保和資源運用的問題。另一件作品更複雜，他要學生去找四件東西：到網上找一個香港掌故、和爸媽做一次訪問、記下自己童年的社區經驗、去找有關香港的圖片，將這些東西拼湊成作品。有學生貼一個口罩代表非典型肺炎，有學生找來天星皇后菜園村的圖片，也有學生將蛋撻塞到曾蔭權的口中。每一件作品都代表學生的本土意識，楊希望他們學會認識和愛上香港。

中四中五的學生修藝術，楊第一堂課就對他們說，藝術不是空白的形式，是由個人、社會至世界推展，透過作品展現的生活態度。楊老師定期抽課堂討論他們關注的事件：日常生活、戀愛、社會事件……學生未必全部都對社會時事關心，但即使是講男講女，還是可以借機會談愛情、婚前性行為、性別議題等等。同一時間楊要學生做從前未做過的練習去鼓勵他們思考與創造，如讓學生去燒一些什麼。有些學生燒校服、有些燒成績單、有些燒焦膠手槍繞上白花寄語和平。從自身出發，探索社會和世界，不忘人文關懷，大膽創作。

藝術教育的形式、藝術科的彈性讓楊秀卓比任何人都貼近學生。當學生要進行創作，楊就可以要他們循序漸進地看清楚要?述或描寫的人事物。藝術的思考模式讓我們脫出主流社會的思想「牢籠」，再三拷問我們可以怎樣理解自身的處所，透過不同的重新?述建構公民的雛型。除了藝術本科的教授，楊也帶學生出去看展覽、講座、不同社區裡民間團體所辦的活動、社會運動現場、六四晚會。然後以同樣的方法和學生討論，開啟學生的思路。

我們問到他，覺得從前火爆的楊秀卓現在在哪。他說那是人生階段的轉變，特別像現在他年紀漸大，連教書的魄力也沒有開始時那麼多。但當我們再一次檢視從藝術創作的十幾年到藝術教育的十幾年，他投放的心力不單是不相伯仲，甚至更有韌力。與其稱之為某種能量的消逝，更具象的去說那是一種力量的轉化，變得深邃而綿長，散落在每一個學生身上。縱然再多汗水的辛勤耕作，未必能換來相應的收成或回報，但楊的魄力和決心是無庸置疑。我們又怎能不視之為另一種革命的可能？

先有公民，才有藝術家

近日的課堂上，楊老師放映有關艾未未的紀錄短片和學生一同觀看，在週會上讀艾未未講過的話。他說每次講社會時事，他都是以播種的心態去做，不硬塞邏輯給學生，而是和他們討論和分享。

誰說老師是尋常的職業？楊秀卓在教師的框架底下搞革命，唯有改變了人，才有機會改變社會，他如此深信，並以他深信的藝術教育學生。

他的學生逐漸步入社會，社會上亦有一班藝術公民冒出，尋找被失蹤的艾未未：比人高的草泥馬、扮演河蟹的少女、被禁止的塗鴉，以各種出其不意的方式聲援維權人士。就此楊感到非常鼓舞，以往藝術家不多為社會事件集體發聲，在他印象中這是多年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從前他做創作希望改變社會，但由那時開始，他始終認為藝術家的身份不應先於公民，我們是公民就有義務為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公民藝術家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講議題，深化思考，讓遊行示威更精彩。他記得在皇后時題在碼頭的大字、在菜園村學生在地上畫的小花和村民牆上貼滿的抗爭照片，大大小小的藝術品讓人有更多切入點去認識和感受議題，為硬橋硬馬的論述和抗爭打開入口。

談到社會現狀，楊也非常擔心，香港的經濟及規劃上與內地日益緊密，近月瘋狂的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他擔心整個香港會在五十年不變的限期前消失。他所想到的出路只有群眾，最好是工會發動工業行動搗破整個社會的運作邏輯，要不就靠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去聚集群眾，近年的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菜園等等社會運動也是他的希望：更多人會出來。

塗紅色的滿地

六四二十二年，楊在學校中每年也會以不同方式和學生討論。上年帶學生討論時，副校長忽然長篇大論希望學生要先讀好書云云。做不一樣的事，當然不可能沒有阻力，但楊也讓學生們自己接續下去討論分析。這一兩年六四晚會人數增加，多了年輕人出席，楊一面覺得看到希望，一面擔心這只是潮流，或變成大部份人讓自己感覺良好的民主節慶，回到日常，可否再繼續下去，才是重點。

楊秀卓對我們說，現在別人稱呼他為藝術家，他都會連忙否認，他更喜歡別人稱呼他為藝術教師。他的身份不斷轉移：學生、打工仔、藝術家、藝術教師，而從來沒有改變的公民身份，讓他思考如何以個人力量去改變社會。由創作出發，到駐?學校，憑著自己的魄力，堅信藝術啟迪人心的力量，期盼群眾有一天會讓社會變得更好。訪問當天我們在紅色陽傘下談了好久，地上全是鳳凰木落下的花瓣，他揹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布袋。而我彷彿看見，作為藝術家／藝術教師的楊秀卓這麼多年來的從沒間斷，拿著畫筆或一幅幅紅布將他的伸手所及塗成紅色，及至遠不可見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