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
文︰ Jeffiu

這一年,是香港各大學首年接收三年和四年制的學生,可謂震古鑠今,前無古人。不少人都知道多年前,中文大學是四年制的,但轉為三年制當中的過程卻鮮為人知。從一次改制,可以觀察到不少校方、政府、學生的角力和思維,並自我反省。能否從中汲取教訓或啟示,或得到個人的成長,就看你們——閱讀這文的同學——的造化了。就讓小記娓娓道來,這次有如史詩般的四改三。

盤古初開之時……

中文大學於 1963 年成立,採用的是四年制。課程除主科外,還有通識、「學生為本」(Student-orientated Teaching)、自由選修、副修制度等 [1]。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相較進步的國家,亦是推行四年大學教育的。當時香港大學——於殖民時期成立,全港第一間大學——是「英國式」的三年學制。兩所大學的收生與中學的教學語言有很大關係。即是說,如成績夠高,英文中學的學生接受五年中學教育和兩年預科課程後,多數會入港大讀三年;中中學生讀了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後,大部分會入中大讀四年。

後來,殖民政府提倡重英輕中的政策,加強市民對殖民地文化的認同,矮化母語及其相關文化等,中文中學的數量因而不斷減少。因此英中學生選擇了入讀中大。可是,這些英中學生只讀完中六就離校,所謂的兩年預科教育就變得不完整,不符英中教育本意。統一中學和大學學制似乎在所難免,為日後的事件埋下種子。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大成立具有強烈的反殖民意識。早年的中文運動、反對英人歧視等,中大由師生到管理層,均積極參與。港大卻專注培育本土殖民政權接班人,反差甚大。殖民政府豈不視中大為眼中釘? [2]

戰鼓響起 第一次抗爭

港府從年制入手,開始向中大開刀。1977 年 11 月發表了〈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提到幾項對教育體制的建議。其中一項是設立共同中六課程,作為兩間大學共同入學考試之用,也就是要統一中五後讀的是一年還是兩年,所以建議中大轉為三年制(醫科除外)。這除可以節省資源外,入讀的學生人數能進一步增加約四百多個。

這些都只是說得漂亮的話,實際是對大學教育的一大打擊。首先,大學四年制的課程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改制變相把一年大學生活放在中學,這是說不通的。大學與中學的學習模式、師生比例、教學資源等,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怎可說改就改?政府說要增加大學收生,很好,但這得犧牲中大四千名學生一年的學習機會,一點也不值。宏觀而言,政府是想提高大學生比例,但為節省資源,所以把大學課程縮短一年,減少開支。另一邊廂,港大校長黃麗松曾評論︰「站在教育原則及教育理想的立場上,四年比三年好」。如果政府說要統一入學試,港大轉為四年也可以啊。可惜在殖民政府眼中,中大才是需要改變的目標。

這些建議激起中大師生的反感,指中大轉制的話將無法維持創校「通才教育」[3] 的理念。1978 年師生發起罷課,並自發舉行研討會。其中「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集會有二千六百人出席,會上李卓敏校長宣言維護中大理想,隨後校董會決定堅持四年制。政府也作出妥協,表示十年內不重提「四改三」。

暗渡陳倉

很可惜,政府公然違反承諾,在 1978 年透過 UPGC[4] 向中大建議醫學五年制。醫學院可收兩類學生︰理學院修畢一年學業的學生、校外高考合格的學生。同時取消醫科生修讀語文、通識、選修課等規定。這與中大原來堅持的醫科六年制相違,但中大教務會在大多數師生不知情下接納建議。當時校園的主流意見認為,若醫學院「失守」,政府便會順理成章要求中七生直接升讀大學二年級,變相改制。同年 11 月,學生會發動靜坐示威,逾千位同學齊集新亞圓形廣場,就醫學院改制爭取校方與 UPGC 談判。到了 12 月,一個校方和學生各五名代表的臨時小組成立了,共商改制事宜,後來達成共識。本希望翌年 2 月交由教務會通過,及上呈 UPGC 審批。可惜校方與同學就應否公開方案出現分歧,因內容涉及校方與政府的談判。結果消息由同學洩漏出去,小組自行解散。最後該年的收生大部分為理科轉科生,修讀五年。名義上,醫學院成功維持六年制,但只是苟延殘喘地活著,五年制似乎已不可逆轉。

1981 年 10 月 21 日,醫務院檢討委員會——一個由學生自發成立,關注醫學院改制的組織——再次要求教務會通過「於 83 年只以一種方式收生」,同時希望以全民投票來表決。教務會會議當天,校內主要單位(四學生會及學生報)為表示爭取的決心,決定停止所有工作,在烽火台集會,靜候教務會結果。當得悉要求不獲通過,學生代表以黑紗覆蓋校章致哀,象徵中大理想的覆亡。當晚二百五十多位同學自發前往漢園(校長住處)遞交信件,部分更巡迴中大一周,再回烽火台討論。集會從下午二時到凌晨二時許結束,長達十二小時。整件醫學院事件就此完結,五年制不能再被撼動。

醫學院事件反映政府從上而下的壓迫。整個事件中,任憑師生多少反對聲音,他們都大可當耳邊風。一來政府不必對師生負責,大學在他們眼中只是推動殖民統治的工具之一。二來,中大的行政架構不夠民主,師生沒有渠道和機會參與校政決策。中大步向通往三年制的絞刑台,就從這兒開始。

剎那光輝  並不是永恆

在 1982 年,有一次短促的閃光,重燃中大對四年制的希望。教務會通過 83 年起實施暫取新生法,主要錄取中學會考成績優異者(類似近年的拔尖計劃)。這打破了中大過往循高考收生的單一途徑,增加英中學生入讀中大的機會。中文中學強烈反對,認為會進一步打擊中中地位。中大學生會要求校方明確規定某數量的學額予中中學生,但校方以每年情況不同為由,拒絕考慮。

有人認為這是中大於主流的三年制中委曲求存之道。事實上,馬臨校長亦曾公開表示對中大四年制前景樂觀。中大師生普遍認為,暫取生鞏固了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教育模式,對四年制信心大增。

驚喜還陸續有來。1986 年 8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二號報告書〉,建議中學學制統一為七年,但同時又建議學生在修畢中六後可參加一個「中等程度試」,直接入讀四年制的大專院校。一般認為這給予了中大一個生存空間,因此中大師生並沒有太大反對。但倒過來想,這是不是「溫水煮蛙」呢?中大容許與三年制相關的政策,在校園逐少逐少推行,把底線一退再退。到最後的景像會是,面前是三年制的深淵,但中大已無法回頭,只得一頭栽進去。

兩個月後,維港的另一頭,港大的教務委員會於 10 月,突然原則上通過港大學制「三改四」。校方更會成立一個三人小組(包括港大學生會會長)研究細節。當時的意見認為,港大——一所已成立七十餘年的英式殖民地大學——的改制是由於新任校長王賡武希望大展拳腳,加上九七回歸將近,港大能藉著改制擺脫殖民地大學的形象,加強與中國的聯繫。也有評論指中大的暫取生制度對港大收生構成威脅,港大要向四年制方向發展,才可在收生時間上與中大看齊。

港大改制,無疑是對香港教育界的衝擊,也是對中大學制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只如此,1987 年,籌辦工作推行得如火如荼的第三間大學,也就是香港科技大學,其候任校長吳家瑋亦公開支持大學四年制。但,必須潑一潑冷水,這些對四年制的支持,隨著政府的十年承諾到期,即將土崩瓦解。1988 年,港府終於露出其猙獰的面目了(有否聯想到香港的五十年不變之約)。

急轉直下的戰鬥

當時港府放出消息表明,已堅決在中學全面實施「五二制」,同學必須完成中七學業才可升讀大學。同年 6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三號報告書〉,證實了港府的取向,同時推翻了〈第二號報告書〉中「中等程度試」的建議。報告很勉強地為中大「提供」自處的一條路,就是彈性學分制,要求中七入學生修讀九十九個學分,於三年內畢業。

明顯港府對三年制有著極不合理的堅持。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利國偉爵士,在報告書記招強調經費問題 [5]。報告書亦明言「四年制學位課程愈少愈節省開支」[6]。這都顯示了政府眼中毫無教育理想,竟以開支為辦教育的重大考慮因素。

再宏觀一點看,報告書的中心思想是「必須唸完中七才可升讀大學」,其根本目的是使香港中學生升讀英國大學的渠道得以暢通無阻,從而使香港和英國今後繼續維持教育和文化的密切聯繫。這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當年升讀美國、加拿大等四年制大學的學生,與升讀英國三年制大學的比例,是 2.5 比 1,相當懸殊 [7],加上三地移民政策,比例可能繼續擴大。為保證香港中學畢業生會大量和順利升讀英國大學,鞏固殖民地意識,同時賺取巨額學費,港府豈能容許四年制生存?

利國偉爵士也就報告書內容,指「建議有政治、財政、社會、教育理由」的說法。以小記理解,根本就是「殖民統治、慳錢、想提高大學生比例、教學理想」吧。把教育放在四項理由之末,並非偶然 [8]。雖說教育事業牽涉層面甚廣,需要考慮很多條件,但這麼輕易就放棄理念,就「真不該了」。

最後一戰  還有一些後話……

中大師生均意識到事態已迫在眉睫,若不趕快行動,危機將成為暴政。不少學生組織結合校方、教師等,成為支持「六四制」陣營的新力軍。1988 年 6 月 26 日,中大在邵逸夫堂舉行了大集會,共三千名中大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參與。10 月底立法局辯論〈第三號報名書〉,各個支持「六四制」的團體到遮打花園集會,中大校方提供校巴接載師生前往出席,可見其立場之鮮明。集會一共有一千多人參與,其中四分三以上為中大師生。

報告書諮詢期過後,消息指教育統籌委員會仍堅持其建議,並提交行政局,經通過後便會成為政策。12 月 2 日,即上學期最後一天上課日,由中大學生組織發動、校方合作的情況下,成功舉行罷課。整個百萬大道坐滿參與者,人數約四千人,成為中大集會人數最多的「歷史創舉」。

然而,這只是一個表態行動,無力抵抗政府施政的洪流。1989 年 1月,政府宣佈行政局已接納大部分建議。即使中大於 2 月聯合其他大專院校學生會,動員同學到布政司署集會抗議,也無法改變既定的政策。集會當日,校方再次出動校巴接送學生過海。最後,大專界約五千名同學參與,其中四千餘名為中大生。

集會結束後,大型的抗爭基本上已劃上句號,剩下一些零散的抗爭活動。後來,6 月 4 日一下子得到各大學的注視,把這些最後的微弱燭光都蓋過了。

學校方面,最終也敵 不 過 金 錢 的 力量。89 年 10 月,UPGC 向大專院校明言,若不接受〈第三號報告書〉,將得不到有關的學額和撥款。中大迫於無奈,唯有低頭。

[1] Student-orientated teaching(簡稱 STOT)為中大其中一種上課模式,源自美國心理學家 Carl Rogers 的 Student-centred teaching 主張。它強調由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教師只居於次要地位,因此又稱為非指導式教學 (indirect instruction)。
當時中大一年級生只有暫編主修,可自由選修任何學院(文理社商)學系課程,在第二年才正式確定主修科。除主修外,學生可從其他學院選取副修(一至兩科)。而在四年內,學生必須另外修讀至少一科主修以外其他學院的課程,稱為通識教育。
[2]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安徒,《中大四十年》
[3]  中大認為四年大學的教育基本上是通才教育,因此「核心課程」四大領域的課程規劃以「通才教育」為核心理念,意在培養中大學生博雅的素養,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亦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潛能。這些課程不同於專門性、職業性、技術性的課程,而以博雅教育為目的。
[4] 當時兩間大學和理工學院的經常及非經常費用,幾乎全部從公帑撥支。政府認為有責任確保公款運用得當(但尊重大學自治地位),於是成立這個委員會。其權責為監察立法局批准的教育經費,並提出意見和修訂。根據官方數字,它控制專上學院逾九成經濟權力。
[5]  1988 年 6 月 17 日華僑日報、文匯報、東方日報。
[6] 〈第三號報告書〉3.53 段。
[7] 86-87 年度,升讀美加的學生有 3900 人,英國有 1600 人。
[8] 以上對〈第三號報告書〉的批評大部分來自〈香港學制問題真相︰解剖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由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於 1988 年 10 月出版。裏面詳列種種對報告書的質疑和批評,最後提出一個更有利香港學制的方案。有興趣不妨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書庫,找找這本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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