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院到聯邦 再到夢幻泡影

文：的

書院精神終究建基於書院的物質條件，而這就要由書院的成立談起。

中大成立之前

書院？甚麼來的？

你比其他大學的學生特別，因為你不單是中大人，也會是新亞人／崇基人／聯合人／逸夫人／善衡人……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於1963年組成香港中文大學，以書院聯邦制運行。中大以書院為招徠，書院精神正是書院的精髓所在。2013年新亞書院校友陳茂波，在強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時，引用新亞校歌指自己會奮力解決困難，但其家族一早於東北囤地，當政府發展新界東北收購土地時，就代表陳茂波家族可以從中賺取巨額的差價及補償。面對龐大利益衝突之嫌，陳茂波被其他新亞校友指其忘本、褻瀆不以功利為先的新亞精神。

中大成立之初實行書院聯邦制，三間書院行政、財政獨立，可以自由設計課程、教學方式、學生活動等等，一切由書院精神所貫穿；自從1977年中大改制以後，書院的財政、行政均被收歸中央，書院精神早已大不如前。

新亞（1949-）：堅毅打拼　儒家理想

中大未出現前，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早已成立，當中歷史最悠久的是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等因國共內戰而南遷的知識份子所創，希望可以保存、發展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精神。新亞最初於1949年開辦時，只租得起九龍偉晴街的南華中學作夜校。1950年書院得到資助，遷入桂林街的住宅單位作日校，但學生仍需要和老師一起打掃課室。同時，老師的薪酬仍然十分微薄，欠薪的情況時有發生，但一眾老師依然為貧窮學生提供學費減免、食宿等。及後耶魯大學欲向新亞伸援手，但錢穆先生擔心新亞會受耶魯左右，即使面對新亞的財政危機，仍向堅持新亞的自治，錢先生的風骨的確令人敬佩。窮困之中的師生情、向教育理想進發的堅持，確實是新亞校歌「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的最佳寫照。又如唐君毅先生的大弟子唐端正先生所言，新亞精神正是「在艱苦環境下，為求理想的實現而緊持奮鬥的一種表現」；而觀乎新亞的十條學規，更可知新亞想要培育的是既能批判又能包容、有堅持有理想的君子，成為通曉人類文化的通才，貢獻社會。

崇基（1951-）：溝通中西　基督大愛

第二早成立的崇基學院，是由國內第一所基督教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校董歐偉國、另一所基督教大學廣洲嶺南大學的校長李應林等人，在新中國成立後被逼南遷香港後，與香港的聖公會等教會團體籌辦的專上學院。共產黨手握大權以後，原來的國內基督教大學被「整頓」，也就是「去基督教化」。聖約翰大學等先後被分割、併入內地其他非基督教大學，就是其中一間被犧牲的學府。歐李二人的復辦理念，得到當時聖公會主教何明華認同，加上當時的社會需要，就借助教會的龐大資源，1951年先借用教會會堂作學院校舍，及後取得馬料水土地，以英美教會團體的資助建成1956年啟用的馬料水校園。大學站前身為馬料水站，正是港府為崇基學院設立的火車站。崇基講求學生在中西方面的知識，亦同樣重視個人修養，創校之初參考芝加哥大學而編訂的通識課程理念，時至今日更已滲入大學通識課程之中。

聯合（1956-）：聯五合一　自由多元

雖說聯合書院於1956年才成立，但要是細數其中的話，我們可以說它比其餘兩間書院更歷史悠久。顧名思義，聯合由五家三、四十年代成立、遷港的「流亡書院」組成。合一前五家書院都如新亞一樣，有過極度艱難的時期，但50年代五間書院得到來自台灣的孫氏獎學金，並透過來自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統一成一間書院。我們可以推想，聯合書院應該跟國民黨有一定關係，因為當年台灣由國民黨獨裁專政，資金不能自由進出，五間書院卻得到來台灣的資金；而聯合院歌亦有一句「浩浩青天，昭昭白日」。聯合由五間書院妥協組成，書院既有儒學學者，設施的第一幢宿舍卻又是紀念傳教士湯若望，可見包容、多元、自由正是書院的理念之一。同時，聯合書院早期課程設計重視社會發展，所以其會計及商業管理課都發展得特別早。

三間書院的理念、背景，儘管各有差異，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的共通點：流亡到港、中西文化合一、重視通才教育等。憑著這些理念，三間書院根據《富爾敦報告書》的建議，於1963年合組香港中文大學，但各間書院的專科教育、通識教育、設施、學生活動、行政事務，都獨立於其他書院與大學中央，這亦正是當年書院聯邦制的特點。三間書院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而同時得到政府的資助，看似是不錯的方案，但其實中文大學的成立，背後還涉及更大的盤算，關係到當時殖民政府的統治政策（詳見後文《失去書院制的骨幹　軟皮蛇般的中文大學》）。

書院聯邦制的年代（1963-1977）

「昔」非「今」比的課程

60年代中大剛剛成立，到70年代末為止，同學都按學系上課，但學系的課必定由書院開設，例如新亞哲學系的同學就在新亞上課、崇基哲學系就在崇基，絕不如今日所有學生需要在中大「通山走」。同時當年只有書院通識課，它的量雖是今日書院通識的兩倍，但攤分四年教授。以新亞及崇基兩個中西文化背景相對濃厚的書院為例，就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新亞要求本科生除了學科知識外，要修讀「中國通史」與「哲學概論」課，前者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後者為暸解人類學術思考；崇基的通識課程（綜合基本教育）會分三年為學生講解大學的概念與思考方法、中西文化以及基礎科學，最終一年以學生小組的學術討論（甚至辯論）作結。新亞的書院通識較重視中國文化以及哲學思考，崇基則講求通才與學術知識，這兩個不同的分野正好反映書院對於通識課程的自主，以及書院理念的實踐。

相對而言，今日的書院通識卻可謂「唔湯唔水」。早年的書院通才教育根據書院的歷史、背景而設計，不同書院的學生就理應接受不同形式的通才教育。而現在的書院通識雖仍保留部份的書院背景、歷史教育，但課程過度濃縮，本來四年的課程卻被縮成一、兩個課程，本來一個學期的課程更只被縮成三個小時的講課，或是變為選修的形式，不能讓所有同學參與。這樣的課程設計，同學不但沒有充分時間吸收，更遑論思考和應用其中所學。更令筆者心酸的是，當年新亞創校先賢及校歌強調的新亞精神，雖然是現在的新亞書通一部份，卻只是二十個選修課的其中之一！說到底，現在支離破碎的書院通識就是為了服務「學科為本」的專科教育，創校先賢的通才理想已經再不體現於書院教學之中。

你的書院不是你的

剛才筆者舉過新亞哲學與崇基哲學的例子，但其實它們的分別不單是上課地點，其實兩系的同學、師資、課程設計都是兩碼子的事，學生以「書院學系」（如新亞哲學、崇基化學）而非「學系」劃分。加上同學課餘時間時大多只在書院內活動，書院生活可說是大學生活的全部。同學的社交圈子就是書院的所有同學，例如新亞化學系同學的朋友會與來自新亞的其他學系一起，而不是其他書院的化學系。那時的中大校園，書院的學生活動佔了最大的比重：六、七十年代，新亞的同學會在飯堂辦書院學系間的橋牌比賽、分發午餐給五百多名參加校慶聚餐的同學；崇基的同學會在新生指導週到教師住所參觀、以書院學系為單位行馬鞍山；聯合的同學會聯整個學系的同學，甚至還有學系的老師，一同參觀工廠、遠足長洲……

簡而言之，書院聯邦制的另一要點，就是一份遍及整個書院的師生情和歸屬感。60年代末，崇基舉辦過一場師生研討大會，坐無虛席，學生的熱烈參與令學院增加了學生議論校政的成分，於是70年代就再辦了多一場，討論竟涉及學業成績評定的目的、方法、制度、流弊，當然也是座無虛席，院長更與同學由下午2時談到晚上10時半；70年代初，崇基圖書館舊館搬新館，崇基學院的教師號召搬書運動，幾乎所有師生就利用課餘時間，築成人鏈將書逐本搬到新圖書館。

而今日的書院制呢？現在同學與書院已經變得疏離，兩者之間更加似是行政的關係：申請宿舍、交流活動、領取獎助學金……昔日書院精神或是共同理念，已經近乎消失。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中央集權的開始（1977-）

聯邦幻滅　三院「歸一」

書院聯邦制行之有效、各間書院的團結，其實不過是大學成立的「蜜月期」。1972年三院共用的科學館落成，理所當然地成為各書院理學生上課的共同空間，理科課程正式改為三院混合上課，課程由三院共同制定，各書院失去對於學系的控制，成為書院制失效的先兆。繼理學院後，工商管理學院、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相繼成立。1973年入學的新生已需要歸入大學中央管轄的各個學院（Faculty），書院管轄的學系正式成為歷史。

1975年，港英政府成立「第二次富爾敦委員會」，並在不到４個月的時間發表含激進和徹底建議的《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即把中大由聯邦制改為單一制，也就是中央集權的開始。報告認為中央集權可以更有效運用資源，不會架床疊屋，建議大學本部收回三間書院的大部份行政及財政權，而原屬三院的建築物亦全數移交大學，只保留了書院校董會的法人地位以及其籌款與管理捐款的功能，其他諸如收生、課程安排、聘用教師等權力全部收歸中央。簡單而言，書院將只剩下籌錢、分配宿舍和書通的功能，不要說是書院，這簡直就只是分了地區的小校務處。

報告書美其名是由大學本部是「學科為本」，書院是「學生為本」。事實上新制下中央權力大增，三書院原本的行政權幾乎全部劃歸中央，書院權力所剩無幾。新亞、崇基皆表態反對改制。然而在當時政治體制之下，改制與否並不是由書院決定，而是操縱在港督、立法會手上。儘管新亞董事會致函立法會各議員陳情、上書港督請緩立法、發表聲明反對，立法會依然快速三讀通過法案。連同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在內的九名新亞校董聯名辭職以表不滿。

自欺欺人的書院精神

70年代後，書院掌握的權力，對中大的影響已是大不如前。現今的中大書院只能管理食堂及宿舍事務，只能保留自己書院範圍的行政獨立，教學獨立卻已蕩然無存，教學課程由大學中央決定，書院最多就是辦辦週會，或是書院通識—但只佔每個學生約5％課業。行政權力的範圍亦十分狹窄，書院無法決定聘任教授，能決定聘任的，就只剩下事務處的文員而已。這變成「小校務處」的書院，又如何能體現新亞重視的傳統文化、崇基重視的中西交融和聯合重視的自由多元？

今日，書院還勉強提及書院精神，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書院已經失去宏揚書院精神的物質條件。回顧今天，能夠容許書院宣揚一些價值、精神、美德、文化的空間，便只剩下每星期2小時的週會（還被不少同學拿去睡覺）及6學分的書院通識而已（也就是2-3科，如此的比重比大學通識還要低）。撇除時間不足的問題，書院也不見得善用這些空間宣揚書院精神。如今，週會和書通很少會提及書院精神，深化書院精神的討論、將書院精神和人生實踐聯繫等。所以，同學根本沒有空間與氣氛去思考、感受書院精神。

捐款的年代（1987-）

逸夫（1987）：一點一億　五條支柱修德講學

儘管因為中央集權，書院的理念、精神早已越趨口號化。想不到的是，中大乾脆視之為「機會」，將昔日精神的載體，變為吸納捐款的工具。首筆捐款的源頭是捐贈中大建設大禮堂的邵逸夫，於三間創校成員書院之後成立的首間新書院，就是逸夫書院：首間以金錢而非教育理念為出發點的書院及以人名命名的書院。邵逸夫為中大帶來了日後「不論理念，只要有錢」的新書院先河，埋下了日後幾間新書院橫空出世的伏線。可以說，書院建好了，才去找理念包裝。

捐款式量產形書院（2007-）

逸夫的模式，15年後再次出台，而且是加碼版—同時成立五間新書院。今次中大的做法亦更便捷，由2005年10月至2006年2月間，中大校方飛快地完成了考察，決定要成立五間新書院。同年4月就召開了無人知曉的校董會會議，正式拍板興建；5月更已經通過新書院以晨興、善衡、敬文、和聲及伍宜孫命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就在這中大師生一片質疑和反對聲之中，校方便沾沾自喜地舉杯慶祝，為中大取得新捐款而心感滿足。

一如逸夫書院，這幾間書院基本上都是基於中大發展和金錢考慮而出現的，例如晨興基金和何善衡基金。中大校方在這段期間向師生表現了其極高的行政效率，不但選定了贊助人，更連書院精神也作好了。根據官方新聞稿，晨興書院希望「培育學生為香港、全國以至全世界社會服務」；善衡書院則希望「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責任的承擔，立下基礎以貢獻社會，豐盛人生」。新書院的理念宏大卻顯得空泛，但又與四間舊書院難以實行的理想互相呼應。中大用書院之名來換捐款的想法路人皆見，如果只是單單擴建舊四院，又怎能吸引大量資金？所謂的書院除了宿舍、獎學金和海外交流，還剩下了甚麼呢？中大新書院！盛惠5億一間！當年三間書院，眾位創院先賢苦苦經營；今日五間新書院，只要有錢就能無中生有，筆者望著這堆歷史，亦只可感嘆唏噓。

參考：
《新亞生活》，第1卷第3、4期、第5卷第18期、第6卷第3期、第7卷第1期。
《崇基校刊》，第43、49、51期。
《聯合校刊》，第2、4、9期。
劉國英、張燦輝編，《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寅卷》，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