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書院制的骨幹 軟皮蛇般的中文大學

文：的

你是中文大學的學生，但你唸的真是「香港中文大學」嗎？

中大之前　知識遙不可及

40年代國共內戰時期，不少難民移民到港逃離戰火。1947年起，短短三年間香港人口由150萬人暴增至230萬人，中文教學需求頓時急增。港府雖然增加了資助的中文小學，但中學方面卻一直是英語優先。資助、官立中文中學為數不多，中中大多由私人營辦；中文中學會考也比英文的遲了十多年才出現；同時間大學更只有英文教學的香港大學。可能對於英文成績不錯的學生來說，英語教學根本沒甚麼大不了。但最最最大的問題是，中文中學的學制是銜接不了香港大學的。當年只有英文中學是採用英國的5+2學制，中中卻是3+3學制[1]，要是要銜接港大的課程，就必需修讀一年的全英文銜接班，再與讀了7年英中的學生競爭……

中文教育得不到港府的重視，而港府當年想要培訓的，是能夠進入全英語教學的香港大學人才。而港府重英輕中的結果，除了令社會養成「識英文就高人一等」的假象，更令不諳英語者就業機會減少。1951年港督葛量洪成立專責小組調查本港高等教育，調查結果建議港大提供中文授課的課程，卻遭港大以無法兼顧為由而堅決反對[2]。

赤子之心得到回應……？

縱然港大壟斷當時的大學教育，但當時的專上教育卻是雨後春筍。南遷難民當中不乏知識份子、專業人士、大學教授，或著作廣泛的學者，就如錢老先生等，決心發揚中國文化、增進青年知識。據1952年的政府調查，校舍租用而來、設備相對簡陋、程度參差不齊的「難民學校」、「流亡書院」已近30所；四年制文、商專上學術院校共9所[3]。五年後，這些專上院校已有多達3,000多名學生，比港大學生多近3倍，並迅速增加中。其中崇基、新亞、聯合因為得到社會較佳的支援而漸具規模，有國際級的師資，學位亦獲歐美大學承認，卻獨欠港府—只有香港大學得到港府承認頒發學位。

於是三間書院於1957年2月成立了「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力爭政府資助並以頒發港府認可學位為目標，希望打破港大的壟斷。協會先向港府建議成立學術委員會及資源分配委員會，負責管理中文專上學院並為一所以中文為主要媒介的大學鋪路。出奇地，協會提出建議後一年不到，港府已建議興建第二所大學，並指「就香港情況，這幾所私立專上學院爭取成為中文為媒介的另一所大學誠無不當，亦非不受歡迎」[4]。港府先後承認了協會主辦的統一文憑考試，並成立專責小組，以英國的大學教育家富爾敦[5]為首，研究新大學的設立，小組提交的《富爾敦報告書》成為了中大成立的基礎。一直強調英文教育，而忽視中文教育的港府，突然間在中文大學教育上反應迅速而高效率，實在令人意想不到，更不禁叫疑惑葫蘆裏賣甚麼藥。

不是空想，卻是白做

於是香港中文大學於這個反壟斷抗爭之中誕生—1963年，三間書院結成中文大學，中大精神由此而生。「專而不偏，精而不窄；繼往開來，融匯中西；律己以嚴，責人以寬」[6]。大學行書院聯邦制，以「學科為本」及「學生為本」的方針，要求學生追求知識並處世應有的修養。中文大學不獨著重中文，其研學之餘亦求傳揚中國文化，更要同學如《論語》的君子一樣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即校訓博文約禮，「文」所指的亦泛指一切學科。從三大書院的歷史、宗旨，到中大校名、校訓，不難想像宏揚中國文化、推行中文教育等均為中大使命之一。筆者從三間書院的背景、歷史、辦學理念及大學首任校長李卓敏教授的話[7] [8] [9]，由是推想中大的創辦理念：

一、提倡中文教學
二、融會中西文化
三、教以學生為本
四、授以通才教育

拆解其中，第一個理念中的中文教學，只要細想當時香港社會面對的難題，以及三間書院的歷史，其意義實在是不言而喻。第二點的中國文化，由中大的校訓、中大的設施如文物館、中國文化研究所就可知道，三間書院就是要集眾人之力，「擺明車馬」保存、發揚中國文化。但中國文化為何要與西方文化共融、交流呢？原來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教授提到，中大不同於港大，而是要成為中西文化的拱橋，好讓中國文化可以傳到世界，亦令師生可以比較雙方，甚至是中、西、亞洲其他地區的文化，加以評價、探討。第三，至於學生為本的概念，即中大改制前的導修課，亦即今日的「STOT (STudent-Orientated Teaching)」課：10至20多人的學生小組，由一位導師帶領，其中每1至2名學生需要輪流向導師、其他學生講授一個課題，激發師生之間更緊密的溝通、聯繫。最後的通才教育，要是再次多看三間書院的宗旨，我們又會發現通才教育就是它們一直堅持要帶給學生的教育理想。

其實當年先賢這四點教育理念，以當時的社會來說根本再適合不過，先賢的志向就是要解決當時的社會難題，以令更多中中學生以知識改變命運、改善生活，啟發青年、滿足他們的求知若渴。但1975年港府再委託富爾敦，研究中大行政架構，結論是聯邦制需要結束。錢老先生認為中央集權之後，新亞及其餘兩間書院的理念，以致大學的理念，都不再可以付諸實行，於是毅然辭去新亞院長一職，並聯同有同樣憂慮的唐老先生等人，辭去新亞校董會的職務。錢唐二老的推測沒有出錯，大學變為中央集權之後，根本執行不了中大想要做到的理念。先有中大國際化事件，由前中大校長劉遵義借李卓敏校長的國際化一詞偷換概念，開刀將中文大學與「中文」分割。至於理想中的中西交融，觀乎今日中大國際生上課、宿舍生活的自成一角，亦略知執行與理想相距甚遠，而筆者亦實在無力舉出中西交融的好例子，更莫說是其他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化—說穿了國際化就是英文化（可見於《不說中文的香港中文大學》）。而今時今日STOT 課的實際操作，即是由同學簡單講授課程內容，而非昔日的學術討論、辯論。這就令同學每每只為整個學期的其中一個課題預習，教師亦因為自身的工作而無法主動與學生建立關係，反而不利於同學的學習、以及師生關係。最後的通才教育，在大學中以書通、大通的形式存在，工作量普遍繁多之餘，講授的章節更往往是水過鴨背，再加上同學多數需要同時修讀本科課程，根本分身乏術，最終又是適得其反。

執行之錯　誰人之過？

理念中的中大，完美得很，但中大根本無法按先賢的理念運作，再次從錢老先生的故事出發，我們就可以知道，背後的原因其實也是與港府有關。當年港大壟斷香港的大學教育，大量的中中學生就這樣往內地或是台灣升學，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英國不是將大量人才斷送到共產主義的敵陣之中，就是間接將他們扶植為國民黨的右派勢力。英國及港府不希望對任何一方的中國陣營表態，於是便需要建立一所大學，吸納中中畢業的人才，以免其成為國共任何一方的政治籌碼，繼而使華人精英亦可加入港府，「以華制華」。除了這個原因，筆者實在難以明白，為何港府可以在重英輕中的情況之下，輕易答應新亞、崇基、聯合建議，設立中文大學與港府專營的港大競爭。而即使成立了中大，港府亦從來沒有打算，讓中大自立。

今日的中大校監有梁振英，校董會有梁粉和大商人；當年的校董會亦有港督為當然校監，校董會亦有比今日更具影響力的資本家，比如簡悅強、關祖堯等在政商兩界叱吒風雲的人物，而更具影響力、操縱中大的「大魔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10]更是一直影響著中大。UGC在1965至1970年間，支撐中大八成半的收入。中大不聽話，UGC削資亦絕非天方夜譚；而當年的校董會，亦由本港的資本家組成，其中所涉及的企業、資本，相當於香港所有重要的工商業。校董會各成員，會以中大的理想為決策方針，還是以他們的經濟利益作為決策的基礎，答案顯而易見。所以，中大成立究竟是為了實現四個理念，還是另有目的？

三院對中大的期望，以及殖民政府建立中大的目的，顯然有所不同，亦正正代表中大的內部矛盾。前者希望中大可以繼承他們的教學理念、文化氛圍；後者繼續以中大為另一所製造政商人才的機器。精神與權力對憾之下，中大的理念、書院的精神會遭如何對待，可想而知。即使「四條柱」的都市傳聞屬實，錢老先生怨氣之大，亦絕對無可厚非，甚至更能顯出一眾創校先賢對學生的一片苦心。

[1]編按：5+2就是從前香港的會考、A-Level學制制度；3+3則類似今日的新高中。
[2] 編按：時任香港大學校董凱瑟克（John Keswick）為委員會主席，調查當時香港高等教育情況，於1952年寫成報告書。
[3] 吳倫霓霞，《邁進中的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P.3-5，1993年。
[4] 同上，P.18。
[5] 編按：富爾敦勳章（Sir John Scott Fulton），曾任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校長，亦為塞撤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創辦人及首任校長。
[6] 馬臨，「中大精神」，載於《中大何去何從》專輯，《中大學生報》第99期。
[7]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校刊》第一卷第一期，1964年6月。
[8]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校刊》第一卷第三期，1964年9月。
[9]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 1963-1969 校長報告書》，1969年。
[10] 編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成員均由港府委任，沒有受薪，多為大學的高層、商界巨頭、政府高層等，掌控大學的財政資源，審批大學的財政，亦不用直接對大學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