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

文︰Jeffiu

這一年，是香港各大學首年接收三年和四年制的學生，可謂震古鑠今，前無古人。不少人都知道多年前，中文大學是四年制的，但轉為三年制當中的過程卻鮮為人知。從一次改制，可以觀察到不少校方、政府、學生的角力和思維，並自我反省。能否從中汲取教訓或啟示，或得到個人的成長，就看你們——閱讀這文的同學——的造化了。就讓小記娓娓道來，這次有如史詩般的四改三。

盤古初開之時⋯⋯

中文大學於 1963 年成立，採用的是四年制。課程除主科外，還有通識、「學生為本」（Student-orientated Teaching）、自由選修、副修制度等 [1]。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相較進步的國家，亦是推行四年大學教育的。當時香港大學——於殖民時期成立，全港第一間大學——是「英國式」的三年學制。兩所大學的收生與中學的教學語言有很大關係。即是說，如成績夠高，英文中學的學生接受五年中學教育和兩年預科課程後，多數會入港大讀三年；中中學生讀了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後，大部分會入中大讀四年。

後來，殖民政府提倡重英輕中的政策，加強市民對殖民地文化的認同，矮化母語及其相關文化等，中文中學的數量因而不斷減少。因此英中學生選擇了入讀中大。可是，這些英中學生只讀完中六就離校，所謂的兩年預科教育就變得不完整，不符英中教育本意。統一中學和大學學制似乎在所難免，為日後的事件埋下種子。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大成立具有強烈的反殖民意識。早年的中文運動、反對英人歧視等，中大由師生到管理層，均積極參與。港大卻專注培育本土殖民政權接班人，反差甚大。殖民政府豈不視中大為眼中釘？ [2]

戰鼓響起　第一次抗爭

港府從年制入手，開始向中大開刀。1977 年 11 月發表了〈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提到幾項對教育體制的建議。其中一項是設立共同中六課程，作為兩間大學共同入學考試之用，也就是要統一中五後讀的是一年還是兩年，所以建議中大轉為三年制（醫科除外）。這除可以節省資源外，入讀的學生人數能進一步增加約四百多個。

這些都只是說得漂亮的話，實際是對大學教育的一大打擊。首先，大學四年制的課程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改制變相把一年大學生活放在中學，這是說不通的。大學與中學的學習模式、師生比例、教學資源等，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怎可說改就改？政府說要增加大學收生，很好，但這得犧牲中大四千名學生一年的學習機會，一點也不值。宏觀而言，政府是想提高大學生比例，但為節省資源，所以把大學課程縮短一年，減少開支。另一邊廂，港大校長黃麗松曾評論︰「站在教育原則及教育理想的立場上，四年比三年好」。如果政府說要統一入學試，港大轉為四年也可以啊。可惜在殖民政府眼中，中大才是需要改變的目標。

這些建議激起中大師生的反感，指中大轉制的話將無法維持創校「通才教育」[3] 的理念。1978 年師生發起罷課，並自發舉行研討會。其中「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集會有二千六百人出席，會上李卓敏校長宣言維護中大理想，隨後校董會決定堅持四年制。政府也作出妥協，表示十年內不重提「四改三」。

暗渡陳倉

很可惜，政府公然違反承諾，在 1978 年透過 UPGC[4] 向中大建議醫學五年制。醫學院可收兩類學生︰理學院修畢一年學業的學生、校外高考合格的學生。同時取消醫科生修讀語文、通識、選修課等規定。這與中大原來堅持的醫科六年制相違，但中大教務會在大多數師生不知情下接納建議。當時校園的主流意見認為，若醫學院「失守」，政府便會順理成章要求中七生直接升讀大學二年級，變相改制。同年 11 月，學生會發動靜坐示威，逾千位同學齊集新亞圓形廣場，就醫學院改制爭取校方與 UPGC 談判。到了 12 月，一個校方和學生各五名代表的臨時小組成立了，共商改制事宜，後來達成共識。本希望翌年 2 月交由教務會通過，及上呈 UPGC 審批。可惜校方與同學就應否公開方案出現分歧，因內容涉及校方與政府的談判。結果消息由同學洩漏出去，小組自行解散。最後該年的收生大部分為理科轉科生，修讀五年。名義上，醫學院成功維持六年制，但只是苟延殘喘地活著，五年制似乎已不可逆轉。

1981 年 10 月 21 日，醫務院檢討委員會——一個由學生自發成立，關注醫學院改制的組織——再次要求教務會通過「於 83 年只以一種方式收生」，同時希望以全民投票來表決。教務會會議當天，校內主要單位（四學生會及學生報）為表示爭取的決心，決定停止所有工作，在烽火台集會，靜候教務會結果。當得悉要求不獲通過，學生代表以黑紗覆蓋校章致哀，象徵中大理想的覆亡。當晚二百五十多位同學自發前往漢園（校長住處）遞交信件，部分更巡迴中大一周，再回烽火台討論。集會從下午二時到凌晨二時許結束，長達十二小時。整件醫學院事件就此完結，五年制不能再被撼動。

醫學院事件反映政府從上而下的壓迫。整個事件中，任憑師生多少反對聲音，他們都大可當耳邊風。一來政府不必對師生負責，大學在他們眼中只是推動殖民統治的工具之一。二來，中大的行政架構不夠民主，師生沒有渠道和機會參與校政決策。中大步向通往三年制的絞刑台，就從這兒開始。

剎那光輝　 並不是永恆

在 1982 年，有一次短促的閃光，重燃中大對四年制的希望。教務會通過 83 年起實施暫取新生法，主要錄取中學會考成績優異者（類似近年的拔尖計劃）。這打破了中大過往循高考收生的單一途徑，增加英中學生入讀中大的機會。中文中學強烈反對，認為會進一步打擊中中地位。中大學生會要求校方明確規定某數量的學額予中中學生，但校方以每年情況不同為由，拒絕考慮。

有人認為這是中大於主流的三年制中委曲求存之道。事實上，馬臨校長亦曾公開表示對中大四年制前景樂觀。中大師生普遍認為，暫取生鞏固了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教育模式，對四年制信心大增。

驚喜還陸續有來。1986 年 8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二號報告書〉，建議中學學制統一為七年，但同時又建議學生在修畢中六後可參加一個「中等程度試」，直接入讀四年制的大專院校。一般認為這給予了中大一個生存空間，因此中大師生並沒有太大反對。但倒過來想，這是不是「溫水煮蛙」呢？中大容許與三年制相關的政策，在校園逐少逐少推行，把底線一退再退。到最後的景像會是，面前是三年制的深淵，但中大已無法回頭，只得一頭栽進去。

兩個月後，維港的另一頭，港大的教務委員會於 10 月，突然原則上通過港大學制「三改四」。校方更會成立一個三人小組（包括港大學生會會長）研究細節。當時的意見認為，港大——一所已成立七十餘年的英式殖民地大學——的改制是由於新任校長王賡武希望大展拳腳，加上九七回歸將近，港大能藉著改制擺脫殖民地大學的形象，加強與中國的聯繫。也有評論指中大的暫取生制度對港大收生構成威脅，港大要向四年制方向發展，才可在收生時間上與中大看齊。

港大改制，無疑是對香港教育界的衝擊，也是對中大學制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只如此，1987 年，籌辦工作推行得如火如荼的第三間大學，也就是香港科技大學，其候任校長吳家瑋亦公開支持大學四年制。但，必須潑一潑冷水，這些對四年制的支持，隨著政府的十年承諾到期，即將土崩瓦解。1988 年，港府終於露出其猙獰的面目了（有否聯想到香港的五十年不變之約）。

急轉直下的戰鬥

當時港府放出消息表明，已堅決在中學全面實施「五二制」，同學必須完成中七學業才可升讀大學。同年 6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三號報告書〉，證實了港府的取向，同時推翻了〈第二號報告書〉中「中等程度試」的建議。報告很勉強地為中大「提供」自處的一條路，就是彈性學分制，要求中七入學生修讀九十九個學分，於三年內畢業。

明顯港府對三年制有著極不合理的堅持。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利國偉爵士，在報告書記招強調經費問題 [5]。報告書亦明言「四年制學位課程愈少愈節省開支」[6]。這都顯示了政府眼中毫無教育理想，竟以開支為辦教育的重大考慮因素。

再宏觀一點看，報告書的中心思想是「必須唸完中七才可升讀大學」，其根本目的是使香港中學生升讀英國大學的渠道得以暢通無阻，從而使香港和英國今後繼續維持教育和文化的密切聯繫。這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當年升讀美國、加拿大等四年制大學的學生，與升讀英國三年制大學的比例，是 2.5 比 1，相當懸殊 [7]，加上三地移民政策，比例可能繼續擴大。為保證香港中學畢業生會大量和順利升讀英國大學，鞏固殖民地意識，同時賺取巨額學費，港府豈能容許四年制生存？

利國偉爵士也就報告書內容，指「建議有政治、財政、社會、教育理由」的說法。以小記理解，根本就是「殖民統治、慳錢、想提高大學生比例、教學理想」吧。把教育放在四項理由之末，並非偶然 [8]。雖說教育事業牽涉層面甚廣，需要考慮很多條件，但這麼輕易就放棄理念，就「真不該了」。

最後一戰　 還有一些後話……

中大師生均意識到事態已迫在眉睫，若不趕快行動，危機將成為暴政。不少學生組織結合校方、教師等，成為支持「六四制」陣營的新力軍。1988 年 6 月 26 日，中大在邵逸夫堂舉行了大集會，共三千名中大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參與。10 月底立法局辯論〈第三號報名書〉，各個支持「六四制」的團體到遮打花園集會，中大校方提供校巴接載師生前往出席，可見其立場之鮮明。集會一共有一千多人參與，其中四分三以上為中大師生。

報告書諮詢期過後，消息指教育統籌委員會仍堅持其建議，並提交行政局，經通過後便會成為政策。12 月 2 日，即上學期最後一天上課日，由中大學生組織發動、校方合作的情況下，成功舉行罷課。整個百萬大道坐滿參與者，人數約四千人，成為中大集會人數最多的「歷史創舉」。

然而，這只是一個表態行動，無力抵抗政府施政的洪流。1989 年 1月，政府宣佈行政局已接納大部分建議。即使中大於 2 月聯合其他大專院校學生會，動員同學到布政司署集會抗議，也無法改變既定的政策。集會當日，校方再次出動校巴接送學生過海。最後，大專界約五千名同學參與，其中四千餘名為中大生。

集會結束後，大型的抗爭基本上已劃上句號，剩下一些零散的抗爭活動。後來，6 月 4 日一下子得到各大學的注視，把這些最後的微弱燭光都蓋過了。

學校方面，最終也敵不過金錢的力量。89 年 10 月，UPGC 向大專院校明言，若不接受〈第三號報告書〉，將得不到有關的學額和撥款。中大迫於無奈，唯有低頭。

[1]　Student-orientated teaching（簡稱 STOT）為中大其中一種上課模式，源自美國心理學家 Carl Rogers 的 Student-centred teaching 主張。它強調由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教師只居於次要地位，因此又稱為非指導式教學 （indirect instruction）。
當時中大一年級生只有暫編主修，可自由選修任何學院（文理社商）學系課程，在第二年才正式確定主修科。除主修外，學生可從其他學院選取副修（一至兩科）。而在四年內，學生必須另外修讀至少一科主修以外其他學院的課程，稱為通識教育。
[2]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安徒，《中大四十年》
[3]　 中大認為四年大學的教育基本上是通才教育，因此「核心課程」四大領域的課程規劃以「通才教育」為核心理念，意在培養中大學生博雅的素養，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亦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潛能。這些課程不同於專門性、職業性、技術性的課程，而以博雅教育為目的。
[4]　當時兩間大學和理工學院的經常及非經常費用，幾乎全部從公帑撥支。政府認為有責任確保公款運用得當（但尊重大學自治地位），於是成立這個委員會。其權責為監察立法局批准的教育經費，並提出意見和修訂。根據官方數字，它控制專上學院逾九成經濟權力。
[5]　 1988 年 6 月 17 日華僑日報、文匯報、東方日報。
[6]　〈第三號報告書〉3.53 段。
[7]　86-87 年度，升讀美加的學生有 3900 人，英國有 1600 人。
[8]　以上對〈第三號報告書〉的批評大部分來自〈香港學制問題真相︰解剖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由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於 1988 年 10 月出版。裏面詳列種種對報告書的質疑和批評，最後提出一個更有利香港學制的方案。有興趣不妨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書庫，找找這本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