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你們一起闖過的三改四

這些年－－你們一起闖過的三改四
文︰ Jeffiu

對於大部分九十後（包括小記）來說，中學七年大學三年的課程，像是與生俱來、毋容置疑的。知道中大本來是四年制，後來被強迫轉為三年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教統局宣佈新高中學制（三三四）後，社會各界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峰迴路轉教育重現光明，有人說是高官又一擺弄教育的實例。現在就讓我們細看三改四過程中的種種事件，並重新審視這次教改。

預告未來的兩次檢討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98-00 年間，就香港的整體教育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檢討，並於 2000 年 9 月向政府提交〈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書，當中提出了三年高中學制的構思，亦指出實施新學制需要多項條件的配合和周詳的前期準備工作，所以建議成立工作小組，深入研究實施三年高中學制的可行性、具體措施、過渡安排及推行時間表。12 月，該工作小組正式成立，並於 2003 年完成〈高中學制檢討報告〉，內容包括實施三年高中的優點、制度考慮、初步構思、編寫課程等。綜觀全份報告，對中學課程的闡述詳盡得很，有關大學課程的部分倒著墨不多。這似乎已在告訴大家，這次教改是以中學為重心，專上教育相對而言倒成了配角。

正式諮詢

這些構思經過一連串的整合，終在 2004 年 10 月以全新面貌出生了。教育統籌局（下稱教統局）發表了〈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的諮詢文件，就改革的課程設計、實施時間和財政安排等問題，諮詢各界意見，為期三個月。由於這是香港九七回歸以來第二次大型教育改革（第一次為母語教學），社會十分關注，且透過不同渠道熱烈討論。

當時主流意見認為新高中學制下，中學生選科自由度較大，也有考試以外的評核模式，可減低學生壓力。通識科有著較多的爭議，主要圍繞課程範圍、考試評分、推行迫切性等。專上教育方面，大學轉為四年制，與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大學年制相似，較切合現代的教育模式。與中國的學制接軌尤其明顯，因 CEPA[1] 顯著加強中港兩地經濟與文化的交流，改制有利兩地融合。另外，四年大學生活令學生容易分配時間，與三年制相比更有彈性。[2]

總的來說，就如文件開首所言︰「社會人士普遍認同三年高中、四年大學的制度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空間，同時更順應二十一世紀國際教育發展的大趨勢。」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亦道︰「學制改革會為香港帶來重大的長遠利益。」

諮詢過後，教統局在 2005 年 5 月發表了〈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正式落實「三三四」新學制。在考慮過社會人士的回應，以及學校和教師是否有充足準備等因素後，決定由 09-10 學年開始實施。

不過，諮詢沒有因而結束。之後兩年，教統局也舉辦了多場學校及地區座談會，聽取意見。直到 2006 年 8 月，教統局發表最後一份報告書，整個諮詢終告一段落。

大專院校零話事權

即使社會對「三三四」有不少質疑，普遍均認同有必要改制。很可惜，改制隱藏著不少容易忽略的後果，而且危及整個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現在讓我們一一拆解。

首先，整個「三三四」是針對以往五年中學，兩年預科的課程，而作出改變的。這不只是從篇幅上表現，諮詢文件有云「大學一直以來都表示支持四年制學士學位安排的建議，並渴望盡早推行新制度」。後面還有「專上院校必須檢視課程……確保能與新學制充分銜接」[3]。

小記只覺得這正正顯露出政府不重視大專教育的思維。首先，不見得各大學的意願如此一致。除中文大學有其歷史背景外（詳見前文〈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其他院校本身均為「三年制」大學，或是在政策實施後才正式成立的。「一直以來都支持」只是騙人的煙幕把戲。

再進一步說，為配合中學的學制，就可任意改動學位課程嗎？即使說多少遍「四年制」的好處，那也不代表大學的年制可由政府任意更改，而不需要各大專院校的同意。根本原因在於各院校的撥款受制於大學資助委員會（UGC）[4]。院校的意見幾乎完全被消音。連命根兒也在政府手中，又怎會反對這種表面是復興光輝的「四年制」，暗裏卻繼續干預教育的手段？各大學管理層是否贊成改制，從來都不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因素。他日如果國民教育「有幸」入主大學，看看會不會有管理層抗議？如果不改變這種體制，大學沒可能維持其辦學理念及社會責任，倒淪為生產學生的工廠和建制的傀儡了。

真係咁正？　你 ‧ 呃 ‧ 人！

與大學相比，中學受的影響更大。新高中學制下，考生只須考一次文憑試，就可升讀大學。這算是解決了以往兩次公開試的雙重壓力，但一天香港的教育還是考試導向，那芸芸學子的壓力將永無消除之日。現在經大學聯招（JUPAS）入學的學生，考試成績決定了那些科目與你無緣。因為你的成績在 xx 系的報名隊伍上位置太後，所以進不了 xx 系了。這不是考試導向，難道是興趣為先不成？

所謂的通識教育更有趣。面對填鴨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練成就的考試方法，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到底還是比較平等的，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組合。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有那麼一批為數不少的人，雖出身貧寒卻能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但若是要學通識教育，一個父母均受過高等教育，自幼培養閱讀愛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心，放假能隨家人旅行甚至遊學歐洲的少年﹔與一個來自單親領取綜援家庭，閒暇要操持家務甚至幫助長輩工作，去一趟東莞都要左算右計的同齡同學，二者之間就可能有極大差別了。因為表達、溝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種種能力所涉範圍甚廣，而且不是單在學校有限的條件下發奮苦學就可習得。光是做功課要交研習報告，一個有大專學歷的父母指導協助的孩子，和一個父母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日夜加班的孩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5]。在兩個通識教育的重要環節——獨立專題探究（IES）和其他學習經歷（OLE）——上，這種拉闊「貧富」學生差距的學習模式，可謂弊端處處。

文憑試另一「賣點」是認受性。到目前為止，全球多國共百餘所大學承認文憑試的資格，許多新高中同學免去了考 SAT 和 TOEFL 的煩惱。這可理解作中學教育國際化的現象，在大學也開始國際化，以及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似乎不可避免（大學國際化牽連極廣，詳見前文〈國際化三部曲〉）。然而，單憑增加通識科、其他學習經驗等，就跟與國際教育接軌劃上等號，是不是想得太美好了？國際化本身包括對他國文化的認知、批判思考、國際視野等多元化的面向，在中學六年制怎可能如此容易一下子處理得了？別當香港學生全部都是天才。而且所謂的留學生，有多少個回港後真的「broadentheir horizons」？小記同年中五到外國唸書的同學，沒一個像樣。也許片面，也許真實。

想深一層，文憑試得到別的大學認受，是因為它的評核方式得到認同。即是說，某大學認同文憑試的成績能反映該學生的能力，而判斷的只是評核成績的部分。可是，教學內容是完全與之割裂的。你教的可以是天花亂墜的東西，也可以是無聊透頂的知識。文憑試的成績能顯示學生考試的能力，但不是他在香港教育下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這正正再次打破了上面所講「接軌」必然順利的幻像。

兜兜轉轉　不等於原地踏步

若縱觀大學學制的改變，或會有人這樣想︰白幹了一堆活兒，還不是四年制嗎？這說法沒錯，但忽略了改制的歷史意義，以及四年制實際帶來的改變。舉例說，四改三事件反映了港英政府如果以教育之名，鞏固香港殖民地的意識，同時以學生為主的運動極多，大學生多對社會甚為關注（詳見〈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三改四顯示社會對四年制的信心，以及對通識教育、國際化的盲目追隨，忽略基層透過教育向上流的角度。要記住，社會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有階級之分的。改制或許為教育理想帶來希望，但也可能同時摧毀某一劏房家庭的脫貧夢。

社會學中有一概念︰轉制（Transition）——由一個社會制度或組織模式轉向另一種——會涉及當時的資源分配、政治、社會、及文化層面 的 轉 變。也 就 是 說，透 過 制 度 改變， 可 理 解當 時 的 社 會氛 圍 和 各 持分者的立場。這些訊息對於分析未來教育的方向，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大眾對教育抱有厚望，位處高等教育頂端的大學，有必要藉歷史事件認識過往的不足，配合當代時勢，訂下發展方向。大學生身為大學的一分子，也應明白制度的不足，為不公不義之事抗爭。

最後不得不提，如果沒有改制，中大不會多了這麼多幢嶄新又摩登的教學樓。跟以前山區大學一般的感覺，真的城市化了不少。同學多了地方上課、享受冷氣，要犧牲的是自然環境。在改制下，它們變得理所當然。你覺得呢？

[1]　 全 稱 為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Partnership Arrangement，〈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於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訂。
[2]　詳細的理據可參考〈從世界學制的歷史發展看香港學制改革〉何景安，〈《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意見書〉，12/2005，教協網頁。
[3]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4.29，4.31 段。
[4]　UGC 的終極任務是在有限的資源下，為香港各院校作出撥款機制。部分更以競投性（competitivebidding）的方法撥款，即要求院校報告書，陳述開設科目或科研之因由，最後由 UGC 決定由誰執行。情況類似競標。
[5]　〈通識教育的危險〉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