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愛人如己——訪影行者成員張善怡

文: Kelvin

我認識的張善怡（Selina），很斯文，身子弱，雙眼又圓又大，街坊說她吃麵包的時候像倉鼠。她比我大六年，是第36屆中大學生報的編輯，語言學系畢業後當過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簡稱街工）的勞工幹事，現在是基層錄像團體影行者的成員。

問她為何投身基層運動，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覺得這社會已經太過亂黎 ， 用英文嘅講法，就係fucked up。當我被拋擲在這個世界，我會想，我該要做甚麼？」

思考個人與社會　始於宗教信仰　

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家庭，在家庭壓力下成為了一名天主教教徒。宗教信仰使她開始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究竟所謂『愛人如己』是甚麼，如果人人都愛人如己，社會會否變得更好？」中學時期她做過天主教同學會的會長，剛進大學時甚至決定當教堂的主日學導師，參與宗教教育的工作。

然而，05年入大學後，她愈來愈懷疑自己的宗教信仰。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機緣巧合下她參加了學生報的迎新營，然後上莊，接觸到政治、經濟、性別等不同範疇的議題。除了工作量上，主日學和學生報有所衝突之外，隨著認識社會問題愈深，她開始認為她所理解的天主教，一方面看似導人向善，同時卻是一些社會壓迫的源頭，例如對同性戀者和性工作者的歧視。她因重視社會公義，經過反覆思量後，在教堂鼓起勇氣向其他教徒分享了她的掙扎，就辭退了主日學導師的工作，也不再稱自己為天主教教徒。但「愛人如己」的想法，仍對她影響深遠。

人生轉捩點

大學三年間，除了信仰上的掙扎，Selina開始接觸基層議題。她的父母是基層：父親是酒樓廚師，每一兩年就失一次業；母親當年則是陪診（陪老人家看醫生）合作社的成員。她在報社工作時，就寫過有關工人合作社——脫離僱傭勞動制的剝削，沒有老闆，工人能夠平等參與工作上的所有決策——的專題，加上報社所在的范克廉樓就有一個女工同心合作社，讓她瞭解到經濟民主的重要性。而大學三年級時，07年香港發生過.鐵工工潮，令她知道工人在社會根本沒甚麼議價力，

「經濟差就減人工，但經濟好左就唔會加人工」，除非團結起來罷工阻止生產運作，否則社會根本不會關注他們的處境。

見識了底層工人如何被社會體制壓迫後，她開始認真思考，自己可以為社會的弱勢者做甚麼。畢業前夕，08年三四月的時候，身邊所有同學都為前途奔波，「那時我想，如果我將人生大部分時間幫大財團工作，我會覺得不太好。」所以她想過教書，或到一些民間組織工作。雖然還未想得很清楚，但由於經濟壓力，她怎也需要一份工。一次翻閱報紙求職版，她碰巧見到街工的招聘廣告，就把心一橫試試，寄了求職信。於是，她語言學系畢業後加入了街工做全職勞工幹事。這工作月入約一萬，足以維持她的基本生活，同時能讓她踏上基層運動的路。

在街工見證基層的血淚

在街工工作期間，透過親身接觸工人，她深深體會到底層工人的狀況有多水深火熱。除了以電話接受工友對勞工法例的查詢時，聽到很多工友受資方剝削的經歷，她基本上每天都要陪一些工友到勞資審裁處追討欠薪、扣假等，但整個追討程序根本不鼓勵工友去爭取合理權益，「係我做果一年半內，從未經歷過一單個案係係勞資審裁處的範圍以內，工友係可以捱到去等個法官判。」審訊是長期的作戰，工友常要請假到勞審處，令他們很擔心飯碗不保；長時間的身心煎熬，加上法庭會不斷勸工友跟資方做庭外和解，大大削弱工友抵抗不公的意志，最終就使很多工友放棄追討。

聽著一個接一個經歷，我也彷彿感受到工友所承受的不公，有多沉重。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土地、工廠、機器等）的底層工友，為了生存，只能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有錢佬售出自己的勞動力，然後受盡壓榨。再者，富人有錢有時間慢慢打官司，窮人卻不能，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是個謊言。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體制裡面，基層就是處於這種狀態：被分配最少社會資源，難以過自主、有尊嚴的生活；在工作上飽受剝削，想爭取較合理的待遇的時候，卻深感以卵擊石之難。

見證了這麼多工友的辛酸，當我問Selina有何感受，她沉思了一會，

「其實只有無奈。基本上你可以做到嘅野，就只係俾最充足嘅資訊佢，或者就算幫佢攞唔返全部，都攞得返啲。」

加入影行者傳播基層聲畫

在街工工作了一年半，Selina雖然很努力工作，放棄了不少個人休息時間，但她覺得跟進零散個案比較多，難以令基層工友和街坊重拾尊嚴和自主：自己仍是救援者，他們仍是被動的、等待救援的人。這為她帶來一些困惑和無力感，她漸漸覺得，連結不同的弱勢者，使他們互相支援，有足夠的力量自發組織起來，成為真正抗爭的主體，才是她所認為的、比較理想的基層運動方向。加上她那時常病得提不起勁工作，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她於是在09年底辭了工，希望休息一會。

她在街工工作時，由於運動內部的資訊流通，她已對另一民間團體影行者有基本認識。關注基層議題（如住屋、勞工、小販議題等），集中拍攝基層參與式紀錄片（影行者成員與街坊共同參與拍攝與抗爭）、做資訊傳播、影像藝術普及化的影行者，會做較多長期組織基層街坊的工作。她休息了三個月後，就加入了影行者當全職職員，嘗試用其他方式參與基層運動。

影行者會在不同社區做影片放映。例如，每年影行者都會跟自治八樓合辦社會運動電影節。去年社會有強烈排外氣氛（反「蝗」、反外傭居港權等），對很多社會的弱勢者（如新移民）造成壓迫。影行者因而帶著以「本土異鄉人」為主題的短片合集，走進基層社區做放映，並跟街坊進行映後討論，分享與移民相關的生命經驗，以及思考改變社會的可能。另外，影行者也會向為基層街坊提供拍攝工作坊，讓街坊紀錄自己的生活，以及被社會體制輾過的傷痕。

以影像抵抗遺忘及失語

為何影像對推動基層運動那麼重要？「若你問最忙碌的工友，影像跟他有何關係，他或許只會答，下班後看一兩個小時看電視劇，就是一天裡最大的娛樂。」但她不太認同這種被動的接收和消費。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權無勢者的聲音彷彿無影無蹤；愈有財有勢，在社會裡就愈多發言空間。為了對抗這現象，影行者希望基層市民嘗試進行錄像創作，或拍攝數張相片說自己的故事，「人人都需要一個渠道去抒發感受，每人的聲音也應被社會聆聽和理解。但他們（基層）生存於這社會，總是沒有人願意聽他們說話，或者只會有人責罵和欺負他們，所以，掌握自主發聲的渠道就很重要。」

對基層街坊和工友個人而言，拍攝影像紀錄，能令使他們有機會細緻梳理及表達生活經驗，繼而重拾改變自身處境的動力，乃每個有尊嚴的人應有的權利；這些能夠彰顯社會深層問題的影像故事，在不同基層社區傳播，讓其他街坊和工友看到後，就有組織弱勢人民團結反對壓迫的可能，因而令底層人民重新成為基層運動的抗爭主體。

紀錄‧行動‧連結

影行者另一重要工作是參與式紀錄片製作。訪問期間Selina提及最多的經驗，是她加入深水.順寧道重建關注組時，跟受舊區重建影響的基層租戶，群策群力爭取合理安置權，並一起拍攝整個抗 爭 過 程 （ 詳 見 其 作 品 《 順 寧道‧走下去》）。在抗爭當中，影行者，就是要拒絕當旁觀者，而選擇跟街坊走在一起，成為其中一個參與者。記得影行者的一篇 文 章 說 過 ：「 面 對 不 公 義時，先不談什麼藝術工作者什麼拍片的人，我們首先得是一個人，不是嗎？」

順寧道很多住套房和板間房的租戶，都是最無權無勢的基層。當收到市建局通知，政府要重建該區，很多業主就逼租戶離開，而租 戶 的 安 置 ， 市 建 局 則 不 會 負責。從舊區重建得益的，從來不是基層租戶，而是政府、大地產商和一些有較多資本的業主。「住屋也是一個勞工問題，畢竟它佔了很多基層工友生活開支的一大部分。」有個姓楊的租客，除了參與抗爭期間的居民會議，還學會了錄像拍攝，訴說自身處境和 表 達 對 市 建 局 欺 壓 窮 人 的 看法。影行者留了一部攝影機給她，讓她在平日生活中做紀錄，她還主動拍攝業主如何欺負鄰居，拍下震撼的影像。即使抗爭到最後，不是所有街坊都能如願以償，「這至少令基層街坊透過一起思索和討論，開始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

除了自主，還有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其實街坊之間也有不同想法，透過尋求共識，就可學習瞭解對方的處境，繼而思考如何令大家都生活得好。這使同一社群內的人、以及不同社群之間的互相支援，可以在這個充滿疏離的社會裡萌芽。Selina說一些順寧道街坊爭取安置權的階段結束後，就開始去其他支援其他地方受重建的基層街坊，繼續參與住屋正義的運動。不同地區的重建關注組會互相分享經驗之外，

「 之 前 菜 園 村 村 民 有 遊行，順寧道的街坊也有參加。」如是者，街坊與影行者的創作、傳播、抗爭，就植下了受壓迫者互相連結的根，使基層運動繼續壯大。

我想，這種真正愛人如己的思考和行動，才能使看似遙不可及的社會公義，有實現的可能。

後記

平時跟Selina交談，會感受到她有多重視他人，她常說工友怎樣、街坊怎樣，而較少表達自己的感受。從街工到影行者，一直參與步履艱難基層運動，她坦言，快樂不易，「因為你永遠知道，就算有一個重建街坊爭取成功，有一個工友追返份糧，咁都係仲有好多人仆街緊。」

筆者整理這篇訪問期間，遇上了屈臣氏送水工人的罷工，向資方爭取加薪及減少外判人手等合理待遇。[1]工友儘管用了三天罷工，幾乎完全停止了送水的運作，資方仍只肯給予小恩小惠。罷工終結後大部分工友復工。

而這場罷工在社會裡，彷彿隱形。

1. 詳見影行者拍攝的、已上載於youtube的紀錄片《最終加了一仙幾毛－屈臣氏工友罷工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