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繼遠專訪

原創文章  訪問、整理：法蘭啤周  歷史  九八至九九年度，除了一般的文康體福的工作外，居港權 事件大概是學生組織最傾力參與的事件。社會各界在居港 權事年的參與，本由九九年終審法院於一二九的判決，及 其後港府的「一六七」恐嚇和繞過終審法院尋求人大釋法 掀起高潮，然而學生組織在三、四月間的莊期完結，與事 件未完而學生撤退有著程度不一的關係。如果事情的發生 是需要一些事作誘因的話，催生「中大基層關注小組」— —中大其中一個近年能持續吸引同學參與的學生組織—— 的誘因，卻是一些事的消失或不再發生。  馮繼遠，九八年入學，一年級加入了崇基學生會，翌年（ 第三十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會長，基關組的創始成員之 一。   --------------------------------------------------- 剛開始時的基關組，成員有：馮繼遠、楊國雄、陳昭偉、 周暉、謝錦昌、許少英和岑潮輝。 ---------------------------------------------------  居港權事件的發展（更準確的是沒繼續發展）——即學生 組織在事件並未完結便逐漸撤退——令當時一直參與事件 的馮繼遠想到，不論是居港權事件也好，其他事件也好， 除了上街叫喊口號外，應該會有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應  該有一些長期的工作可做。二千年他再上中大學生會幹事 會，政綱中出現了撰寫時並未有具體內容的「基層工作」 。  初期的基關組  「基層工作」第一項具體工作，便是以「中大基層關注小 組」的名義，在學聯的社運資源中心辦了一個漫畫vcd班「 飄流漫畫室」，介紹基進[1]漫畫和動畫。漫畫vcd班的確 吸引了一些同學，有的被「基層」吸引、有的是被「基進 」吸引、更多是被漫畫吸引。這個「興趣班」，令基關組 結識到一些往後繼續參與的新朋友，但卻沒有延伸出其他 和基層有關的活動。   [1] 基進（radical）一字，在二十世紀政治語彙中，有激烈和 牽連廣（far-reaching）的含意。基進的取向與教條的（ dogmatic）、革命的（revolutionary）及溫和改革（moderate reformist）的取向相對。詳見Keywords， Raymond Williams 。   二千年暑假的後期，基關組開會檢討及討論往後的工作。 當時的基關組組員開始構思探訪基層團體，暸解不同團體 關心的議題、也暸解團體本身面對的問題，從而和他們商 討學生參與的可能性。當時考慮聯絡的團體有紫藤、木屋 福音團契等，他們也曾計劃將探訪的經驗集結成書。當時 馮又夥同謝錦昌（同年中大學生報編輯）進行「落區」活 動。為了對基層生活有較具體的認識，他們二人便跑到深 水[土步]認識板間房住客的生活。然而，他們「想認識」 的前提是不大認識，不大認識便容易鬧笑話：上了樓，但 無法辨認那門口後的是板間房，見面也不大知和他們談甚 麼。鏡頭一轉，他倆已在北河街街市大廈的頂層，隔岸遠 眺板間房的生活情況。  具體認識——對參與和組織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可想 而知。  女工合作社  第三十屆中大學生會的莊期期間，范克廉樓正進行大裝修 。校方希望在范克廉樓預留空間設一小賣店，學生會當時 極力主張，面積越小越好，位置也越偏越好，例如在廁所 旁邊，馮笑說「反正不是ok便是seven」。  當時基關組成員的腦海中還沒有「合作社」這概念。有一 次，馮與朋友談起學生會可開展甚麼工作，機緣巧合談到 校裡的工作條件：大學坐擁大量資源，而校園內卻仍大量 以外判形式招聘員工和購買服務，與外界沒甚麼分別。又 剛巧聽到有朋友提及合作社這概念，更偶然的是馮給朋友 「屈」錢，買了幾本《基進論壇》[2]。「從外間引入合作 社」這構思，便在當時開始形成。   [2] 香港一本已停刊的社會文化評論期刊，刊載過不少評介本 土和外地合作社經驗的文章，詳見第一、二、三、五期。   馮指出以市場的標準量度，香港以往的合作社經驗都是不 大成功的。但當時基關組卻認為校園能提供一個較好的經 營條件，例如當時仍是不用繳租的；校園的人流、消費模 式較穩定，經營者較能準確預計等。更重要的是，在校園 內辦合作社能徥到學生和學生會支援。首先，組織合作社 的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在校園內籌得若干款 項，這筆款項加上女工會從其網絡所籌得的，對合作社初 期的營運非常重要。她們在校園內籌款的過程中，亦乘機 向同學介紹合作社和相關的邊緣勞工議題。有修會計的同 學幫忙處理帳目、不少老師亦在不同的場合傳達「中大即 將有一由女工組織的合作社」這消息。馮認為，女工是「 空降」入中大的，她們既對中大的況不熟悉、又不是市場 推廣的專才，故此同學對合作社的理念的瞭解，給合作社 的意見，對合作社的發展是重要的。  有關基層路線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要關注的，當然不止基層，甚至一直以 來都不主要是基層，校政、社會政治議題長久以來都佔據 幹事會的工作的最重要部份，為甚麼選擇基層工作這路線 ？有沒有來自其他幹事的阻力？  基關組的開始，不能抹煞當年幹事會中獨特的因素。馮指 出第三十屆的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當中不少都是剛落莊的 書院學生會幹事，相熟而有合作的基礎。而不同幹事都有 自己專注、甚至獨當一面的工作範圍，有人關心校政、有 人關心政治民主，高度的分工甚至令莊員無暇幫忙、遑論 詳細暸解其他莊員的工作。然而深厚的合作基礎令他們互 相信任，故分工各自努力不是問題。  同時，馮認為大學生是已坐擁許多資源的一群——「神聖 」一點的，整個山頭的教授、幾個圖書館的書籍資料，讓 同學走進學術殿堂；「世俗」一點的，有校方為同學苦心 經營的就業網絡，唯恐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拉低畢業生的 就業率——學生組織固然能以許多理由為同學爭取權益， 但既然該等議題已經有幹事主力處理，其他人手便應開展 其他工作。對爭取政治民主，他沒甚麼不同意見，「有就 梗係好啦」——但整體而言，從基層自發和政治制度改變 社會同樣重要，應該相容。  此外，李光耀、居港權等事件給馮的啟示是，單單打著公 義民主的旗號凡事反對，是無法長期持續的。他認為不同 事件中的公義民主的意思都有不同，爭取居港權中的人權 和六四爭取的人權的意思便可能很不同；不同團體的利益 會不斷因不同事件產生矛盾，長期高叫原則簡直會「人格 分裂」。  馮強調，正是在這情形下，同學應超越只對崇高原則的抽 象同取向。學生組織更應動用學生資源，放在對社會有意 義而具體的工作上。  難關                        馮認為現在學生基層工作先要克服同學的準中產意識。香 港最主流的幾份報章，右傾的立場都十分明顯，低下階層 都是隱形的，讀者將報紙翻完後準不會覺得社會有問題。 他認為這種報紙對許多同學的影響力都很大，結果令同學 都「奇怪地不熟識基層」。在與同學討論基層問題的經驗 裡，馮覺得礙於同學沒怎麼接觸基層的生活的機會，缺乏 親身感受，他們根本無法想像基層的生活，這也是討論每 每無法持續的原因。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他期望有心關注社會的同學應該先好 好看清楚這社會。而在學生組織中「打滾」，便是看「清 楚」的紮馬動作。馮的親身經驗是，莊員落莊後便會消失 。沒有人願意留在組織中，動員不到同學，沒有累積的可 能，工作也不會成功。  學生在基層運動的角色        問到學生在基層運動其實可以有甚麼角色，馮認為學生其 實不太可能自行組織基層工作，個別同學自己到基層團體 蹲點幫忙則還可以。學生的流動性較大，少有能長時期參 與基層工作，但不長期參與則難對具體議題及工作有充足 的了解，自然「寸步難行」。反之，若能與基層團體合作 ，基層團體便可以成為載體，逐漸凝聚有志的同學，即便 不能形成有組織的學生基層工作，也最起碼能支援個別團 體的工作。就如女工小賣店，開業後一段時間，當合作社 的運作漸趨穩定後，其實已吸納了一批神學樓的同學晚上 在小賣店當值，過程中他們也增加了對基層團體的了解。  馮亦指出，同學的參與，也或多或少幫助了女工理解自己 在中大幹甚麼。馮回憶說，合作社是甚麼，大家一開始時 都不是很清楚。反而是同學在小賣店當值，不時與女工談 合作社的理想，合作社究竟是甚麼便逐漸變得清晰。這樣 互相支持，合作社的生存和發展便不會只是一個可行不可 行的問題，也不會只變成一盤生意。具體的例子是，女工 早前曾和在城大和嶺南同是經營合作社的女工一同前往台 灣，與當地的團體交流合作社經驗。如果沒有與同學互相 的支持，如果不認同合作社一定程度上是對邊緣勞工問題 的一種回應，如果合作社對女工真的只是一盤生意，這種 交流活動可能是難以理解的。  此外，他又認為引介理論是同學參與基層另一方法。馮說 ，相較一般全職基層工作的人，同學一般沒甚麼實際基層 工作的經驗，較能空談理論，空談理想。團體中人當然不 是沒能力談理想，但當日復日的瑣碎工作已將他們壓得喘 不過氣時，他們大概沒太多空閒想社會變革的可能。訂下 的工作目標都是相對短期的，三兩年內便要完成，談社會 運動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有精神都寧可多處理幾個個案， 談理想有點不切實際。就是在這樣的格局下，許多關心社 會、會就社會問題寫文章的學者，他們的想法或文章都會 被忽略，無法成為有用的本土社運的理論資源。這樣的社 會，很「悶」。馮認為，實質參與基層工作的同學正可在 這裡介入，在較了解具體問題的情況下引進理論資源，不 斷再思社運和社運團體的定位和定向。